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东西你喜欢，是因为触碰到了你的欲望，比如美食，有些东西你喜爱，是因为触及到了你的灵魂，比如艺术。意大利，二者兼之。十五世纪的罗马城，让后世传颂的伟大事件层出不穷，在同一个时空，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三位艺术巨匠的相遇，顶示着一个名垂青史的艺术巅峰的到来，即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文艺复兴三杰所处的时期，正值罗马艺术江湖竞争激烈的高峰期，而这一切得益于罗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JuliusⅡ）与利奥十世（Leo PP. X）的慷慨委托。罗马教皇是当时欧洲最大的财主，许多一流的艺术家都受雇于罗马教廷，比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加之重建罗马永恒之城的共同愿望，为许多艺术家提供了机遇。尽管圣彼得大教堂和圣彼得广场直到十七世纪才真正完工，但正是这些年间持续不断地创作，为文艺复兴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几位脍炙人口的文艺复兴大师如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波提切尼、提香等相比，卡拉瓦乔名气不大。生于文艺复兴晚期，可以说是文艺复兴的末代遗孤，前面大师们奠定的辉煌，后人很难比肩，加之卡拉瓦乔的作品基本是一到数人的局部场景，缺少大场面的历史故事绘画，而这种置于以教堂为主的大型公共场所的宏大叙事作品，通常是一个艺术家被写进艺术史的关键履历。卡拉瓦乔所处的十七世纪，相比文艺复兴时期较宽容，画家有更大的自由改变绘画方式和风格。不过那仍然是一个封闭的时期，教会的影响力极大，这也是为什么画家都倾向于创作大尺幅的祭坛画，从而获得公共委托订单，而卡拉瓦乔的早期作品都是小人物小画幅。
2025年，是天主教的禧年，从3月到7月，在罗马举办了一场“Caravaggio 2025”的展览，以纪念这位十七世纪的绘画大师。展览在罗马巴贝里尼宫（Palazzo Barberini）举办，展出二十多件卡拉瓦乔作品，其中一些是首次向公众展出。卡拉瓦乔存世的作品不多，目前专家共识，明确属于卡拉瓦乔的画作大约有六十多幅，其中三分之一多的作品列入此次展览。如果把这些都算上，在今年三月至七月，卡拉瓦乔三分之二的作品都在罗马。而我二月到罗马，转了一圈后于3月18日返回罗马参观展览，这种巧遇真是难求的幸事。
巴贝里尼宫卡拉瓦乔展厅以黑色映衬鲜艳，这种明暗对比的布展或许来自卡拉瓦乔的色彩风格。在黑色墙面和高光营造的氛围中，跟随画面走进卡拉瓦乔的明暗人生。 
面对卡拉瓦乔，如果不囿于所谓主义流派，你看到的每一幅作品都是他走过二十年艺术生涯的脚印，这些足迹带你邂逅一个真实的卡拉瓦乔——从米兰到罗马，到那不勒斯，到热那亚，到马耳他，到西西里……..生命一直在刀剑和画笔的伴随下辗转，一如意大利画家和艺术学家巴格利翁（Giovanni Baglione）所说，最终“他没有好死，就像他从未好活”。至于后人对他各种矛盾的评价：亵渎上帝的杀手；易怒残暴的酗酒鬼；整日酗酒剑不离手；惹事生非的家伙等等，有博学浩瀚的神学知识，有虔诚的灵魂，永远站在贫穷者一方云云，都不能成为他的定性。毕竟彼时的意大利，是欧洲江湖之士和非主流风气的聚集之地，自然充斥着各种混乱和极端。市井生活中酗酒、带剑、争吵和暴力仇杀，并非卡拉瓦乔的个性弱点，而是社会常态，即便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其日常也是如此，只是卡拉瓦乔走到极端，杀人后亡命天涯，最后孤独地死去。
