中国 - 心驰神往之地
在我的生命中一直梦想着去中国。那片我的亲属曾经传播过福音的土地令我着迷，而西藏则更具诱惑。我所崇拜的英雄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为我展现了中亚、西伯利亚、中国以及西藏的广袤版图，我搜集阅读了他所有的著作。任何一个能够在灼热白日里将自己埋入沙中、夜间跋涉于戈壁沙漠，经历数周后终于走出死亡之海的幸存者，必定具备一种古典探险家的特质，我希望成为那样的人。
赫定先生住在斯德哥尔摩。十四岁那年的某一天，我冒昧去登门拜访。难以置信的是，他居然请我进屋聊天，并讲述了他的经历。这次会面确定了我将来所要追逐的梦。在我日后游历世界的那些年，这些梦始终在涌动。问题在于中国一直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存在。那里的政局绝非良性，多年来美国政府觉得可以忽视拥有一亿多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我和许多人一样，对此很难理，无论政体和意识形态有多大差距或其内部弊端多难以接受，也不至如此。
其实台湾也好不到哪儿，政府腐败且不得民心，但却被假定是代表大陆十多亿人民的合法政权。1959年我到台北时，每个排队过海关的旅客都会被移民官询问是投票给尼克松还是肯尼迪。答复的结果立竿见影。肯尼迪支持者的行李被翻了个底朝天，而尼克松支持者的碰都没碰便迅速通过。这让我们排在队伍后面的人学聪明，立马调整选票，整条队伍瞬间全成了尼克松的支持者。
但正是尼克松首次攻破了那堵自1949年筑起的高墙，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从获悉中国将可能开放旅游的那一刻起，我便决定要成为将游客送往中国的首批旅行商之一。在着手策划林德布雷德旅行社1973年度旅行计划时，我联系了中国国际旅行社，结果碰了第一个钉子。他们礼貌地回复说本机构并非为服务美国旅游客人所设；无论人多人少，今后的计划也是继续只接待应邀访华，具特殊兴趣的小型参观团。（译者注：中国国际旅行社，简称国旅总社，英文名称China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s，缩写CITS，当时与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即国家旅游局的前身合署办公，所谓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我徒劳地试图劝说他们让《林德布雷德探险者号》游船来中国沿海，我们可以自行提供住宿，客人登岸游览可以徒步，这既不存在酒店问题，也没有交通负担，更不会给当地人增添麻烦。我反复与旅行社联系沟通，但似乎毫无进展。
1974年2月，我刚成功结束一次南极航游，乘坐《林德布雷德探险者号》沿智利海岸返航，行驶在从麦哲伦海峡到圣地亚哥的中间海域，这里海岸嶙峋绮丽，点缀着许多内陆水道和峡湾。正当我们朝着位于将智利与阿根廷分隔的安第斯山脉西麓，一个名为蒙特（Puerto Montt）的小港时，船上电讯室收到一份电报。这是我在埃塞俄比亚航空工作的好朋友汉斯•温特 （Hans Winter) 发来的，电文说已为我拿到一份中国国际旅行社邀请函，让我立即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讨论未来旅游的可行性。这是我多年来一直期盼的突破，尤其是在过去一年我所做的所有尝试都碰壁之后。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时刻！但又存在一个巨大的难题。电报特别嘱咐我必须在四天内到埃塞俄比亚领取签证。此时我们的船距蒙特港还需一整天的航行。从那里，我将面临着横穿安第斯山，到达阿根廷偏远且贫瘠的地区，然后搭上一班飞机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那里我可以飞巴黎，才有机会衔接埃塞俄比亚航空，在紧张的时间内如期抵达亚的斯亚贝巴。 我研究起路径，地图和航班时刻表。我们正处在一个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困境之地。由于政治原因，从智利直接飞往阿根廷根本不可能，唯一选择是陆路跨越安第斯山到阿根廷中部的巴里洛切（Bariloche）机场。要到巴里洛切，我必须搭乘跨湖蒸汽渡轮，转乘私家汽车爬过一个个山口，途中大约需要六次这样的换乘。这是一次穿越半个南美洲、横跨大西洋到欧洲、再南下到埃塞俄比亚，然后飞过半个地球到中国的不间断的旅程。
这趟纵横世界的旅行着实可以大书特书。我坐着轮渡跨越了不只是一个智利的湖泊，而是数个。湖与湖之间绵延着看似无尽的山峦，汽车在山路上如同加拉帕戈斯龟一般爬行。当我最终穿过这两百多英里的路程，到达安第斯山另一侧的巴里洛切时，庆幸没等多长时间就顺利搭上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班。奇迹般的更是当晚居然有一班飞机前往巴黎，而且可以有充足时间衔接上飞往亚的斯亚贝巴的埃塞俄比亚航空的航班。
1974 - 首次中国之行
我和五位旅游业同仁从埃塞俄比亚出发，都是应中国国际旅行社（China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s, 简称 CITS）的邀请。我精神兴奋但精疲力竭。这趟穿越南美、跨越大西洋的飞行，再加上到非洲的航程，铁人拉力般不间断的旅途劳顿几乎耗尽我的体力。可为了这一次旅行，我已等候多年。从1949年到1974年，中国一直紧闭国门。我仅是透过在瑞典的姑妈（姨妈）的眼睛远瞩过一次，她曾在1954年时被特许访问过中国。
我们一行抵达中国时正值政治气候趋向缓和，但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的造反运动仍在进行。1974年毛和周都还健在，“批林批孔”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举国上下都在揭批曾被认定是毛的接班人林彪以及儒学思想家孔子的“罪行”，工厂、学校和各个单位都被要求组织召开批判会。 我记得在一个幼儿园教室里发生的一幕令人惊恐的场景。几个四五岁的小孩围坐在一张桌子旁，突然，一个穿着整洁的新衣服，可爱小女孩站起来发表了一通长长的演讲，最后，她举起左臂握紧小拳头高呼：“打倒孔老二，打倒林彪！”。立刻，所有其它的小拳头也都攥紧挥动，高呼同样的口号。另一个小女孩也跟着站起身，声嘶力竭地控诉她从父母亲那里听来的有关“解放”前的旧社会之黑暗。
所到之处，我们都能见到同样事情，证实意识形态压力的无处不在。毕竟那是1974年，当时内部派系斗争的结果是让曾被清洗，靠边站的官员重返工作岗位，从而引入新的改革机制，最终清除四人帮的祸国殃民。
但在我们当初抵达时，并没有任何改革的迹象。官员们都心怀恐惧，尤其是害怕与外国人交谈。所有官员身着一模一样的中山装，让你根本无法辨别谁是领导。他们忌讳通报个人姓名，只称自己是中国民航（CAAC）或中国国际旅行社（CITS）的代表。我们永远搞不清自己是否在与决策者会面。
