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株菩提一尊佛（3）
除了在拉萨的这些轻松快乐的时光之外，由于工作的缘故，我开始有许多的机会去走过西藏的各个地方。1984年，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中国政府拨款数亿元在西藏兴建43项工程。由于大量投资进入，西藏的经济进一步复苏并活跃起来，同时各种合同方面的纠纷也多了起来。我的工作也日渐繁忙。1985年10月，我奉命独自前往那曲审理一件建筑工程合同纠纷案，这是我从大学毕业之后独立承办的第一起案件。由于该案的被告是那曲地区政府，而那曲中级法院因其经费、人员均受当地政府节制，关系不便因此案搞僵。另外那曲中级法院人员素质较差，无力审理，直接交由高级法院审理又不符合诉讼法关于审级的规定，因此请求高级法院派员以那曲中院的名义进行审理。但我当时职务为书记员，按法院组织法规定无权独立审判案件，为解决这一难题，高级法院随即任命我为助理审判员（助理法官），命我立即赶往那曲。
那时恰逢唐古拉山区遭遇特大雪灾，深及腿部的大雪覆盖了整个唐古拉山及那曲地区。唐古拉山口被大雪阻隔，数百辆来往车辆被滞留在山口，由于气温达到零下20多度，据说已有人冻死。我一路看到茫茫草原已被大雪覆盖，羊群在雪中仅露出头颅。公路上气温稍高，大量野生动物如藏羚羊、黄羊（学名蒙古瞪羚）、野兔等蜷缩在公路两侧取暖。这场雪灾给牧民造成的损失极大，牲畜死亡超过半数以上。公路上忙碌来往的多是救灾的车辆，有冒险从唐古拉山口过来的四轮驱动越野车，车身堆满泥浆和积雪，看来实在疲惫不堪。
在当雄至那曲之间的一片草滩上建有8座高大的白色佛塔，在很远就可以看到直刺蓝天的金色塔尖和四处飞扬的经幡。但这里并没有寺院和喇嘛，完全是牧民们自发转经的埸所，我路过的时候转经的人很多。一群穿着肥大而色泽鲜艳皮袍的年青牧女围着佛塔轻快地转圈，草滩上一家男女老幼围着点燃的牛粪火忙碌地分配煮好的酥油茶和食物。路边一个小女孩用被头巾包裹得只露出两只大而黑的眼睛好奇地注视着我们。离人群远远的地方一个戴镶花红色毡帽的老人孤独地跌趺而坐，一块缀满补丁的毯子覆盖着简单的行囊，脚边放一只破旧的暖水瓶和一个年代久远的带盖木制茶碗。这是一个走过很远的路程独自前来朝佛的老人，刺骨的寒风中他黝黑而轮廓分明的脸上毫无表情，但所有的沉默已表明他早就沉浸于垂暮之年的巨大幸福当中。不过这块圣地最令人感到神奇的是佛塔边有成千上万的牦牛头骨垒成的巨大的堆，这些头骨上都刻有六字真言，无数弯曲粗大的犄角交错在一起，在雪山和蓝天的背景下给人以极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尽管后来我走过了很多地方，但我认为这仍然是我在西藏看到的规模最大的、敬奉给神的生命祭典。
到达那曲后我被安排住在那曲中级法院经济审判庭书记员王晓保家里。小王是江苏人，何时进藏和为何进藏工作不得而知，我也不便打探。这里的建筑大多为铁皮屋顶的干打垒（一种用木板作为模具，往里填土冲实，然后一段段升高成为墙体的建房方法）土墙平房，小王就住在其中的两间。这里冬天特别寒冷，因此窗子都安装两层玻璃，每间房子中间都有一铁皮炉子用于煮饭和取暖，燃料为晒干的牛粪，这也是广大藏北地区唯一可以用作燃料的东西。炉子的烟囱不是直接伸到屋外，而是在屋里蜿蜒盘旋，以便使余热充分散发到屋内而不至浪费。每到夜晚临睡前，必须加大炉火，使屋内暖和起来，但有时到夜间火逐渐熄灭，温度下降至冻得发抖，睡梦中又只好披衣出门，踏着积雪摸黑到对面堆放牛粪的棚子里弄回一堆燃料继续生火取暖。在那曲的那些冬夜里，有时我一夜要如此辗转数次，直至天明。