卡拉瓦乔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意大利画家，他的画不是完美，而是真实，是震憾，是以明暗对比法雕刻的传奇。当十七世纪文艺复兴的光芒渐渐退去，艺术大师群星陨落，意大利绘画稍显暗淡，先后出现了样式主义（非常短暂）和巴洛克艺术。在理解了当时的背景，就能明白为什么卡拉瓦乔的许多作品，特别是私人收藏的风俗画作品，如下面的《The Cardsharps》、《The Fortune Teller》、《Boy with a Basket of Fruit》、《Concert》等，就带有明显的巴洛克风。彼时巴洛克正是时尚，客户多是世俗贵族或商人，其审美情趣和居住环境要求作品观感华丽，装饰性强，于是巴洛克风成为首选。而卡拉瓦乔的宗教版作品，是另一类客户的需求，叙述内容必须具有视觉冲击力，赋予道德情感的感染力，也就有另外的风格，即充满戏剧性的明暗对比画法。
文艺复兴后，艺术中心由佛罗伦萨转向罗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教廷和贵族所在，因此吸引了各个画派的画家。卡拉瓦乔在罗马的出现对罗马艺术圈造成了深刻的裂痕，而随着他首次接受公共委托创作，这种裂痕进一步加深。他独创又富有挑战性的风格，突如其来却饱受争议的成功，以及他短暂而倍受折磨的艺术生涯，如同他的绘画一样，受到了不加掩饰和赞赏或蔑视。卡拉瓦乔并非罗马唯一的另类画家，在充满激烈竞争的艺术江湖中，画家必须塑造自己的身份，同时又不能忽视那些最有影响力的雇主和客户的需求。
初到罗马的卡拉瓦乔是一位年轻且才华横溢的伦巴第画家，对风俗画静物画充满兴趣。《Boy Peeling Fruit》是卡拉瓦乔最早期的作品，他的人物画与同时期的肖像画风格迥然不同。强烈的明暗对比中，一个小男孩正在专心的削着手中的水果，表情传神，安详，镇定。
《Young Sick Bacchus》被普遍认为是卡拉瓦乔的自画像。那时的卡拉瓦乔在切萨里（Cesari）的工作室学习，没有委托订单，所以创作了许多世俗画和人物画。正是这些独特的原创受到收藏家的欢迎，使卡拉瓦乔脱颖而出，赢得了包括红衣主教在内众多赞助人的关注，由此开始接受订单创作不同题材作品，迅速声名鹊起。 
很早以前看过一部关于卡拉瓦乔的电影，电影中他有几位固定的男女模特，所以卡拉瓦乔好几幅作品里的人物都非常相像，如水果男孩、Bacchus、The Musicians以及英国国家美术馆收藏的《Boy Bitten by a Lizard》，基本都是以同一位模特创作的哀愁忧郁的美少年。卡拉瓦乔擅长以真人模特扮演不同角色来写生创作，既描绘角色又描绘每个人的独特特征，不再是罗马盛行的理想古典主义风格，而仍然延续了他早年在米兰学习伦巴第绘画的朴素及自然主义风格，打破了传统文艺复兴绘画的界限。
《Boy with a Basket of Fruit》是博尔盖塞博物馆（Galleria Borghese）的镇馆之宝，也是卡拉瓦乔的代表作，这次没有借出展览。
从卡拉瓦乔不同时期不同主题的作品，都能找到各种不同画风的痕迹。这得益于他出名前做过许多画家的枪手，模仿各种流派和其他画家作品的影响，给了他极其有益的启迪。在看过十四、十五世纪意大利古色古香的绘画后，站到卡拉瓦乔的画前，新颖醒目，茫然痴呆，像是古典绘画中的前卫艺术。
《The Cardsharps》是卡拉瓦乔早期作品的代表，被认为是他第一件真正的杰作，一经问世便大获成功。市井之人作为主角走进画面，在当时意大利的绘画中不曾见过，同时卡拉瓦乔捕捉动作瞬间的戏剧场景画法在十六世纪末也极为罕见。如果说拉斐尔、提香等前人的作品呈现的是一种永恒的美，那么卡拉瓦乔的作品呈现的就是一个戏剧的瞬间。正是这幅画，使卡拉瓦乔赢得了一位有权有势有钱的红衣主教德尔蒙特（Monte）的青睐，后来成为其最富有和最重要的赞助人之一。
卡拉瓦乔早期作品《The Fortune Teller》，有着非常典型的巴洛克风格和色彩。
特别喜欢卡拉瓦乔这一组巴洛克风格作品。巴洛克艺术与音乐戏剧有着深厚的渊源，在绘画中从来都是一个流行的主题。在作品《Concert》中卡拉瓦乔藏身入画，这是许多艺术家的习惯，像是一种隐匿的观看。Monte主教是卡拉瓦乔早期的主要赞助人，他受主教委托创作的画作分为两类：一类是世俗版如《Concert》和《Bacchus》，另一类是宗教版，例如《Rest on the Flight into Egypt》和《Saint Francis of Assisi in Ecstasy》。
