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夜,家家饭店爆满,据说现在要提前两三个月就预订。街头街尾一片红色的海洋,千千结、大红灯笼、大红福字……除夕夜12点整,那爆竹声就像放炮一样,长达半个多小时。路上不一会儿就铺上了厚厚软软的爆竹壳,踩上去非常舒坦,散发着新年的气味。初一到初七,户户轮流做东接待客人,人人走亲访友,出租司机都笑不动了。
不过,在天天吃饱穿好天天过年的今天,如果不是为了回家团聚,我们其实已经慢慢地丧失了对春节的强烈期盼,也难以体会到物质贫乏的年代里那种过年的乐趣了。首先,那时只有过年才穿新衣。如果你平日穿件新衣服,同学们会问:“过年呀?”而后拍打你的头顶:“新衣服,拍三下。”母亲在过年前一个月就开始为5个孩子缝制新衣,心急的我每天数着日子。年三十晚上,我们兄弟姐妹的枕头下压着一年一度的新衣,谁也睡不着,看着妈妈拖地板。只有过年才大扫除一次,是那个年代的习俗之一。
以前哪有那么多品牌的现成瓜子呀,母亲生起两个煤炉,把夏天积下的西瓜子炒得喷香。汤团更没有现成的,石磨在邻里之间借来借去,喜欢帮老妈一起转磨,咯吱一声,浓郁的米水就流淌下来。过年可以吃肉,这也是一件诱人的事情。那时的肉呀鱼呀鸡呀鸭呀(从未听说过禽流感)都是凭票供应的,有大户、中户、小户之分。过年时,每家都可多分配点,于是,朝北的窗口挂着风干的鸡鸭。那时候在菜场工作的不要太神气哦,拍好马屁,还给你多个几两。我小时候非常瘦,特爱吃肥肉,三年自然灾害中正处于发育期,对我来说,没有比母亲的红烧肉更馋人的了。年夜饭的热闹不要说了,没有祝词没有客气,只有稀里哗啦的吃菜喝汤声和讲话声。吃过年夜饭,大家到门背后跳三下,这样才能长高。只有“文化大革命”的某一年,年夜饭吃的还是咸菜泡饭——当时父亲正挨批斗,母亲没有心思准备年货。
年初一一般还有水果糖。母亲把硬糖和软糖搭配好分给我们。我们很珍惜这些红绿纸头里包裹着的糖们,姐妹兄弟经常会对各自的糖果进行重组,一般是一颗软糖换两颗硬糖。弟弟喜欢量多,大妹偏爱质好,他们在一边忙着兑换。而三妹是最有心计的:等别人吃的差不多了,她才刚刚小心翼翼地剥开糖纸,慢慢地咀嚼。她专注的享受使我们几个在旁边垂涎欲滴。糖吃完了,糖纸头也能把玩好长时间,软糖通常是“玻璃纸”包的,可以用他们折叠出穿跳舞裙的纸人。
父亲那时长期在外工作,母亲忙于家务,过年常派遣我们几个小巴腊子到阿姨娘舅姑妈伯伯家拜年。这项任务虽说枯燥,但因此可以得到额外的糖果,运气好的话还有压岁钱,我们还是很乐意的。顺路看看街上卖洋泡泡和棉花糖的摊头,很是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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