小王极为热情并且交往极广，与他在一起，我便认识了许多人并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这些人中有汉族也有藏族，有政府干部、商人、军人及教师等。由于这里生活条件很差，所以这里的人们都是热情的和乐于相互帮助的。一次我跟随小王去为一支当地的驻军播放录像片（当时拥有一台录像机是一件奢侈的事，而小王就有一台）。这不是一次官方行为，也不是商业行为，而完全是出于小王与这支部队领导的私人友情。当我们怀抱着录像机和录像带乘坐军队派来的解放牌大货车到达时，我发现那是驻扎在一个山顶上的雷达兵连队。由于驻守于常年积雪的山上，因此少有机会与外界接触。官兵们看到我们自然兴高采烈，全连集合整队看录像。而我不想看录像，连长（一个来自四川的上尉军官）便把我安排到他的宿舍，吩咐炒了几个菜，开了一瓶酒，让我独自细斟慢饮。第二天一早我起来走出门外，极目望去是阳光映照下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广漠白雪，风早已停了，阵地上寂静得没有一丝声音，只有哨兵如雕塑般立在那里。
当然我在那曲主要的时间仍是工作。案件的相关证据涉及大量的建筑工程预、决算的财务报表和单据，那时中国的审判程序中还没有实行当事人举证制度，案件的所有证据均要由法院收集、调查和认定。所以我必须对所有账目进行审查甚至计算。那曲中级法院经济审判庭的法官和工作人员大多是藏族，他们深知在这项工作上帮不了我的忙，又看我经常加班到夜里，于是每天早上他们都为我在办公室牛粪火炉上烤好一个馒头，准备一壶酥油茶，这令我非常感动。庭长索朗是一位年过40的藏族汉子，黝黑的脸一看就是长年在藏北生活的人。他常常带我到当地的甜茶馆去喝酥油茶。那曲的甜茶馆与拉萨不同，少了些精致却多了些粗犷，茶馆里的人基本都是头缠红色英雄结，身穿厚重皮袍腰悬长刀的藏北牧民，他们总是大声叫嚷着，大碗喝着酒，满屋子的烟味、酒味混杂着酥油味，热气腾腾中透出一种豪迈之气，颇似美国西部拓荒时代的小酒馆。这里由于是当地信息传播的集散地，所以常常宾客满座，每次我走进去时，坐着的人们都会站起来热情地邀我入座。那些豪爽的牧民称呼我为“格拉”，索朗告诉我格拉在藏语中的意思为老师或有知识及社会地位较高的如官员之类的人，是藏族传统的一种尊称。不过他们的交谈都是藏语，我只能通过索朗的翻译与他们交流，大多时间我只是默默坐在旁边看他们热烈的讨论，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藏北的牧民在达赖喇嘛统治时期大多处于游牧部落的社会组织结构形态，至上个世纪80年代他们对现代商业社会仍比较生疏。当地流传一种说法：牧民们把钱一迭迭捆在绵羊尾巴下，然后赶着羊群去寻找商店购买自己所需的物品。我曾在那曲的百货商店碰到一位前来购物的牧民，他把羊皮口袋里的钱全部倒在柜台上，应付多少由售货员自己拿，这可以看到牧民们对货币缺乏认识和他们对人诚恳的相互信任。
牧民们如果是集体外出的话，他们那种部落里流传下来的自我约束的组织性和纪律习惯更为明显。我在那曲汽车客运站看到一群牧民在 一个年纪较大的长者率领下准备乘车外出，长者先指派一位汉语说得较为流利的青年去打听如票价等的乘车事宜，青年回来向全体人告知每人应付的车费数，然后每个人均把钱统一交给那位长者，青年双手从长者手里接过钱去购票。再由长者安排上车，老人、儿童和妇女先上，那种井然有序是现代都市中烦躁而缺少道德意识的人们所不及的。