在第一次会谈中，我详细阐述了我们访华计划的优势在于可以将《林德布雷德探险者号》带到中国访问沿海港口城市。我不确定我是否在与能够就此做出决定的人进行交谈，直到会议结束我也没搞明白。但是，会后我们被允许去上海、杭州、广州等城市参观，最后再回北京，中国首都，即许多西方人所熟悉的北平。我和我的旅游业同行被拼入一个法国外科医生旅行团，这是那种可以得到政府特许并在限定范围参观游览的“专业”团体之一。
当我们谈论对各地参观访问的观感时，旅行团成员之间存在相当多的争议。我们的访问日程中包括大量的宣传与灌输活动，例如参观缝纫机和自行车厂、住宅开发区、人民公社和幼儿园。但很少带我们去观赏人文或自然景观。与一团的法国医生在一起，我们被要求去参观医院，观看用针刺麻醉对患者实施手术，这在当时的西方世界中鲜为人知。我不清楚这种方法效果如何，只能如实禀报当手术刀切入时，患者的脸上因痛苦而扭曲。但整个过程看上去仍然非常引人入胜。
到处都对毛的语录盲目信从。一种宗教的狂热似乎掌控了即使是绝顶聪明的人。毛的著作便是圣经。人们依此为生，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都来运用它。对他们来说，毛的话语会创造奇迹。它能解决问题，创造就业，让妇女怀孕，也能为想结婚的女孩找个丈夫。在缝纫机厂时，满脸庄重的经理介绍说“感谢毛主席英明领导和伟大思想，让工厂的产量多番增加。”他还说，“有一次我们在努力研制一台能缝三种不同针脚而不是只能缝一种的普通缝纫机时遇到了难题。于是我们回到宿舍学习毛著。学完之后，我们找到了方法，立即设计制造出这种高级缝纫机。先前之所以失败，是没有好好读毛主席的书。”
和我们打交道的多半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但即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对毛的崇拜也是压倒性的。我曾与在一所大型医院工作的两名外科医生交谈过。两位都是在国外接受教育和培训，一个在哈佛和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另一个在爱丁堡大学。当那位哈佛外科医生告诉我 “我们在作重新接合由于事故而截断的肢体时遇到技术难关。断肢再植的肢体会发生肿胀，不得不做深切来减轻肿胀程度。这也并不非常有效。于是我们回宿舍学习毛著，从中获得灵感，让我们能够发明一种将静脉和动脉连接在一起的技术，从而解决问题，现在我们可以帮助来自全国各地，带着冰冻断肢前来救治的伤员。”
这番话出自一位训练有素的医学专家之口似乎格格不入，但类似的盲目狂热无处不在。在往后的那些年，我和许多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交谈过，他们如今都忏悔当年的那种盲目信仰，承认的确令人憎恶，但在WG期间，人们经历过是一段宗教极端主义的时期。经过反思，那种非理性般的催眠使理性的意识起初或许有七成，然后可能尚存一半，最后荡然无存。
1974年我们到达北京时，所谓的“四人帮”集团还没有被揭露。在毛和周都还活着的情况下，务实和改革的新生力量开始崛起，反对严厉打击和残酷迫害的思想也刚开始出现。随后，毛和周相继去世，新掌权的领袖们迅速开始修正毛在几乎所有领域里的政策：包括教育、工业、文化和宗教。随着这种变革，对非共产党国家的壁垒政策也开始出现松动。
四人帮包括毛的遗孀江青和三位顽固的极左官员。他们的最终倒台让许多人感到慰籍。然而，对类似的运动可能还会发生的恐惧依然存在。虽然人们并未完全享有自由，但相较于过去已经有进步。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统一的着装限制被解放。尤其是女性， 开始注重时尚，并且变得越来越有魅力。我曾留意过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是因为女性，情况可能会更糟。男性似乎更容易接受雌雄不分的着装平等，而女性则不那么容易。如果女人看自己的孩子穿得不体面，她们会富有创意地去打扮孩子 - 这是她们可以不必寻求统一的为数不多的领域之一。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和苏联之间存在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中国人民对其政府不存在极度恐惧。他们也不害怕与外国人探讨这个问题。新的国家政权试图理性待民。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具备相当的知识。尤其是对美国。他们对于美国的基本认知明显好过我们对中国的了解。许多人熟悉我们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家，而在美国，对中国政治事务了解的人则凤毛麟角。实事求是而非强制的作风使官员们勇于承认过去和现在所犯的错误。这种态度从高层一直贯彻至农村公社、居委会、工厂、乡镇和城市。
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早已停止。但这并不是说如果一个人反对官方政策并提出批评时，当地组织部门不会出面去指正他的错误。中国人普遍擅长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当地农村公社召开的形式类似于酒徒互诫会的批评大会上，人们起立，批判他人或检讨自己，或兼而有之。由于群众和领导都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有可能他们对同一桩事儿在今日支持，转天反对。
这种态度在美国是无法接受的。你必须要坚持你所表述的观点，无论对错。我们的文化不允许翻手作雲覆手雨。中国人会花时间琢磨政府颁发的政策的官方思路，并从思想和态度上保持一致。在美国，一个政治家要想修敢其基本的政治观点是很困难的；如果执意这样做，就会冒着导致政治生命死亡的风险。譬如，承认年青时信奉过马克思主义几乎肯定会终结其政治生涯。
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不断纠正错误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常态。这也是政府政策频繁变动的背后原因。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一直到现在都是在一条扑朔迷离的曲折道路上前进。
我们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受到乔治·米尼（George Meany）的极大影响，他在1950年初的一篇讲话中声称在早期的清洗中“有一千万人被杀”。尽管后来他承认这并无事实依据，数字是凭空捏造，而实际情况只是这个巨型数字的一小部分。尽管实际死亡数字大小都不值称道，但这个错误的陈述则引发了许多美国人产生对中国革命的反感和抵触。
毫无疑问，许多大地主在共产党接管政权时被杀。对于这个阶级的制裁之所以严酷的事因为地主阶级掌握着对农民的生杀大权，让农民遭受剥削和压迫、强暴和奴役。1949年数以千计的地主被审判，但从西方世界的角度来看，对地主阶级实行专政的行为本身也