《Bacchus》藏于Uffizi，没有参加展览。巴洛克之前样式（矫饰）主义流行，卡拉瓦乔受其影响，画面色彩鲜艳，人物丰满甜美，头发卷曲，身体线条优美，颇具象征意味。
《Narcissus》是卡拉瓦乔的一幅古典神话题材作品。古希腊经典神话水仙少年的故事屡见不鲜，但卡拉瓦乔以独特的镜像构图，描绘这个英俊小男孩凝视自己倒映的迷人瞬间，很让人喜欢。十九世纪英国前拉斐尔派画家Waterhouse也有一幅类似作品《Echo and Narcissus》，画面则是古典的唯美。
《Portrait of Maffeo Barberini 》是卡拉瓦乔难得一见的传统肖像画之一，?在被私藏了近半个世纪后首次公开展出，是十七世纪肖像画的标志和最佳范本。巴贝里尼是卡拉瓦乔的另一位重要赞助人和收藏家，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要在巴贝里尼宫举办卡拉瓦乔展览的原因，说明此画的重要性以及与巴贝里尼家族的深厚关系。 
《Portrait of Maffeo Barberini as Protonotary Apostolic》， Maffeo Barberini是罗马教廷的重要主教，后来成为教皇。
卡拉瓦乔晚期作品《Portrait of a Knight of Malta》。当卡拉瓦乔在意大利被判刑，不得已逃到马耳他避难。他为马耳他的一位骑士创作了这幅肖像，据说这是卡拉瓦乔在马耳他的最后一幅作品。
意大利自罗马帝国灭亡到十九世纪，长达1500年，从未成为一个统一国家，而是一个由诸多贵族寡头体制（领主）国家如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组成的松散城邦型社会。这种中世纪自由城市的多元包容性，使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大航海时代积累的大量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天主教会和王宫贵族及富商手中，艺术家只能依靠教会和贵族作为赞助人，才能持续创作，所以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掌门人洛伦佐被称为文艺复兴教父。当然，这种赞助是以订购作品的方式进行，被买方市场支配而实际上是承包商的画家，其作品的叙事主题，技法运用都必然受到赞助人财力和审美能力的限制，画家被拒收退货的现象普遍，达芬奇和卡拉瓦乔也不例外。无论何种主义流派，都是市场产物。风格主义就强调画家的才智和赞助者鉴赏力结合的重要性：当画家不再是一名工匠，若能呈现出学者、诗人、人文学家的一面，同时赞助者也需要有着优雅且有深度的鉴赏力。这样完美的买卖双方，就能促进艺术创作的发展。
在枢机主教Monte的推荐下，卡拉瓦乔首次获得公共委托，也是他首次尝试大型宗教历史题材作品，对他来说不仅是一个挑战，也是他绘画生涯的新开端。卡拉瓦乔为罗马圣王路易堂创作的三幅圣马太，以及为人民圣母圣殿创作的《圣彼得殉难》和《圣保罗皈依》，使他在罗马达到了事业的顶峰，成为最受追捧的画家之一，得到了更多赞助人的委托订单。
收藏于马德里提森博物馆的《St. Catherine of Alexandria》是受红衣主教委托而作，早期巴洛克明亮的色调转向深邃明暗对比的风格，日渐精湛的光线运用表现了公主的优雅气质。画面中的女模特与其他作品中的男模特一样反复出现在卡拉瓦乔的画中，他以同一模特描绘了不同的身份：殉道者、忏悔者和复仇者。如下面作品中Mary Magdalene和《Judith Beheading Holofernes 》中的Judith。拉斐尔也有一幅同名画作藏于伦敦国家美术馆，但两者传递的情感却不尽相同。不同画家对同一题材的重复创作，史上比比皆是，特别是宗教、历史和神话题材。 
《Martha and Mary Magdalene》，表情和动作十分到位，令人印象深刻。