有一次我搭乘一辆大货车前往格尔木，车到羊八井时，由于我们的车是空车，便有一群牧民拦车，司机停车，他们中的首领一位身高足有 190厘米以上的中年汉子便用不太流利的汉语与司机商谈他们想搭便车到雁石坪。司机同意后，这位长相酷似美国电视连续剧《神探亨特》中警长亨特的首领一声唿哨，那些还在路边升火煮茶，或者吃着大块风干牛肉的人们急忙撤锅收拾东西，飞快爬上露天的车厢，并一排排整齐地坐下。车行途中，这些汉子们整齐高昂地唱着当地民歌，即使中途下起冰雹，气温骤降，但歌声仍未停息，那悠扬的长调在戈壁上随风飘洒一路，令人感到他们是天地间最快乐的人。中途停车休息，那位“亨特”一声呼喊，只见所有人飞快跳下车，四散向野地跑去。我正纳闷，不一会只见人们又向车子跑来，每人都抱着一堆干牛粪，原来他们利用这段时间去收集沿途所需燃料。车到那曲城外，由于政府的交通法规规定货车车厢不准载人，此前不远设有检查站专查此事，因此司机停车，吩咐他们下车徒步穿过那曲。当我们到达那曲城那一头不一会，我便看到暮色中远处低垂发暗的云层覆盖的地平线上，“亨特”率领着那一群人昂首挺胸，排着整齐的队列大步朝我们走来。车子继续前行，司机决定中途不住宿，连夜翻过唐古拉山。到达唐古拉山一带时，夜空中飘起大雪，我不由得为车厢里的那些人们担忧，我把头伸出车外向后看去，这帮快乐的人们早已鸦雀无声，进入梦乡。车到雁石坪时已是凌晨3点，我大声敲击车厢，将他们从熟睡中唤醒，于是喧哗声又起，大家纷纷下车，有的在路边伸着懒腰，有的干脆冲着夜暗中泛着白光的雪堆撒尿，几个人忙碌着将白天捡来的干牛粪点燃煮茶。当他们热情洋溢地与我们告别时，我不得不由衷地钦佩他们那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顽强生命力和乐观的自我精神。时至今日，那位“亨特”和他的那群快乐的、流浪在那片高原雪域的人们仍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我在那曲呆了差不多一个月，由我审理的案件也终于以原、被告双方皆大欢喜的调解方式结案。这也是我在藏北生活时间最长的一次，不过从此以后我似乎与那曲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今后的几年中，我每年都会到那曲一次，但每次都会使我对这里和这里的人们有一种新的认识和理解。第二次到那曲是与我们庭里的藏族法官次旦伦珠一起，那时正逢藏北牧区的冬宰季节。一天，他带我去那曲的牲畜交易市场买牛肚（牛的胃），市场是位于路边一片很大的空地，挤满了黑压压的牦牛和羊群。伦珠在用藏语与一牧民谈价，我好奇地四处张望，发现并没有摆放着什么牛肚。我问伦珠：你要买的牛肚在那里。他指着面前一头正在吃草的牦牛说：在它肚子里。不一会伦珠以10元钱的价格将买卖谈妥，只见那牧民以敏捷的动作将牛扳翻，把牛头按到地上，用牛毛编成的绳子捆住牛嘴，使牛不能呼吸。几分钟后，不停挣扎的牛逐渐不动并死去，牧民随即快速将牛剖开，把一个热气腾腾的牛肚扔到伦珠跟前。
我看着在雪地上进行的这种对牲畜独特的屠宰，惊得目瞪口呆，因为在 我所有的经历中从未见过这种奇特的宰杀和交易方式。而伦珠却神色坦然地接过那牧民手里的藏刀，剖开牛肚，把双手伸到牛肚里冒着热气的新鲜牛粪中取暖，并笑嘻嘻地对我说：回去这牛肚分给你一半。我赶忙摇头拒绝，心想刚才我还看这牛活灵生动地站在我的面前，怎么现在说来就要吃它的内脏呢？其实我这想法很有些虚伪，因为以后我到那曲最喜欢到饭馆去吃很有特色的火爆牛肚，这可能就是汉文化中传统“君子远庖厨”的那一套在我潜意识中的影响。不过后来我知道藏传佛教的僧人们也吃肉，但不得自己宰杀牲畜（即不得杀生）。每年拉萨的放生节全市还要禁止屠宰任何牲畜，看来这也是人类对待动物的共同传统。