是犯罪。人民法院的迅速的裁决，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是不公正的，大多数被定罪执法的人属于这种情况。
中国人信奉的是列宁主义，而非斯大林的理论。他们从未像斯大林那样搞过全面清洗。斯大林式的政治处决比较少见，许多中共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复出便是佐证。反对派成员并没被枪毙，而是被放逐和靠边站。新领导班子中出现许多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就是历次运动的幸存者。
1974年，我为推动开放中国观光旅游所做的努力都徒劳无功，尽管我强调我们旅行团的运作将会非常简单。我们愿支付大笔费用，只要能够让《林德布雷德探险者号》顺着沿海港口城市参观，完全不会给新成立的、经验不足的中国国际旅行社增添压力，也不会带来负担。
旅游局的官员们似乎在礼貌地倾听我的计划，然而他们的面部表情却深不可测，几乎无法确定他们是否在真正聆听。我随后向他们提交了两份分别用英文和中文书写的计划书。他们友善地接了过去，然而在往后的三年里，我却从未收到只字片语的回复。
这确实让人极度沮丧。对我而言，中国对外开放旅游将会成为现代旅游业的一个里程碑。与我同行的其他几位业界代表在1974年也都未取得任何进展，情况完全处于停滞状态。
1977 - 国门终于打开
然而，1977年10月我又收到一份来自中国的电报，邀请我前往洽谈有关旅游事宜，而且只给十天时间去赴约，几乎没空去准备一份计划书。我需搭乘埃塞俄比亚航空，因为两国之间的关系友好，中国政府一直使用该公司的飞机，而访华签证需在新德里领取。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沉寂，很难相信他们对此事仍然抱有兴趣，我的希望重新升起。
当我和妻子凯瑞（Cary）抵达北京时，我们被接到当时中国最好的酒店 - 北京饭店，受到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国国际旅行社官员桂建平（Gian Ping Kwei）的迎接。他通报了真实姓名，让我立刻感到是个令人振奋的迹象，这与在1974年时所有的官员都隐姓埋名对比是个巨大变化。我们在酒店里清闲地等待多日，因为知道在中国办事不会迅速出结果。
最终，我们被召唤到国旅总社办公室，与一位同样是温文尔雅，名叫魏超（Chao Wei）的先生见面。当他拿出我三年前提交的两份报告时，我感到非常震惊，我还以为这些文件早就被扔进垃圾桶。魏超对此报告的内容完全熟悉，并似乎对将为首游中国起核心作用的《林德布莱德探险者号》游船的每个细节也都了如指掌。
在1977年，获取旅游签证的途径是通过几家享有签证配额的航空公司。其中包括巴基斯坦、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其他几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的航空公司。但问题是目前这些飞往北京的航班都是空的，都是在亏损运营。尽管这些航空公司拥有引人瞩目的签证发放权，但他们还是没法完成配额。
我们的这次会面代表了中美旅游行业间首次直接而严肃的业务洽谈。最终同意《林德布莱德探险者号》在明年（即1978年）到访上海和广州。更重要的是，还提供给我们大规模组织陆地旅游的计划。这真是出乎意料的奖赏，我们非常荣幸地成为了美国第一家经营中国旅游业务的旅行社。
好消息令我喜出望外，开始进一步介绍《林德布莱德探险者号》的配置，并特别提到我们在船上做过特别科研工作，总而言之，这是一艘真正的探险船等等。就在这时，我开始察觉到魏超的脸色突变。之前一直面露和蔼可亲的微笑，现在则皺紧眉頭。他开始把头摇来摇去，接着说：“我非常，非常抱歉，林德布莱德先生。如果这是一艘科考探险船，那我们绝不可能允许它进入我们的海域。我很抱歉。”
我顿时哑口无言。他起身要打发我们走，我眼见整个计划就要泡汤。就在此刻，一直坐在我身旁默不作声的凯瑞突然开口说：“先生，我丈夫给了您一个错觉。怪他没解释清楚。这艘船纯粹是一艘娱乐游船。船上没有任何科学家，只有一帮对探索大自然有兴趣的乘客。这就是他所谓的‘探险’船，并非是一艘真正的科考探险船。”
他肯定是被凯瑞给打动了，神情立马放松下来，让她详细解释情况。凯瑞最终化解危机，我这才长舒一口气。 危机过后，我们开始交换有关旅游的想法。魏超解释说，中国搞旅游的目的并非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他意识到这将成为一项伟大的事业，但外汇创收将被视为附带产品。最为最重要的是要促进中美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 通过这次会谈，至少让我认识到理解东方思维的重要性。它与我们大不相同，通常让西方人不得其解。我在和日本及其他东方国家的许多朋友交往中对这一方面逐渐有了认识，这对日后林德布莱德旅行社在中国开展运营颇有帮助。
东方人不愿意说“不”。他们会找很多借口来避免说出来。在美国和欧洲，当双方谈论一个项目时通常会先各抒己见，然后坐下来进行对话。但在中国或日本，你必须独白，详细阐述你的立场。在这个过程中，你好像感觉自己是面对一堵带着难以捉摸的微笑，毫无表情的白墙侃侃而谈。会议可能会持续两天而极少有或压根没有回应。 不了解这一点可能会令人尴尬，甚至导致危机。我认识某人向中方官员呈上了方案，错误地认为对方的沉默代表着该项目获得通过。他们可能在酒店等了一天或数天后，才得知尽管官员们做过详细笔记，但项目却被否决了。但是，“不”意思被巧妙淡化。拒绝明摆着，但很难体察到。
多亏了Cary帮我解决将《林德布莱德探险者号》带到中国的阻力，可我还想谈成另一个项目。我们赴蒙古的旅游一直非常受欢迎，但要组织团队前往那里，我们不得不与可能是世界上效率最低的苏联旅行组织打交道。我非常希望看到能够通过中国前往蒙古从而解决问题。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从中国的内蒙古去到外蒙古更为合理，因为两地的民族同宗同源。
我向魏超作了说明，并等待答复。但没有音讯。会议结束，我们被礼貌地送走。我随后参加了另一次会议，会后由国旅总社领导宴请。在宴会上，我被叫到一边并被告知，除了获准《林德布莱德探险者号》的许可外，今后我们也可以通过中国前往外蒙。我想第二个申请之所以如此迅速获得批准可能是其不会损害中苏之间的友情。
没有宴会的中国就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中国，而且按照定义，宴会理应是非常昂贵的。最为重要的是礼尚往来；你不能只参加宴会而不回请，而许多外国人并没意识到不这样做是非常失礼。礼仪在中国已根植了几个世纪，它们有时与我们的礼仪规范不同。我曾见过高官不以为然地高声打嗝，甚至在地板上吐痰。但讲个黄色笑话或不回请宴会则被视为极其不礼貌的行为。