十九世纪以前的西方绘画，直接叙事手法是素描，色彩只是被赋予的象征意义来构建素描关系，比如席勒的作品绝大多数都只是铅笔素描，后来加上颜色只是为了更好地卖出去。所谓光影，是对素描关系的强调，当时威尼斯画派就是以强烈的明暗对比和光影效果为特点，如提香和丁托列托的作品。卡拉瓦乔在米兰时师从威尼斯画派大师提香的学生彼得扎诺（Peterzano）四年，铅袭其传统加以精进发扬光大，是艺术家个人画风形成的必然路径。卡拉瓦乔另类的个性和天生的绘画天赋造就了他与众不同的风格。从1598年到1606年不到10年间，是卡拉瓦乔创作的成熟和高峰期，他突破了传统理想的宗教绘画，以强烈的明暗对比，写实的肢体张力来表达画中事件的戏剧冲突，向信众传递神圣的至高无上。在这之后卡拉瓦乔开始了长达四年的逃亡之路。
《Judith Beheading Holofernes》是卡拉瓦乔的另一位主要赞助人的委托订单。卡拉瓦乔的宗教题材作品，最与众不同的就是以卡拉瓦乔式的明暗对比构图，捕捉一个极其凝练的事件焦点，将故事中最具戏剧性的时刻展现出来。在这幅画中卡拉瓦乔选择了斩首这一惊险时刻，人物面孔强烈的情绪，脸上写满痛苦与挣扎，仿佛让人感受到殉道现场的紧张氛围。卡拉瓦乔描绘受难和殉道的场景，都是诚实地反映鲜血四溅面孔惨烈。他的以“斩首”为题材的作品，共画了12幅。
《Conversion of Saul》是卡拉瓦乔接受委托为罗马Santa Maria del Popolo创作的祭坛画（最终没有被接受）。取材圣经，却不是叙事描绘，而是以戏剧性场景表现事件的高潮时刻。尽管人物显得不是那样神圣和理想化，但画面中的神性与世俗，光明与晦暗，不朽的宗教性是卡拉瓦乔宗教作品的突出表现。
文艺复兴时期，以耶稣降临、天使报喜、三王来朝、最后的晚餐、圣殇等圣经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多得数不清，多数人对这类作品皆可明白不感困惑，主要是这些创作多由出钱定件者（如教会宫廷或富人）提出委托要求、风格尺幅，艺术家在此范围内发挥技巧来达到定件要求，即以自己的技法来表现别人的思想而不能自由表达自我情绪，其表现手法以具像为主，颇似教科书或连环画，观者的喜好取决于艺术家的技法。而卡拉瓦乔喜欢画真实所见，阐述自我独特的社会文化和价值取向，实现他对自然与写实的极致追求。
卡拉瓦乔倍受赞誉的作品《Taking of Christ》，与很多同题材作品不尽相同。画面人物形象较大构图复杂，以犹大背叛的吻为中心，尽管人物背景较暗，但卡拉瓦乔式的聚光法，使人物面部和盔甲细节，非常生动。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in Ecstasy》是卡拉瓦乔的第一幅宗教作品，也是他第一次以明暗对比来突显想要表达的东西。当时他住进了红衣主教的宫里，受主教委托而作。此画更像一幅风景作品，漆黑的夜色中天使降临，远处闪烁着光芒，画面优美充满灵性，真实又虚幻。卡拉瓦乔作品的诗意、明暗色彩以及构图，都打破了传统绘画的界限，他以非正统的形象描绘圣人，以日常真实描绘世俗，拉近距离吸引观者凝视作品。卡拉瓦乔笔下的殉道与赴死，都是挣扎的、痛苦的、无措的、哀求的。卡拉瓦乔的画作，既令人着迷，又令人沮丧，既吸引又排斥，就像Holofernes被砍断的头颅或是Medusa可怕的面孔一样。
卡拉瓦乔的《The Supper at Emmaus》有两幅（他的一些作品都有两个版本），后创作的这一幅颜色幽暗，画面静谧，人物在深黑中浮现，晚餐食物只有简单的面包和水。藏于伦敦国家美术馆的另一幅创作早两三年，桌上食物丰富鲜艳，与耶稣的红袍相对应，似乎反映了卡拉瓦乔自己的生活变化。
存于伦敦国家美术馆的《The Supper at Emmaus》
《The Martyrdom of Saint Ursula》是卡拉瓦乔在那不勒斯的时候，受当地一位贵族收藏家委托创作的，据说此作是卡拉瓦乔最后一幅作品，完成后他便返回罗马接受教宗的赦免，却染病猝死途中，未能如愿抵达罗马。卡拉瓦乔以戏剧性光影描绘了利箭穿心的那一刻，人物不多构图紧凑，场面不大却情感深刻，充满悲剧色彩，似乎反映了他准备离开那不勒斯返回罗马前的烦乱焦虑心理。
那不勒斯悠久的历史文化构成了其独特繁荣的艺术环境，为许多艺术家带来荣誉、声望、地位及财富，欧洲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都曾在那不勒斯留下足迹，使那不勒斯成为意大利南部的艺术中心。
