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众生无我（8）
诗人小邵
称小邵为诗人并不是指他是专业的诗歌文学创作者。在我们这个时代，诗作为个体性极强的叙述方式，很难与现实的政治权力相结合，因此也就成了一种无人理睬的孤独的东西，诗人自然也就是一个寂寞而无以为生的行当。而小邵只是在他的身上有着一种流浪诗人的气质，所以我们把他叫做诗人。
小邵姓邵名雪夫，北京人，他说他是蒙古族而不是汉族。1987年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自愿来到西藏拉萨中级法院经济庭工作。那一年中共政府为大学生到西藏工作修改了相关政策，因此小邵与中级法院签订了一个几年期限的工作合同。他的户口也不用像我们一样要迁到西藏，而是仍然留在北京。
小邵个头高大，留着齐耳的卷曲长发，时常脚蹬一双长统马靴，倒也有一种蒙古人十分随意的遗风。他与所有的北京人一样开朗、大度、机智和幽默，充满北京皇城根那种文化底蕴的“油气”。是他首创把我们的这帮朋友调侃地称为“靠山屯”，高级法院位于拉萨城西，这一边的“哥们”就称为西屯，中级法院位于城东，那一带的“哥们”就是东屯。小邵也打得一手好桥牌，但他打牌时常常是冲动和随意的，并不把输赢太放在心上而只是满足于享受整个身心充满灵感的过程。这使得他对自己的搭挡总是宽容和没有苛求的，这一点他和顾伟截然不同。我们相识后我曾把他和同样来自于另一大城市上海的顾伟相比，顾伟看起来像是现实而唯美的咏者，而小邵从内心就是一个叛逆而梦游的诗人。大概因为小邵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又和那个后来自杀了的中国年轻诗人海子是校友，所以他其实有着太多的理想主义梦想，而有了这梦想他就拥有了另外的一个世界。
在中国，一个有着诗人般浪漫的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官僚。小邵就是这样，理想的公平、正义和自由的世界毕竟离这里的现实太远，因此他和其他官员的冲突就肯定不可避免。这种冲突到后期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整个中级法院的官员们对他都颇有微词。他也就变得对工作消极起来，游离于体制之外寻找自己的梦想。
那段时间小邵在拉萨结识了许多的青年朋友，他和这些朋友们过着一种自由自在快乐的日子。他会和拉萨大学艺术系那些年青可爱的女孩们在夏夜的拉萨河边拉着手风琴唱歌直到天亮，或是和朋友们通宵达旦地喝酒打牌聊天而全然不管明天还要上班。当然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在当时的中国内地如他的家乡北京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那个时代所有人的生活包括吃饭、穿衣、娱乐甚至作息和出行都被政治权力限定在单一的群体性方式范围之内，违反者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自由主义”，将被视为社会的反叛者而遭遇生存权利的剥夺。但在西藏，这种在中国内地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的独断客观合理性却受到了藏民族文化传统的挑战和消解，在这里个体性的生活价值理念有着极大的生存空间。因此西藏也就成为了小邵们的快乐天堂。
说小邵是诗人并不仅是一种象征，小邵不但写诗，而且是疯狂地写。一个冬日的清晨他裹着皮大衣满面疲乏地来到我那里，他说昨夜为了寻找诗的灵感，他独自在拉萨河边躺了一夜，说完把一沓诗稿塞给我，然后倒头就睡。我看着那皱巴巴还带着露水的诗稿，惊奇在这滴水成冰的寒夜里他的脑袋竟然还未被冻僵，还能如此地欣然命笔诗兴大发。
自此之后小邵就时常把他的诗作拿与我们拜读，同时也引发了我们自年少时就产生的对诗的美好的梦想。有一段时间我们狂热地讨论着普希金、莱蒙托夫、雪莱和叶芝以及顾城、舒婷、海子和北岛。在他和顾伟的带动和鼓吹下，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动笔写起诗来，并组织定期的交流切蹉，当然就数量而言，作品最多的还数小邵。