有时，这也会导致窘境。有一次，我在中国只有一天的时间，中午参加了一场官方宴会。按照惯例，宴会大约有十五道菜，盛宴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才结束。但我也不得不安排好在当晚六点举办答谢宴，届时再次面对十五道菜。虽然两次宴会都是美味佳肴，但确实让消化系统遭了大罪。不过，如果不回请，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旅游项目的最终谈判只能由双方的最高层代表进行。这意味着我必须多次往返中国进行一系列漫长的洽谈，谈判期愈长，产生誤解的空間愈大。但在这一过程中，我嚴格遵守中國的禮貌準則，因此结交了许多好朋友。凯瑞和我作为一个团队似乎受到他们的喜爱，因为这种夫妻组合不同寻常。
最终谈判的成果是，授权我们在1978年用《林德布莱德探险者号》进行一系列的观光旅行，并在1978年夏天发十二个旅行团前往蒙古旅行。实事求是地说，这些首访中国的旅行团在宣布后的几天内即全部售罄。
现在我们必须在一个变化日新月异以至于难以跟上政策节拍的国家建起业务。三月份时我们同林德布莱德职业领队们所通报的情况到七月份时已大相径庭。没过多久，我们每个月就有十六个赴中国旅行团出发。如今（注：指1983年本书写作年份），我们每周组十一个旅行团，大致每月送近1000人前往中国。16天中国神州游的价格由2500美元起，29天的《林德布莱德探险者号》沿海城市游船行从7900美元起不等的。由于有经验职业领队远不够用，我们不得不开办强化培训班。
我们的旅行团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欢迎。人们释放的真挚与热情让团员们感到兴奋。中国人民似乎在表达：“君自远方来，余以挚爱待。“在商店， 在街巷，当人们认出我们是美国人时，脸上便会绽露笑容，这与仅仅几年前的反应截然不同。令人惊讶的是竟会有人在街头拦住我们讨论政治，这在苏联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还有许多方面与苏联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官方并没有试图屏蔽游客收听西方新闻广播或电台评论。在许多酒店内，有如何在短波收音机调收听《美国之音》、《BBC》或《美国军中广播》的介绍，似乎不存在类似许多苏联阵营的国家对西方政治污染的恐惧。
自1978年以来，有关WG的讨论一直在进行，这场残酷浩劫席卷中国且一直延伸到偏遠的藏区。毛的理论是，革命必须要随着宗教复兴势力的发展而不断增强。恐惧于宗教复辟的潜在性。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件可怕且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是对美好事物的肆意摧毁。无论是作家写下的美丽文字，还是画家创作的精美作品，他们的思想往往会遭到无情的抨击，有时甚至因此遭受肉体上的折磨。所有美丽的地方也未能幸免：佛寺、庙宇、宫殿、亭台楼阁等都被毁坏，或付之一炬。而北京故宫则是少数幸存的例外之一。
这场运动的主旨是要教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在机关、医院和专业技能领域工作的人被下放农村劳动一至五年，其间他们的才华被荒废。1974年我第一次访华时所遇到的政府官员、哈佛外科医生、以及工厂经理们都是刚从干校和艰苦的体力劳动中返回。家庭被拆散，甚至禁止人们恋爱，即便与女孩牵手都是严格禁止的。
WG期间，联合国在罗马尼亚召开了一次关于计划生育的国际会议。中国否决了所有的提案，因为他们认为人为控制生育是发达国家压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一个手段。但中国的出生率并没有显著增加，因为他们自己有一套特殊的控制人口方法。男性不应在29岁，女性不应在28岁前结婚。在1949年之前，母亲们通常在16岁时就怀了孩子。晚婚成了当时的国策，这应和了当时那种养孩子昂贵且在某种程度上增添社会负担的观念。
随着毛的离世和四人帮的倒台，新的领导层得以集中精力恢复红卫兵所摧毁的一切。1974年我首次访问故宫时，看到过巨大的“血泪宫”标语牌，上面写着这些典雅的建筑是由奴隶劳工所建造，留着不过是为了展示过去的糟粕。WG的追随者声称拆除它们是因美学之美是“反革命的”。它会扭转人们对生产的重视。统一单调的着装也是基于这个理论而被推行。让女人看上去丑陋些的目的是为了让男女都能将注意力集中在生产上。
然而，到1978年，中国为拨乱反正工作的进展感到非常自豪，尽管代价巨大。人们的整体观念已经发生改变。我相信世界上唯有中国人可以接纳这种快速变化而不会在情感上经历一场波折。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再度盛行。罪行被直接归咎于四人帮，只有将他们赶下台，全面的恢复工作方可进行。
我遇到过许多在WG中曾生活在恐怖之中、几乎被摧毁的人。而现在他们却说，他们对于那些施暴者必须给予原谅。理由是他们相信那些施暴者是依照当时的理论在做“做正确的事”。我认为这种特殊分析和思考在美国是不可能的。如果你的邻居过来摧毁你家的房屋，在你眼前烧毁你的物品家具，你永远都不会原谅或者忘记。在中国，受害者和施暴者之间的这种无原则和解令人瞠目，但如不这样，整个国家的紧张局势恐怕难以平息。
另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是宗教的回归，包括儒家思想。就在几年前，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被重新写进宪法，中国正在经历明显的宗教复兴。然而，这并不包括那些被毁的西藏喇嘛庙，因为它们被视为旧农奴制剥削体系的一部分。
1979年我访问四川成都时，曾与国旅的朋友谈论起宗教。他们迂腐地认为宗教仅仅是为那些老年人，年轻人很少或者几乎不参与其中。我则指出寺庙和教堂里年轻人的缺席只是归结于以往压制的结果。一旦限制解除，中国人会准备接受新宪法所赋予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我成都的那些朋友不愿承认我的评判或许是对的。
1981年复活节时，碰巧和同一帮朋友在北京相聚。他们和我一起参加了在天主教堂举行的复活节礼拜，两年前的那场讨论顿时涌上心头。教堂里挤满了信徒，其中大多数是年轻人。佛教寺院和庙观的情况亦然。许多年轻人正在参与冥修，尽管其中不少是在私下进行。在文化大革命后的几年里，许多人认为中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然而，就像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一度强大到令人难以置信，但最终只持续了短短的十几年，甚至不到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第三帝国和文化大革命都揭示了人的思想转变速度会有多快。在旅途中观察后毛时代中国的复苏，这本身是一场智力探险。在中国旅游并非仅仅为了度假，而是为了学习和体验，这使中国的旅行变得独一无二，你会发现可以亲身感触到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政治变革。
我们致力于通过旅游活动帮助西方人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奇妙转折背后的深层原因。令人意外的是，在访问过中国的人群中，最受触动的是那些政治家和企业高管。他们带着全新的认识和转变的思维回到美国。没有人会对亲眼目睹的一切无动于衷。