《The Flagellation of Chris》是卡拉瓦乔在那不勒斯创作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奠定了他在那不勒斯的名望。沐浴在光芒中如雕塑般的基督线条典雅，直追希腊传统。卡拉瓦乔在那不勒斯备受推崇。曾两次前往那不勒斯，深深影响和促进了那不勒斯绘画的风格和发展，那不勒斯称他是最伟大的那不勒斯画家。
从热那亚Palazzo Bianco借展的作品《Ecce Homo》，展现了卡拉瓦乔成熟的罗马时期风格，戏剧性的光线，将施虐与怜悯交织在一起。卡拉瓦乔不只描绘神圣与美好，还有血腥与暴力，悲伤与苦难。
三幅身着红袍的《Saint John the Baptist》，浓缩了卡拉瓦乔艺术风格最具代表性的光影明暗对照法。与其他画家的同一主题相比，卡拉瓦乔的《施洗者圣约翰》都非常孤独。
《Saint John the Baptist in the Wilderness》
有一只羔羊陪伴的《Saint John the Baptist》
卡拉瓦乔的艺术风格有人说他是现实主义先驱，其实不全然，现实主义通常与社会或政治意识的提升有关。它旨在拥护一种特定的社会或政治政策，因此现实主义关注的是画什么而不是怎么画。在十七世纪的艺术中，自然主义的意义远不止简单地描绘浓重的阴影和从街头拾起的模特，也不完全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描绘所见现实。卡拉瓦乔的风格更接近于一种激进的自然主义，这与他早年在米兰时深受伦巴第艺术影响有关。伦巴第艺术注重简单、关注自然主义细节。较之当时流行的风格主义，伦巴第艺术更接近德国自然主义。自然主义着重于社会现实和可观察的事实，而不是理想和美学，所以更在意的是怎么画而不是画什么。很显然在卡拉瓦乔笔下，对于社会底层近乎物理上的精确观察，由此产生的强烈质感，生活的真实加上充满舞台明暗对比所表达的灵性，形成了一种自然主义的新风格。在卡拉瓦乔的作品中，有大量少儿不宜、直接露骨的血腥屠杀和死亡场景，大概占其作品总数的三分之一，即便宗教题材也以殉道故事居多。或许曾经杀过人的他，能在创作时摒除心理障碍，坦然以亲身的经验描绘血腥和暴力，而无需像其他画家那样用间接隐晦的手法。因此他的自然主义也带有了某种激进的特征。
《Sacrifice of Isaac》中卡拉瓦乔同样是描绘故事的关键时刻，但是画面背景却生机勃勃，这是卡拉瓦乔在伦巴第学习和受威尼斯画派影响的绘画风格，与威尼斯画派大师贝利尼的宗教画十分类似。这幅作品收藏于Uffizi，没有借出展览。
藏于西西里岛锡拉库萨Chiesa di Santa Lucia al Sepolcro教堂的卡拉瓦乔大幅祭坛画《Burial of Saint Lucia》，专门去看了。
挂有卡拉瓦乔画作的锡拉库萨Chiesa di Santa Lucia al Sepolcro教堂。在罗马参观完展览后第二天即启程去西西里，专门找到巴勒莫的Oratory of Saint Lorenzo看卡拉瓦乔的一幅画《Nativity with St. Francis and St. Lorenzo》，据查，这幅画早在六十年代被盗走，至今未找回，教堂里挂的是复制品，但是没想到连复制品也无法看到，因为教堂维修关闭。
同样是大卫的故事，贝尼尼的大卫是一个贵族子弟，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是一个牧羊少年，而卡拉瓦乔的大卫是一个冷酷的战士，你喜欢谁，并没有差别。卡卡拉瓦乔几乎没有传统的自画像，《David with the Head of Goliath》却是一幅令人痛苦，前所未有的自画像，鲜血淋漓，送上自己的头颅是否可以得到宽恕？这是卡拉瓦乔为了得到教皇的赦免，作为礼物贿赂教皇而创作的。
下面三幅作品收藏在Doria Pamphilj Gallery，都没有借出参加展览。在一个静静的小展厅，在那里坐了很久，非常喜欢这三幅画。
《Rest on the Flight into Egypt》描绘圣经故事的风景作品，风格朴实，比风景更吸引人的是占据中心的人物，既宁静又感性。有点像威尼斯画家贝利尼的宗教风景画。许多画家都画过这一题材，像科雷乔（Correggio）、小勃鲁盖尔、苏巴朗等。
《Penitent Magdalene》