西藏使得小邵深陷在游吟诗人的梦想生活中不能自拔。他的生活越来越没有规律，经常游走于西藏与北京之间，即使在拉萨的日子，他也处在一种飘忽的状态之中。有时到我们这里彻夜狂欢，一呆几天；有时很长时间不见踪迹，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仿佛从这世界上彻底消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离开西藏。
一个诗人除了对生命的激情之外还有着对爱情的幻想和冲动，小邵也不例外。其实他在大学里就有着一个若即若离的恋人，在西藏他也会和一些可爱的女孩时时发生一些浪漫的爱情故事，有时甚至于演成令人羡慕的爱情风波。一次他和另一个朋友在追求同一个女孩（她也是我们的朋友）的过程中遭遇，但那女孩显然钟情于他的对手而使他明显处于下风。在激情之中他竟把那女孩囚禁在房间里并用诗人的哀惋试图打动那女孩的心，在长达数天的时间中他只允许朋友们除送饭外不得有任何进入的可能。我接到朋友的求援电话时第一感觉像是遇到了在那个时候极为罕见的绑架案，不过当我仔细一想这事发生在小邵身上也是一种必然。事情最终的结局是小邵在几天后提出用古典的与情敌当面决斗的方式来打破这无望的僵局。当两个男人面对面的时候，小邵先给了对方一拳，但对方却未还击，而是以胜利者的宽容默然地承受，小邵则沮丧地坐下来抱着头质问对方为何不还手。这事过后小邵与那女孩和他的情敌仍然成为很好的朋友。那女孩和小邵的竞争者后来成了夫妻，几年后回到了中国内地，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并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这事之后倒是我很钦佩小邵在冲动之后能以一种男子汉的风度承受着失败的命运，也许诗人的爱情之路在我们这个时代总是如此，因为他们总是离世俗的世界太远。
我从来不把小邵的这些行为举止视为怪诞，作为那个时代的青年对中国社会几十年伪理想主义的嘲弄和反叛在进藏的学生中是屡见不鲜的。有在白天把被子铺在单位的草地上在太阳下相拥而眠，醒来时发现周围站满一圈藏族小孩在观看的恋人，也有每天夜里焚香打坐然后挥笔疾书的女记者。每个人的个体价值理念在那里都能有发挥的空间，这一点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内地也是望尘莫及的。
至今为止大多数认识小邵的人们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来到西藏，他也从来没有向人们提起过他的动机。要知道在他毕业的时候他本可以在北京谋求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其实在那个时候自愿来到西藏的学生中也有许多都从未提起过自己进藏真正的原因。从中国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被权力驱逐流亡并导致生存故土与精神家园的分离。而80年代进藏的学生中的一部份却是选择了自动离开故乡去寻找精神家园，这种自我放逐的流亡只是完成了对他们前辈的延续并一直存在于“六四”之后的出国大潮之中。
1989年北京发生了“六四”天安门流血事件，那时小邵仍在西藏，但这次惨案对他的内心冲击极大，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总是处在一种极度郁闷的状态之中。因为他的母校中国政法大学的师生是这次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参与者，所以也就成为后来主要的被镇压者和受害者。此后，小邵的性情改变了许多，他常常借酒浇愁，以至于有一天他在饭馆里喝酒，邻桌有两个中共军队的士兵在议论并辱骂那些参加了“六四”抗议运动的学生，小邵闻后大怒，指着两个不知趣的军人破口大骂，并要拔枪相向。同去的人急忙抱住他，而两个军人则大惊失色，他们不明白在当时整个中国对“六四”事件异口同声的专制评价语境下，为何还会有人敢发出如此反叛的不同声音和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应？不过他们还是感受到了整个饭馆中人们压抑的情绪，迫于众怒难犯，两人便只有夺门而逃。