有一次，我问我的中国朋友，为什么如此慷慨地允许林德布莱德旅行社经营如此多条旅游路线，这似乎格外偏袒我们，当然对此我们深表感谢。他们坦率地回答道，林德布莱德的客户群代表了所谓的成功人士或舆论引导者。“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他们对我说，“这些人回到美国后，将能够产生最大的影响力。我们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方式来增进相互理解与促进和平。我们对那些激进的左派不感兴趣。”
文化大革命的极端和过激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因为所有的主观积极性都被扼杀，而且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至今仍然存在。如今，哈佛外科医生或波音747飞行员与自行车工厂的工人之间的基本薪酬差距依然很小。即便是高薪职位，每月的收入也很少超过100美元，而最高工资则在120到150美元之间。相比之下，工厂工人的月薪大约为60美元，可见高技能和高学历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这也导致当下中国的劳动阶层并不勤奋工作。
然而，随着清除WG余毒，中国领导层愈发清晰地认识到通过表彰、奖金和提高工资来奖励多劳多得的必要性。中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借鉴西方模式，对脑力劳动者与技能工种支付更多的激励薪酬，丰厚程度让那些美国商人感到震撼。他们发现这个国家在各方面正变得有章可循。尽管仍需要大量工人从事单一的体力劳动，但在某种程度上，资本主义的方法已开始被应用，新政权在务实性上显然优于旧政权。
尽管近年来中国的住宿条件有了显著改善，但西方没人将访问中国视为一次奢华之旅。如果游客无法融入精神层面的体验，他可能会不开心。在我们1978年运作的第一批旅游团中，冬天总是冻的要死，夏天又热的够呛。中国人对寒冷的适应与我们截然不同，他们穿了很多层衣服，这是最有效的绝缘方式，以此能够比我们更抗冻。然而，暖气和空调的必要性很快就被意识到，游客的投诉也大幅减少。
在我们运行的第一年，美国游客证明了能屈能伸，把坏事变成好事的适应能力。尽管旅行有诸多不便，但少有投诉。丰富的体验弥补了住宿条件的不足。在我看来，美国游客是世上最好的，在我们的旅行团中很少见到所谓“丑陋的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我觉得美国游客的排名高于法国、意大利或德国。如果某件事是美国人感兴趣做的，他会忍受任何艰苦条件以实现目标。
《林德布莱德探险者号》的旅游项目几乎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自带住宿。这艘邮轮刚在1978年7月底结束阿拉斯加的航行后，随后南下前往横滨，乘客们将从那里登上前往中国的首航。我们获准在8月21日停靠上海港，并可以乘飞机到北京做参观故宫的一日游。在上海，游船停泊靠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方，我们被允许参观附近的农村公社；观赏芭蕾；访问住宅新村、学校和医院；并观看了杂技表演。之后可以选线或去苏州，中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参观园林和寺庙。从那里再乘火车到太湖边上的无锡，或者前往桂林和广州参观。与我们后来那些前往偏远的西藏和内蒙的旅行相比，虽然这次旅行存在相当的局限性，但首次访问时的兴奋和与旅行社官员间的合作经历令人难以忘怀。
《林德布莱德探险者号》是那个年代第一艘到访上海的游轮，受到的欢迎令人倍感荣耀。彩旗和横幅随处可见—但也存在一个小问题。或许因为听说了我与瑞典-美国航运公司的合作背景，不知怎的，所有的横幅上都写着“热烈欢迎《林德布莱德探险者号》和所有的瑞典朋友的到访”。实际上除了船长和部分船员外，其他都不是是瑞典人，但我觉得这依然让他们感到自豪。
最为有趣的经历是我们从上海飞往北京的一日游。和蔼可亲的北京导游陆先生陪同我们搭乘这一个半小时半的飞行。在飞机起飞后，陆先生建议我们系上安全带，然后转向乘客说：“现在我想告诉大家你面前的小纸袋的用途。如果你想要吐，请使用它。呕吐到邻座身上是不礼貌的。“
他停顿了一分钟，又接着说“我们今天的航程会很短，因为我认识机长，他是我的好朋友，而且他知道一条直达航线。很多机长可不知道这条路呢。我还必须告诉你们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我现在怕得要死！”
当飞机准备降落时，他还是放不下心，突然跳起来说：“我们要下降了！我们要下降了！系好安全带！''
在我们爬长城时，他变得更加风趣。出发前，他面对我们这群人郑重其事地宣布：“你们必须非常小心，因为我们要走的路很长。我瞅着你们这帮人就知道其中有些人压根儿就不该来。现在我再看一遍，我觉得你们当中的许多人恐怕下次再也不想来中国了！“
在完成第一年项目后，我与合作方CITS同事间的人际关系和与领导间的友谊迅速提升。由于他们希望匿名，恕我无法在此提及姓名。对于他们在过去和现在给予的巨大帮助，我深感无以为报。
然而，问题在于，他们通常不会投入足够的时间去策划旅游项目，例如我们十分感兴趣的长江游轮旅行。长江是中国最长的河流，横贯内陆3200多英里，其中大部分河段都可通航。传统意义上，长江被视为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是古战场和许多战役的发生地，同时也是解放军渡江攻克蒋介石首都南京时的最后天堑。从毗邻上海的镇江，溯长江而上至重庆有近千英里的水路，途中穿越狭窄险峻的三个著名的峡谷。在长江三峡峡谷之间，江水以十多节的速度奔流，因此航行技术显得至关重要。整个航程一路会切换出沿岸中国生活和文化的不同面貌，为游客展示出一幅最为丰富多彩的长廊画卷。
1979年9月, 我和凯莉Cary在香港的一个鸡尾酒会上听到一个传闻，说毛曾经为自己和贵宾建造过一艘豪华游船。假如能证实这艘船的真实存在并确认其现在何处，它可能成为我们长江游船计划中的理想用船。这激发了我的兴致。不久后，我们应国旅邀请，乘坐一艘名为《东方红46号》客轮游览长江。这艘船比《林德布雷德探险者号》要小，但却可载1000名客人。坦率地说，这艘船并未引起我的兴趣，于是我决定继续努力寻找那艘传闻中的毛专用的神秘游船。
当我们抵达武汉港时，我遇到了一位长江航运公司领导。我相信，如果真有人知道那艘神秘游船的下落，那人一定会是他。然而，他对我们所提出的所有询问都表现出一片茫然，其他航运局的官员也是如此。他还补充说，毛绝不会委托建造这样一艘船：他不会搞特殊化。
最终，我不得不相信这艘船可能真的只是一个传说而已，然而，我深信，乘坐一艘相对舒适的大型游船悠闲地游览长江，将成为我们为游客提供的最具吸引力的旅游项目之一。我前脚回到美国，后脚就收到了CITS的电报，内容如下：“我们找到了您所说的那艘船。”于是，我和凯莉返回中国，仔细查验了这艘船。奇妙的是，这艘《昆仑号》游船与传说中的一模一样。她优雅、现代、奢华，总吨位达2300吨。船上共有十八间精致的客舱，面积从230平方英尺到630平方英尺不等，甚至还配备了两架三角钢琴。