还有一次到那曲也是冬季。与我同行的是我们庭里的藏族姑娘赵桂英，到那曲时恰逢她同在西藏民族学院学习后毕业分配在那曲工作的两个藏族同学举行婚礼。但这中间出了点差错，原来预订操办婚宴酒席的四川厨师突然不辞而别回家过春节去了，新人们感到一筹莫展，因为邀请已经发出，第二天就将举行婚礼，届时亲友们齐集却无厨师操办酒宴。临时去找厨师在当时当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时我只好自告奋勇，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厨师的职责。好在在藏族看来，大凡汉族都有一手好厨艺，而我也自信10多年的独身生活练就的手艺也还说得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和藏族司机西庆开车赶往市场，按我开列的菜单把材料采购回来，西庆在军队服役时在饮事班干过，我便安排他负责带领两位藏族女孩把菜洗好，切好。下午我便在锅灶前开始忙碌，一个漂亮的藏族女孩作我的助手。当我被灼热的炉火烤得满头大汗时，我便冲出门外到雪地里去凉快凉快。一阵忙活之后，总算保证了婚宴的顺利进行。
当然，我是不可能去参加宴会的。于是，晚上宴会散了之后，一大帮宾客兴高采烈来到厨房，交口称赞我的厨艺，并不停地向我献哈达（一种丝或绸织的长巾，表示祝福和尊敬），直至我的脖子上再也无法挂上为止。然后新人们陪我吃饭，我的左右一边坐着一个藏族姑娘，不停地向我唱歌敬酒，笑声歌声充斥小屋，令人忘记这是荒凉寒冷的藏北冬夜。一会停电了（那曲电力紧缺，规定晚上10点全城统一停电），点上蜡烛再喝，在朦胧温暖的烛光和悠扬甜美的酒歌里我喝得酩酊大醉，以后几天中都头脑发昏。
当然在那曲的时候我不会忘记去拜访当地的寺院，这里有号称藏北第一大寺的孝登寺，据说始建于1774年，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 在中国的10年“文化大革命”中也未能幸免于难而成为一片废墟，后于1984 由中共拨款人民币2万元重新修复。修复后有新老喇嘛 26人。寺内的活佛称为7世竹康活佛，是一个活泼开放的年青人，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平时很少穿喇嘛的僧衣，而多是穿西装，并且还有一个年轻美丽的妻子。不过孝登寺在过去的兴盛主要应得益于与13 达赖喇嘛的密切关系，据说那时该寺有喇嘛300人，这在人稀地广的藏北已经是不小的规模了。
我是在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早晨去的孝登寺，寺前被朝阳染成金黄色的山崖下的小河流淌着大量的冰凌，四周空无一人，天地间寂然无声，只有几只大雁和野鸭在河里游弋。孝登寺建筑规模不大，其门面颇似拉萨的大昭寺，只不过缺少了那种金碧辉煌而显得简陋，和拉萨或其它城镇的寺庙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大门外两侧有两排转经筒，凡来寺院的朝佛者在进出门时都要去转动所有的转经筒。一些衣着褴褛的妇女和儿童在向路人乞讨，几只无家可归的狗在旁边转悠。寺庙的后院几乎被一个白色高大的佛塔占满，这里极少有人走到，只有满院被风雪漂洗得发白的经幡在呼啸的寒风中激烈地抖动。寺里转经和朝佛的人并不多，可能与藏北人烟稀少和牧民多信奉苯教有关。不过寺内凡藏传佛教寺院所有的设置都一应俱全，只不过没有多少吸引人的特点。