不久小邵就离开了西藏并永远没有回来，而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连他的消息也不得而知，就像过去他有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样，而这次对我来说他是一次永远地消失。尽管我的理智告诉我他还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但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在过着那种流浪的诗人生活，尽管我们的世界已不再是那种讴歌英雄的史诗时代。在今天平庸的散文生活中，除非如有些曾经的诗人那样喋喋不休的依附于权力之后才能把自己的作品胡乱印成铅字，否则这也太难了一点。
朋友阮小姐
阮小姐并不是西藏人，她是香港人，只是我们在西藏偶遇并成为了朋友。阮小姐名叫阮盈仪，但这名字并不是她告诉我的，而是我偶然在她的护照上看到的。
与阮小姐的相识是在1987年我到阿里的时候。我们从阿里首府狮泉河镇去普兰县的那天，当我们的车子在暮色中开进普兰县政府招待所时，忽然听到有人大声欢呼道：“终于有车来了”。我感到纳闷，心想不可能是有人在欢迎我们吧？下车看到一个身穿中国老式蓝色警服胖胖的女孩雀跃着向我们跑来，一边用带浓厚的广东粤语味的普通话问我们是不是从狮泉河来的，这就是阮小姐。
交谈后我才知道她原来是香港某大学的学生，利用暑假独自一人到大陆来旅游。她那时已孤身漫游了大半个中国，前几天从新疆叶城搭货车来到普兰，一连几天找不到车回狮泉河，今天终于看到我们的车来了，所以高兴得欢呼雀跃。
我满口答应带她回狮泉河，但我们刚到这里，她还需要再等几天，于是我们在普兰的几天里，阮小姐基本都和我们在一起。
阮小姐在学校学的是经济专业，但她感兴趣的范围却很广。她几乎每个假期都要到各地旅行，她告诉我她不像大多数同学那样靠平时打工积攒的钱出来旅行而是家里支付她的旅行费用，这意味着她有着一个富有的家境。当然她并没有那种富家小姐的忸捏而是大方开朗。不过，路途中她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如在甘肃和新疆她都因小偷的光顾而陷入困境。我嘲笑她的普通话别扭得很难让人听懂，她却自豪地宣称她的普通话水平在香港已属上乘，可以开班授课了。我问她为何要穿这样一套怪头怪脑的老式警服时，她回答是为了与大陆的人们缩小距离以具有更大的亲和力，从而不会受到普通民众的排斥，同时也使盗贼把她看做本地的穷人从而放她一马。这个答案似乎有一定的说服力，因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种老旧的制服是中国人最普遍也是最平民化的衣着。当她知道我们是西藏高级法院的法官时，她惊讶地觉得这不太可能，她说香港的法官都是年岁较大白发苍苍，而我们竟然这么年青就可以成为法官？对这个提问我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只能自嘲地说这肯定是因为山中无老虎的原因。她又问我她在大陆的旅行中她认识了许多青年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唯一的理想和奋斗目标都是想出国，我有没有这种想法？我的回答是出国需要很多条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具有这些条件的，何况总要有些人留下来做那些需要的事情，不过一旦有了条件我并不拒绝出国，但我出国的目的与大多数人不太一样，因为不停地漫游和行走对于我来说是生命成长过程的一个部份。
我前面说过普兰并没有一种现代的城市规划，因此在那里行走有时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障碍。如路上突然出现一道突兀而起的高墙，迫使你不得不绕很远的弯路。对于我们来说这并不是什么难题，几人身手敏捷地翻过墙继续前行便是。但这一来则苦了阮小姐，我们力劝她由大家鼎力相助翻越墙头，但她执意不肯，大概觉得有伤淑女之大雅。所以每到此时，我们只能在墙那边久等她慢慢绕弯过来。这样每日行程虽多有波折，但也乐趣横生。