这艘船并非为毛而建，而是专为接待来访的国家元首和外国贵宾而设计的。不足之处是她一次只能乘载三十六名游客，因此运营成本非常高昂。考虑到中国各地住宿紧张不足，我们意识到，能够享受如此优质且宽敞的住宿值得支付更多的费用。于是，我们立即达成交易，从那时起，《昆仑号》一直是我们旅游项目中成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1985年本文译者为林德布雷德旅行社担任全陪摄于昆仑号▲
随着到访旅行团的增加，酒店床位紧张依然是一个严重问题。北京饭店是客人最喜爱的选择，但由于复杂的外宾用房分配体系，我们始终无法确定任何一个旅行团最终会在哪里下榻。试想，一大群人在长途飞行后抵达，却面临着不知住宿在哪里，实在令人尴尬。
在办完《昆仑号》游船事宜，前往机场的路上，我向一位国旅的朋友提到了酒店问题。他说：“拉斯，我想我能帮你解决问题。我们有一间国宾馆，就是尼克松来访时下榻的地方。实际上，我们在去机场的路上会经过。虽然价格上比一般酒店贵一些，但我想它能满足你的需求。”
我告诉他价格不成问题,只要能保证林德布雷德旅行团的住房安排。既然路过，我便问：“我们现在能去看看吗？”
“我们将经过宾馆的围墙。”他回答：“很快就会看见。”
“很抱歉，”他说，“但是不可以。”然后他指向车窗外“就在那儿，就在那个地方。”
诚然，这是一堵美丽的墙。然而，经过却不能进去看看的确令人非常沮丧，这意味着我们到美国后必需立马返回做进一步的安排。
这就是中国旅游业的常态与节奏，需不断调整适应。为了国宾馆而重返中国非常值得，钓鱼台果然名不虚传。它是一组华丽的建筑群，房屋内设有宽敞的客厅、古董家具、悦目的挂画、特大号睡床以及具有625光栅的高清闭路电视。钓鱼台国宾馆满足了所有我们一直渴望而不可得的便利设施，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它向我们保证将提前确认预订。
如果说中国已成为我最感兴趣的地方之一毫不为奇，但对我来说，能去西藏则更是锦上添花。从童年起，斯文·赫定就已我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我尚未怀揣梦想有机会前往之前，我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西藏的美丽和奇迹。我曾带领游客和徒步旅行者到达喜马拉雅山另一侧，探索与西藏接壤的尼泊尔、锡金和不丹，但始终未能越过边境。随着中国的开放，这个梦想有望成为现实。首次带领旅行团访问西藏，将是我多年从事旅游事业的巅峰时刻。
然而，获取政府许可的希望渺茫。我竭尽全力做一切可以做的事情，就差双手双膝跪地叩头，但似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必须不断提醒自己，挫折也是这份努力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最终，在1980年4月国旅举办的一次讨论常规议题的宴会上，我直言不讳地说：“在所有你们给我的热心帮助的事情之上，我还有两大心愿。一个是有一天你必须让我在自然环境中看到一只熊猫，另一个是你必须让我去西藏。”
这并不是与政府官员沟通的常规方式，我猜想挫败感让我当时失去理智。然而，宴会结束后，一位CITS的负责人把我叫到一边，悄声与我交谈。我担心我的不敬直言可能已经彻底断送了机会，但我依然满心期待他会说些什么。
事情就这么简单。但一如既往的问题是无法立即落实安排。由于我还有其他事务缠身，不得不返回美国耐心等待。但这次等待的时间并不长。两周后，我收到消息，通知我可以立即开始计划，带领一小团人前往西藏。
我面临的不仅是迅速再次前往中国，而且还要在短时间内组成一个旅行团。我自知组建这样一个特殊团体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时间紧迫。这时，我想起几年前与两位先生的谈话，他们都曾和我一起去过中国。
一位是Melvin Belli，这位律师因受理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而大名鼎鼎。他在北京时主动走到我面前做自我介绍。他个头又高块头又大，声音中透着威严。“你就是 Lars Lindblad，”他说，“你必须向我保证，第一次去西藏时会带上我同行。”我答应了他。
另一位是凯悦酒店集团的Jay Pritzker。有一次，我们在一间名为“21”的餐厅共进午餐，他说：“你能送我去西藏吗？”我答应他，在第一个旅行团前往西藏时，一定确保他能够随行。
当收到西藏之行的道路已经铺平的电报时，我给贝利和普里茨克打了电话，他们当即接受邀请，没多久，又召集到几位同行者。1980年5月，我们启程去西藏，从纽约飞到北京再到四川，然后前往拉萨，曾经的禁地，坐落在海拔12英尺之上的雪域高原，四周被世界上最高的山脉环绕。
我们一大早从四川成都出发，乘坐一架苏制伊留申18四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透过左舷的窗户，可以看到远处耸立的白色喜马拉雅山脉。令人宽慰的是，每天有三到四个航班飞往拉萨附近的简易机场，而且从未发生过事故。当拉萨的地平线逐渐浮现时，布达拉宫映入眼帘。它像一个闪闪发光的白色结婚蛋糕，宛如希腊神话中奇美拉（chimera）女神般的复合体。我难以控制自己的内心的激动。这是一个奇迹，一种梦想成真的感受—我希望自己永远都不会失去这份感动。
飞机掠过连绵的群山和荒芜的褐色高原，降落在贡嘎机场的跑道上。从机场到拉萨，我们还需要乘坐四轮驱动越野车行驶三个小时。车队沿着拉萨河逆流而上，疾驰在蜿蜒曲折的道路朝向雪山环抱中的拉萨，沿能看到许多燕鸥、海鸥和其他鸟类，这令我有些吃惊。
由于我们是突然从低海拔地区进入高原，出现高原反应的风险始终存在。但我从未感到困扰，我觉得，你越担心就越有可能发生。就像用手指压在疥疮上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离拉萨越近，我越感到兴奋。沿途随处可见风马旗和白色经幡飘扬。突然，一座巨大的佛陀浅浮雕坐像映入眼帘，它高达三十英尺，雕刻在陡峭的山崖上，安详地凝视着虚空，袈裟用明亮的藏红花色涂染。山岩上还镌刻着六字真言 “O MANI PADME UM”，这是向持“珍寶蓮花”的佛陀祈愿时不断念诵的心咒。
路上出现了几个行人，这些藏族人或许正在前往拉萨朝圣，通常步行需要几周时间。随后，我们一个急转弯，布达拉宫便映入眼帘。这座曾经是DL喇嘛住所的建筑，横亘在山顶之上，俯瞰着整个城市。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下，它仿佛漂浮在空中，若隐若现，如同幽灵一般。与其说是现实中的存在，不如说更像一个海市蜃楼。事实上，这座宫殿内有上千间房间，曾容纳过数千名喇嘛在佛堂里诵经祈祷。
我对我们团在西藏的住宿情况毫无了解。陪同我们的中方女导游也同我们一样对拉萨一无所知。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国旅总社的官员还没有人到过拉萨。不过，各种传言却满天飞。其中一种说法是我们所有人可能需要睡在同一个房间。我们共有十二个人，一间房恐怕会显得有些拥挤，但没人对此感到担忧。我们所追求的一切，就是作为首批访问西藏的游客所带来的荣耀。