寺院侧后山顶上是那曲唯一的天葬台。天葬在所有西藏之外的人们心中是一个显得神秘莫测，具有魔幻意境的仪式，作为受到终结威胁的生命来说，天葬因其将死亡的过程变成神圣的祭典而使得人们的心灵受到保护。这种葬俗在西藏大约已延续了700多年，当然它的产生和存在除了自然条件对丧葬方式的限制外（缺少燃料而无法火葬，高寒冻土无法土葬），佛教教义中“生死轮回”观念也起了极大作用。一位喇嘛对我解释说：生命一旦结束，灵魂便脱离肉体进入新的轮回，肉体则是一件人们穿旧的衣服可以抛弃，天葬将死者肉体喂了鹰鹫，是一件善事，在佛教的布施中属于最高境界。
那天我顺着平缓的山坡走上去，无人举行天葬，因此葬礼的必然参与者乌鸦或鹰鹫也就一只都不见。用于天葬的一块1米多见方的巨大青石冷寂地朝天横躺，石面平滑而黝黑，似有斑斑血迹隐隐透出。大青石下面的山坡上有成片五颜六色被丢弃的旧衣服，据说是被天葬的人们生前所穿的衣服。后面是一个占地颇广的玛尼堆，成串褪色的经幡在刺骨的寒风中猎猎作响。这里是平凡的生命与上天直接交流的场所，片片刻着六字真言的石板无声地祈祷着生命的周而复始，使人油然感到一种悲壮与孤独。
经常去那曲并在那里呆了一段日子后，我真切地感受到在藏北生存的艰辛与不易。那曲海拔高达4500米，极目之处无一棵树，除了人们偶然在室内培植的少许植物外，很难看到绿色。即使在夏季，戈壁草滩上也只有稀疏的、高不及半寸、颜色发暗的小草或苔藓类植物。而冬季冻土层则厚达一、二米。在拉萨搭建一个温室可确保蔬菜的生长，而这里的温室则需要升火才能保持起码的地温。而最令人最难以忍受的是常年不停的大风，厉害的时候曾把许多铁皮屋顶吹走，我看到许多屋顶的四角都用铁丝系在地上的大石块上，后来才知道这是防风的措施。在那曲生活和工作的汉族不多，大多为单身的青年人，因为这里的高寒环境并不适应内地的儿童和老人。所以即使结了婚的人也过着夫妻天各一方的日子。我在那里感到最恼火的是冬天打水和上厕所。冬季严寒使得水井周边几十平方米的地方结了坚硬的冰层，而水井并没有护栏，远处看去只是地面上的一个黑洞，任何人都不敢走到井前打水，只好远远的把系着长绳的桶瞄准井口扔进去，待把水桶拉到跟前往往只剩下很少一点水，每次打水要重复往返几次才能装满一桶水。当然上厕所是由于寒冷风大，而厕所又往往简陋得四处透风，寒风刺骨使人不能久呆，只能草草了事，但寒冷也使粪便很快冻得坚硬，使简陋的厕所显得卫生而没有臭味。
那曲与拉萨相比也有相应的优越性，它距格尔木较近，因此经由青藏公路运上来的蔬菜、食品和其它生活用品较为充裕，价格也低一些。对于在那里生活的人们来说，最痛苦的事情并不在于气候的恶劣和物质的匮乏，而在于这里人烟稀少，缺乏与外界的交往和文化方面的内容，生活显得十分的单调枯燥。从我的感受而言，一个在现代都市长大的人要在藏北生活，即使你什么都不干，仅仅能够呆下去就已经是了不起的了。
那曲几乎全部是以畜牧业为主，很少农业和工业。其北部是被称为羌塘草原的高地，面积达10多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长年高寒。由于人烟稀少，因此被称之为藏北无人区。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中共在这个地区设立了2个县级政权，即双河办事处和文部办事处。管辖着当地数千牧民。1988年夏季，为了一个采矿纠纷诉讼的取证工作，我去了距无人区不远的奇林湖边的杜佳里，那里实际上已是羌塘的中心地带。（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