我们在闲聊时谈起各种当时年青人都喜欢议论的哲学和艺术问题。我们谈到尼采、黑格尔、萨特、叔本华，海德格尔甚至弗洛依德，这也是她在学校选修的科目之一。另外由于她会弹钢琴，所以对于肖邦、贝多芬、门德尔松及柴可夫斯基等古典音乐大师们也有许多共同的话题。不过刚开始她还是感到不可思议，她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我说是读书学习而知，她问我大陆能看到这些东西？我感到她这问题有点看人不起，因而有些愤愤不平。不过转而一想，其实在中国竖起铁幕与世隔绝几十年后，这个国家以外的人对这里人们的了解已几乎为零，海外的人们以为大陆的专制意识形态已把人们纯化到除了口号式的“马克思主义”以外什么也不懂的地步。虽然我这么想，但后来的交谈 已有了一些较劲的味道。直到我谈到金庸的武侠小说，而她竟连金庸是谁都不知道。我告诉她对于中国人来说金庸的书应在必读之列，当然我的语气间充满了得意之情。
几天后我们准备离开普兰返回狮泉河，但阮小姐并没有和我们一起走。不过原因并不在我，而是罗布又答应了另一位藏族女孩搭我们的车，所以车子已然满载。这弄得我相当难堪，只是阮小姐对此并不在意，她说有一辆大货车这一两天也要返回狮泉河，她可以乘那辆车。于是我们相约狮泉河再见，就分别上路了。
我们回来两天后阮小姐也到达了狮泉河，她也住在这里唯一的宾馆阿里饭店里，当我们见到她时才知道她这一路上又遇到了倒霉的事情。原来从普兰到狮泉河的路上，她放在货车车厢里的旅行背囊不知什么时候掉了，她的这个很大的背囊里装着她的全部东西，包括所有的现金和一百多卷已拍和未拍的胶卷，而她现在唯一剩下的就只有随身背着的照相机了。
这时阿里中级法院的法官小魏自告奋勇地带我们一起去到阿里地区公安处报案，公安处的几位年青警官都是拉萨公安学校毕业，他们的老师中有我的同学，因此甚为热情，一再保证能为阮小姐找回丢失的背囊。阮小姐此时反倒是将信将疑，嘴里嘟囔道她在中国其他地方丢失过东西但当地的警方却从未帮她找回来过。这话被一个警官听到，马上要求查看她的护照，看了护照后正色对她说：阮小姐，请你相信中国的警官一定会对此事尽责的。其实我明白此事只要警方尽力是大有希望的，因为当时的狮泉河人口只有数百，仅有一条公路通往普兰，每天来往车辆屈指可数，只要有人拾到这背囊就不难查找。
后来的两天里，因阮小姐身无分文，她都和我们在一起吃饭。第一次我们邀请她的时候她大为惊奇并表示不能接受，她说在香港请人吃饭总要有一定的理由。我说你现在没钱吃饭，我们请你吃这也是理由，何况这里是西藏而不是香港。虽然最终她接受了我们的好意，但总是有些不安。两天后有消息传来，阮小姐丢失的背囊已找到。原来是被阿里地区医院的一位司机在路上拾到，得知这好消息后阮小姐兴奋得原地转了几个圈。她说这是她在中国大陆第一次碰到这种失而复得的体验。
回到拉萨后阮小姐游览之余仍和我们一起聊天，看电影。在她要离开西藏前往格尔木的头天，她拿出5盒万宝路香烟送给我，并解释说这烟是她从香港带来的，为的是按大陆的风气一路送人打通关节以求得便利之用。而在西藏她得到我们无私地帮助，她想余下的路途中还有我们这样的好人，所以看来这烟也没什么用了，因此干脆一起给我算了。
阮小姐回到香港后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她离开西藏时的想法在后来的旅途中证明是错的，大多数的人还是那样唯利是图，在火车上都要钱贿赂列车员才能弄到一个铺位，否则她就只有在座位底下铺张报纸躺着熬过漫长的旅途。当她回到家里时她已脏得像个泥猴。不过也有好的消息，就是她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报纸作了记者，这也是她很喜欢的一个职业。
后来陆续她又给我来了几封信，特别是在拉萨骚乱和“六四”事件之后她来信询问大陆这方面的情况，但我并没有给她回信，因我担心如果她把我告知她的内容弄到报上去，这样大陆的秘密警察会给我带来难以想像的麻烦。
这以后我与阮小姐就再也没有了联系，至今也不知道她的相关信息。不过我一直在为没有给她回信而负疚，为自己因软弱而没有回答她的提问感到惭愧。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所追求的是人的善良和爱，所执着的是人类社会的正义与公正，殊不知我们常常却默许和纵容着历史的罪恶，面对着被专制权力所败坏的生存品质，我们只是被动地作茧自缚。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爱与怕。（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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