然而，汽车驶入了一座迷人的政府招待所大院。每个人都被分配到一间带私人浴室的房间。我们得知，这是一家专门接待贵宾的招待所，配备了各种相应的设施。
西藏和不丹非常相似，都是全民信仰宗教，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做所为都与其宗教有着某种关联。尽管经历了多年的压制，佛教仍然屹立不倒。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这里的几乎所有人都是佛教徒，甚至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坊间传言流亡多年的DL喇嘛可能回归，说得头头是道，信誓旦旦。
在拉萨举办的第一场招待会上，我了解到许多关于西藏现状的信息。我被引荐给任荣将军。当我第一次从房间的一头看到他时，便觉得他十分眼熟。随后我意识到，我曾在转播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电视节目中见过他。那时，他是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而现在则是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是汉族，占全国人口94%的主要民族。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我整晚都在与他交谈。
作为中央政府派驻西藏的高层领导，他告诉我，中央已经认识到以往的西藏政策是失败的，必须进行改变，而宗教信仰问题在这里至关重要。他还说，中央已经制定了一项计划，将土地归还给藏人，大部分汉人将离开藏区。然而，他也强调了汉人在藏区所做的积极贡献，包括医疗保健、学校、道路、电力和物流方面的显著改善。按人口比例计算，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投入，实际上比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投入还要更多。
当将军承认错误并乐于纠正时，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哲学思想再次得到印证。平反的焦点是DL喇嘛的回归。事实上，我听说赖喇嘛的妹妹当时就在西藏，正与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认真磋商。
我问将军，如果DL喇嘛回归，他还会成为宗教领袖吗？将军回答说，不仅如此，而且他还有希望再次成为国家领导人，就像他1959年出走前一样。然而，将军补充说，以宗教的名义进行残酷剥削则不会重演。
毫无疑问，旧时代的僧侣和喇嘛对民众的压迫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暴行不相上下。农奴制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奴隶实际上是可以买卖的。宗教领袖掌握着普罗大众的生死大权。
布达拉宫和拉萨附近的一些寺院能够躲过浩劫而得以保留下来真是莫大的幸运。布达拉宫既是宫殿又是堡垒，从高出整个城市700英尺的高处主宰着一切。主体建筑纯白，上半部为棕红色，飞檐回廊既恢弘又优雅朴素。宫殿内有一千个房间、一万张祭台和二十万尊佛像，至今仍保留着DL喇嘛出走时的原貌。现在，它是一个博物馆，在WG后以及我们到访之前，几乎没有游客参观过。由一百名藏人组成的团队，凭借国家文物局每年拨发的超过6万美元的经费，负责其维修和保护工作。布达拉宫的主体建筑建于十七世纪下半叶，如今，那里只剩下曾经生活和修行的数千名僧侣与喇嘛的鬼魂。
从布达拉宫步行15分钟就到了大昭寺，被认为是西藏最神圣的地方。大昭寺建于七世纪，从那时起就一直是藏传佛教信徒朝拜的圣地。就在我们到达前的几个月，它才刚刚对信徒重新开放，只有数百名信徒来过这里朝拜。曾几何时，这座寺庙里有6000多名僧侣居住。我们到达时，那里只有十几个喇嘛，他们身着普通的藏服，而不是绛红色僧袍。只是头发是按照习俗剃度。古老的寺院前围着巨大的铁栅栏，每周仅有几天开放，朝圣者必须支付少许门票费才能进入。
大昭寺里珍藏了西藏一些最令人惊叹的的宝藏。有重达数吨的金佛像，不是贴金的，而是用纯金打造。我从未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看见过。大经堂中央的祭坛周围摆满了闪烁的酥油灯，散发出强烈的蜜蜡味，照亮了四周精美的绘画和唐卡。
哲蚌寺位于拉萨西北部，这座寺庙曾经拥有超过9000名僧侣。我们参观的那天，整个寺院只有十四人。这些神圣的建筑组成了一座小城，里面藏有无价的古代宝藏。
WG时期，红卫兵大肆进行破坏，烧毁并夷平了全西藏2000多座寺庙。布达拉宫、大昭寺和哲蚌寺这三座圣地幸免于难，只因周恩来电告造反派要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文化遗产。然而保护名单上的另一座寺院（甘丹寺），由于电报未能及时送达，未能幸免。
1981年当我们再次访问拉萨时，大昭寺与从前截然不同。铁栅栏已被拆除。朝圣者不再是每周几百人，而是平均每日6000人。许多人会围绕着寺院磕长头，整个身体匍匐在地，站起将脚抬到手臂延展的地方，然后屈体向前继续移动，用身体的长度衔接着身体的长度。也有些人在地上躬身叩头，动作幅度要缓慢些。那些行走转经的人，不停地转动经轮，口里念着着“O MANI PADME UM”的六字真言。
大昭寺的僧侣人数也迅速增加，从当年的15人增至如今的近250人，预计到年底总数将超过千人。足以可见宗教政策的宽松。个体商贩也开始再次崛起。不仅新开许多商店，而且当地藏人也会从长袍内掏出小的器物，兜售给游客。
在拉萨，我们还有机会参观了DL喇嘛的夏宫。导游告诉我们，罗布林卡的内部从未受到破坏。我们看到一台打开盖的老式留声机上仍放着一张黑胶唱片，DL喇嘛的抽屉柜上还摆放着一个台历，时间停留在31日星期一——他离开的日子。简易的钢丝铁床上的床单仍然凌乱不堪，仿佛从他突然离开那一天起就没有整理过。“你看，”我们的导游说，“一切都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这样他回来时就可以像从前一样继续他的生活。”
我们还参观了拉萨近郊的一个农庄。几个世纪以来，藏人一直在草原上游牧，饲养牦牛、羊和马。他们是出色的骑手，经常在节日上展示骑术，在全速驰骋的马上射箭，或俯身弯腰捡起地上的手帕。然而，在这个集体农庄，游牧民族的色彩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从事食品生产，主要种植白菜、萝卜和土豆，还有最近从内地引进的西红柿和苹果。
我们是第一批参观公社的游客，大家都走出来好奇地观察着我们这些外国人。他们对我们的好奇与我们对他们的兴趣一样强烈。我注意到有人在附近的河里垂钓，因为凯丽和我都喜欢钓鱼，于是询问是否能让我们试一试。他们很快就答应了，然后拿出了两根一端带有钢丝线圈、有点像套索的独特长竿。这让我们感到有些困惑。接着，他们取出一条长长的电线，拉开并将其连接到我们的鱼竿上，使我们更加不知所措。最终，他们将电线接到附近池塘的一台大型发电机上。
