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点就是不深究细节，只从历史大势，我们确实了解的不会错的大方向来给历史事件的性质，成因下个判断。我觉得这个方法适合我们这种非专业的爱好者，因为我们不掌握大量文献资料去深究细节。
土耳其单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可以放到近代民族意识觉醒，民族国家的概念被人接受这个大背景下：其实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只是近代西方的产物，波斯帝国之后。到近代之前，人们虽然有朴素的民族意识，可是跟宗族血亲这些概念没有截然差别，还没政治化，并不认为一个民族一定要有自己的国家。”民族国家“是近代西方的观点。相反，古时候最早是小国寡民，因为统治能达到的范围有限，比如商周时期的诸侯，古希腊和两河流域的城邦。只有古埃及能成为大帝国。
后来的三千多年主流政治体制是帝国，不是民族国家。从政治学的定义来说，所谓帝国就是各个小民族服从一个领导，但是本身基本还是自治的，宗教也是自由的，名义上的服从和缴纳贡品税收，能换来军事安全上的保证，贸易畅通，民族自己减少安全成本。帝国给与自治和保护，换取服从。西方是从亚历山大大帝开始才从波斯那里学会接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国观念的。波斯、罗马、奥斯曼，英帝国都是这样的帝国。
所以传统的奥斯曼帝国跟近代土耳其根本不是一回事，奥斯曼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大帝国，它跟罗马帝国的一大区别是在地区行政上，奥斯曼还是用苏丹直接任命的总督来统治，属于中央集权而不是地方自治。但是在整个帝国范围里分为四个Millet，基督徒，犹太教徒都是独立的Millet，内部的司法和宗教都是自治的，这种Millet贯穿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地区，相当于是条块分割的自治。就帝国整体而言，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在中央实际掌握的权力相当大，有所谓”法纳区希腊翻译“这种影子政府的说法。民族成分方面，斯拉夫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都是和希腊人一样，人数相比于”奥斯曼人“占据绝对优势。实际上，”奥斯曼人“有些世袭特权，就像八旗子弟，但是政治权力更多地是掌握在来自巴尔干半岛的阿尔巴尼亚人和希腊人手中。
到了近代，民族意识觉醒，各个民族寻求独立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大帝国这个体制成了过时的东西。在这个时代，不要说老旧的清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一个叫做东亚病夫，一个叫做西亚病夫），就连比他们强盛得多的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大英帝国，最后都灰飞烟灭了。奥斯曼对外战争的失败，先是丢了罗马尼亚，希腊，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这些巴尔干地区，大量帝国以内的不同族裔获得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到20世纪初，帝国境内民族聚居的地区只有东边的亚美尼亚，阿拉伯，库尔德这些了，再加上大量和土耳其族人混居的希腊人。因为每次战争奥斯曼都失败，而且每次都是境内的少数民族跟外来帝国势力勾结争取独立，所以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奥斯曼政府形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认知，这种认知在帝国强盛的时期是没有的，只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自信和包容。这种心态也正是亚美尼亚种族大清洗的形成背景。
到了一次大战失败，阿拉伯地区独立出去，外高加索也独立了，帝国内仅剩的少数民族就是混居的希腊人，因为小亚细亚半岛这块地方，无论从古代历史还是文化来说，不但是奥斯曼土耳其的腹地，在更加古老的时代（古希腊时期）同时也是希腊的腹地。所以希腊争夺得也是理直气壮。在土耳其那方面呢，学习西方当时是自强和现代化的表现，学习西方也包括了建立民族国家，从一次大战通过君主立宪掌权的”青年土耳其党“，到推翻苏丹打独立战争的国父凯末尔，他们都在学习西方，建国和搞革命的目的，就是毁灭多民族的奥斯曼老大帝国，在它的废墟上重建一个排斥其他民族的，单一土耳其人的共和制民族国家。所以，独立战争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在性质上是跟奥斯曼帝国完全不同的，单一民族国家，是以欧洲民族国家概念为范本的。这个和中国有点类似：中国主体民族一直是汉族，没有奥斯曼，大英，俄罗斯那么多不同民族。但是满清入主中原以后，也是一个包含多民族的封建帝国，跟明朝，宋朝这样的单一民族国家不一样的。孙大炮辛亥革命最初的时候提出”驱逐鞑虏，复兴中华“，其实跟凯末尔的土耳其革命一样，也是想建立汉人的单一民族国家。在这里，君主制变为共和制，跟多民族帝国变为民族国家这两个革命，混在一块了。
正是在这个背景上，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希腊土耳其在独立战争中打得那么厉害，还有战后人口互换的原因。
而且土耳其和大清，这两个老大帝国的近代史，还真有挺多共通之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