《Saint John the Baptist》，写实的肢体张力向信众表达神圣的至高无上。
《Madonna and Child with St. Anne》是卡拉瓦乔晚期的宗教作品，风格成熟，圣母虽然不合正统，却十分好看。博尔盖塞美术馆面积不大，珍藏着卡拉瓦乔的五幅匠心之作，包括这一幅和《捧着果篮的男孩》、《手提歌利亚头的大卫》、《生病的巴克斯》、《正在书写的圣热罗尼莫》。
《Saint Jerome Writing》
《Saint Francis in Meditation》，圣方济各沉思的主题在反宗教改革时期很流行，卡拉瓦乔的写实手法表达了圣方济各强烈而悲伤的沉思，同时也唤起民众对于早年屠杀中死难者的哀思。
卡拉瓦乔所有带头颅的作品，笔下的殉道与死亡，都是血腥、挣扎、痛苦和哀求的。尤其是《Medusa》，卡拉瓦乔捕捉了美杜莎被斩首最后一刻的惊恐表情。虽然这一神话故事被多次创作，包括雕塑，但是卡拉瓦乔是如此惊世骇俗的表达，他含有暴力血腥的绘画拥有了更大的市场。
在Pitti宫里还看到一幅卡拉瓦乔作品《sleeping cupid》
卡拉瓦乔最具辨识度的艺术风格对后世画家如鲁本斯伦勃朗等影响至深，同时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和模仿者，这也促进了艺术市场的多样化。受到卡拉瓦乔戏剧性灯光运用的启发，法国画家乔治拉图尔（La Tour）和荷兰画家范洪霍斯特（Van Honthorst）开创了夜景画和独光画，而意大利著名的女画家真蒂莱斯基更是卡拉瓦乔的忠实崇拜者，她模仿卡拉瓦乔创作了几幅同题材作品。
荷兰黄金时代画家Van Honthorst作品，他经常描绘以烛光或火炬的夜间场景来彰显其光影实力。范洪特霍斯特年轻时在罗马是卡拉瓦乔的追随着，绘画风格受到卡拉瓦乔的影响。在Uffizi的一个展厅和巴贝里尼宫都收藏了一些范洪特霍斯特的作品，都有独特的光影表现。
意大利最著名的女画家真蒂莱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是卡拉瓦乔众多追随者其中的一位。真蒂莱斯基的父亲是著名的风格主义画家，也是卡拉瓦乔的追随者，他从真蒂莱斯基小时候就带着他一起作画。真蒂莱斯基在少女时代曾有过一段痛苦不堪的经历，所以她模仿卡拉瓦乔创作了几幅带有复仇心理的作品，以宣泄心中的愤怒。但是当看到她的自画像后，不仅会令人联想到卡拉瓦乔，而且会让你立刻喜欢上她，特别是收藏在温莎城堡王室画廊里她的一幅自画像，真是非常好看，当时还奇怪为什么王室会有这样的收藏，可见真蒂莱斯基是位非常成功的女艺术家。
收藏于伦敦国家美术馆的真蒂莱斯基自画像《Self Portrait as Saint Catherine of Alexandria》，卡拉瓦乔风格再现。 
卡拉瓦乔进入人们的视野，是20世纪初，艺术史学家称他为“被严重低估的画家”。于是各种溢美之词纷至沓来，如“巴洛克之王”，“光影技法大师”，“现实主义的创立者”，“现代绘画的开启者”等等。其实，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和其作品的影响，受限于当时社会历史文化和自我人生经历，他们的天赋只能在这轨迹中发展。尽管彼时的卡拉瓦乔有着众多的追随者，所谓卡拉瓦乔画派其实也是今人的臆想，但他并非领头大哥，只是一个比别人走得更远的探路人。他为文艺复兴晚期的艺术发展推开一扇大门，门上没有任何主义或流派的铭牌，门外却有通向现代的无限可能。美国一位专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学者说：“除了米开朗基罗，没有任何一个意大利画家有如此大的影响。没有卡拉瓦乔就没有里贝拉、维米尔、拉图尔和伦勃朗。没有卡拉瓦乔，德拉克罗瓦、库尔贝和马奈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刀剑夺去了卡拉瓦乔的生命，卡拉瓦乔却以画笔将生命重塑，与其说是绘画，不如说是生命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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