我们终于揭开了其中的奥秘。我们站在河边，手持鱼竿，然后将钢丝线圈轻轻放入水中。当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举手示意，发电机操作员便打开电流，顷刻间，各种触电的鱼都浮上水面。我们立刻做出停止的手势。我必须承认，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远远超出了我们通常钓鱼所需的时间。当我询问如何在湖中捕鱼时，他们告诉我使用炸药是最有效的方法。
各种关于西藏的错误信息扭曲了西方人的思维。历史上，甚至在毛政府接管之前，西藏就以自治的形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当现任DL喇嘛坐床时，他的即位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这是一个一直遵循的传统，甚至在蒋介石统治时期也是如此。
西藏在中国历史和行政框架下发展。1949年中央政府进入西藏，目的是消除由僧侣和喇嘛实施的明显农奴制和奴隶制，以改变这种封建制度。与此同时，他们允许DL喇嘛和贵族保留其地位，DL喇嘛继续作为藏区的宗教和世俗领袖。
然而，在1959年，西藏爆发武装叛乱。毫无疑问，政府对此进行了无情的镇压。随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伴随着红卫兵的非理性恶行。尽管藏人显然处于叛乱之中，但在历史上，他们反对过各种类型的中国政权的统治，从军阀到蒋介石，再到共产党。
在暴力事件中，DL喇嘛逃离了这个国家，暴乱在他离开后依然持续了很久。很可能是因为心灵的力量与东方人宽恕的本能如此之强大，在废除了与佛教教义完全冲突的旧农奴制后，祥和宁静的佛教有可能与新中国带来的物质生产并存。
藏人通常采用天葬的方式来处理死者，这种习俗在整个喜马拉雅山脉以及新几内亚遥远的山区普遍存在。其原因很简单：坚硬的岩石环境几乎使得挖掘坟墓变得不可能。除了火葬这一源自印度教并深植于印度及其他地方的习俗外，别无他选。但大多数生活在高原的佛教徒并未采纳这种做法。西藏的天葬通常在拉萨周边的山区进行，仪式相对复杂。
首先，尸体被抬到高坡上，脱去衣物并进行清洗。随后，所有软组织被剥离，骨头被砸碎，混合水后团成糌粑团。肉被切得很细，类似汉堡的风格。包括牙齿在内的碎骨团在山上散落一大片。对于秃鹰而言，这不是最具吸引力的食物，但只有在它们吃掉这些之后，天葬师才会将它们最喜欢的肉取出。从事这一工作的是一群特殊的人，而且是父子相传。这不是一个美丽的画面。尼泊尔驻西藏总领事曾给我放映过天葬的影片，但我礼貌地拒绝了观看天葬的邀请。在西藏其它拥有大湖的地方，人们会先将头颅切下并磨碎，然后将尸体切成薄片，放入水中，数百条鱼会处理掉肉，而骨头则沉入水底。
西藏人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意识，人们个个面相饱满，性格怡人。女性的头饰与印度和尼泊尔的头饰一样，精致而多彩。她们佩戴极其昂贵的纯金饰物，与其节俭的生活形成反差。虽然西藏有些原生黄金，但大部分黄金都是在几个世纪间通过印度运来，还有来自印度远方地区的绿松石。
和在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藏族人总是面带愉悦的微笑，这是他们最迷人的习性。他们会伸出舌头向你打招呼，这是爱意的象征。然而，食物有时让人有些难以接受。各地的主食基本都是糌粑，这是一种由炒青稞磨成粉，与不甚新鲜的酥油和茶水调和制成。茶里通常还会放酥油和盐巴混合，我称之为“后天的味道”，很多人第一次喝时并不喜欢，但习惯之后往往会离不开它。每次参观寺庙时都免不了要喝茶，但有时确实是难以下咽。
生活在西藏是最为不易的。在这个气候严酷，大片荒漠与高山组成的生存环境中，消除社会贫穷和生活艰辛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我曾和许多红卫兵造反后被关进监狱多年的人交谈过，他们的罪名仅仅因为是美的爱好者，或者是富有创造力与洞察力的作家及艺术家。许多人直到1980年时仍被关押在监狱里，因为他们已被遗忘。但现在，几乎所有在那段时间被拘禁的人都已获得释放。
尽管存在这些严重的不公，但你遇到的大多数藏人都会说现在的生活比从前更好，社会有了惊人的进步。他们现在最为关注的是DL喇嘛可能回归，在这片圣地上继续担任伟大的精神领袖。
通常，出国旅游的人并不会对所访地点的宏大历史或自然美景比其政治情势更为关心。然而，了解历史和政治对于访问中国至关重要。数千名美国人第一次亲眼目睹了这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国家。
中国人民对美国人非常友好，但美国人也必须保持头脑清醒，而不是持中立态度。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皈依共产主义，而是为了了解当今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经历了军阀腐败、抗日战争和WG浩劫后，中国正在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如今，中国正通过接待国际游客寻求和平与理解。对我而言，这一成果可能是旅游业在全球范围内能够发挥的最重要功能之一。
到1982年，对中国和西藏旅游的需求已经如此迅速增长，以至于我们能够每周组织11个不同行程的中国旅游团，包括《中国掠影》、《中国奇观》、《经典中国》、《大运河两岸揽胜》、《华夏古城》、《探险家之旅》、《雪域西藏》、《长江三峡》以及《林德布雷德探险者号》中国游轮旅行等。这些行程的时间从十六天到二十八天不等。
成功开发中国和西藏旅行标志着林德布雷德旅行社在四分之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世界其他地方所做过的所有开拓性工作的顶峰，这使我本人深感满意。尽管我们现在从上到下，足迹已经覆盖了世界大部分地区，但我无意挂靴。在中国和世界上仍有一些新的地方需要去征服。
然而，同样重要的是，整个旅游业在未来五年或十年的走向，这对我至关重要，也是全世界人民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关于作者：Lars-Eric Lindblad 拉斯-艾瑞克·林德布雷德（1927年出生，1994年病卒）堪称国际旅游界的标杆，是世界许多观光目的地的先驱推动者， 其中包括南极及北极，加拉帕戈斯群岛和复活节岛，蒙古，不丹等等，而其中最为知名的是1978年史上第一个美国旅行团访问中国。 此外林德布雷德先生也对帮助在中华本土上灭绝了的麋鹿，俗称“四不像” 回归中国做出了贡献。1985年，22只麋鹿由英国回归故乡中国，安排专机和运输动物的费用就是由林德布莱德先生和塔维斯托克侯爵等人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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