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故事：
从总指挥李宗仁到营长，所有重要人物都是真实的；80高龄的荷兰著名纪录片大师伊文思访华，在北京饭店的小会客厅里，向主创人员介绍了自己67年前在台儿庄拍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的情况
没有什么方式比电影镜头更能够诠释战争了，尤其是台儿庄这样用血肉之躯筑就的生死之战。“这部片子最高纪录曾经一天看过3遍，能把里面的台词一句不错地背出来，包括日文台词。”一位网友回忆说。对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人，尤其是男性观众，这部影片在没有“大片”的80年代所带来的震撼，丝毫不亚于今天的任何一部好莱坞战争巨片。史诗般的主题，油画般的色彩，《血战台儿庄》堪称中国第一部具有巨片意识的军事题材电影。
“影片的拍摄挺偶然的。”提起自己的得意之作，75岁的杨光远侃侃而谈。
1985年的一天，杨光远读到了两位年轻编剧田军利和费林军写的剧本《血战台儿庄》。剧本刊登在《八一电影》杂志上，发表已3年却无人问津。在伪满洲国出生、对抗日题材有着浓厚兴趣的杨光远当即找到他们，发出合作邀请。
同编剧一起修改剧本的两个月里，杨光远提出了一条后来对影片产生重大影响的意见：要真实反映那段历史，主要人物是李宗仁。“原来的剧本主要写的是张自忠。”杨光远说，“为什么呢？张自忠的事迹戏剧性强，而且他没打过内战，审查容易通过”。
纪实风格，成为这部在香港公映时创下国产片票房最高纪录的影片的最大亮点。“从总指挥李宗仁到营长，所有重要人物都是真实的，只有部分小人物虚构。这在当时强调曲折情节的故事片里是少见的”。
来自李宗仁故乡的广西电影制片厂用当时的高价———3000元买走了剧本，并从八一电影制片厂“借”杨光远出任导演。
赴台儿庄实地选景，杨光远发现原来的战斗遗址已经荡然无存，于是决定在原址上再造中正门———当年日军首先攻破的城门，清真寺———战斗最为胶着的一座寺庙，和其他重要场景。走在今天的台儿庄，大战遗址清晰如昨，应是影片的功劳。
影片开拍之前，适逢80高龄的荷兰著名纪录片大师伊文思访华。在北京饭店的小会客厅里，伊文思向主创人员介绍了自己67年前在台儿庄拍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的情况——台儿庄战事接近尾声时，伊文思和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一起探访台儿庄，用摄像机为中国抗战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作为两国军队武力的残酷争斗和两个民族意志的顽强较量，台儿庄大战的惨烈程度不容回避。一个“血”字贯穿全剧，从临沂之战、滕县之战到台儿庄保卫战，影片选取的每一个会战关节，无不是血染的画面。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影片的结尾，那个表现“血肉长城”意境的长达4分钟的镜头。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前奏响起三次的同时，画面进入残破的城墙一隅：城头，水边，日军丢弃的铁甲坦克旁，成百上千具尸体铺成一条血路，中国军队的灰色军装和侵华日军的黄色军装几乎斑驳难辨；余火还在燃烧，浓烟还在弥漫，一面残缺不全的青天白日旗，飘扬在城墙的最高点……
“一动不动几个小时，不是战士拍不了这个镜头！”这部没有任何棚内戏、“把外景当内景”的影片中场面最大的外景，借用军队800人。
其实，影片结尾原本是“全国人民敲锣打鼓庆祝胜利”，杨光远和剧组人员却总感到这样的结束分量不够。“眼前是一幅残垣断壁的景象……到处一片狼藉……”剧组在台儿庄政协发现了一个小册子，里面有当时曾访问台儿庄的《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的文章。
杨光远由此受到启发，将结尾改为“血肉长城”———对于血战的胜利，悲壮比欢乐更有力量。
悲壮的气氛，同样渗透在观众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台词里。“命都不要了，还要钱干什么！”守城的敢死队员把大洋扔在地上，向敌人阵地出发——57名敢死队员中仅有13人生还；王铭章在川军122师几乎全军覆没时口述发给集团军司令孙震的电报：“决以死力拒守，以报国家，以报知遇……”
是台词，也是史实，这些艺术色彩很淡的语言让人震撼。杨光远说，这就是纪实的力量。
《血战台儿庄》影片的录像带送到了台湾，宋美龄(专题，图库)、蒋经国和国民党中常委都看了影片；池峰城将军的妻子和儿子专程来感谢杨光远拍摄这部片子，激动地几乎要给他下跪
第十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国家优秀影片奖、第七届金鸡奖最佳影片奖提名、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优秀影片奖……获得多项大奖的《血战台儿庄》，在艺术成就上达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军事影片的高峰。
而它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作为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反映国民党正面抗日战场的影片，《血战台儿庄》中对于国民党抗日的客观评价和华夏儿女全民抗战的鲜明主题，使得这部影片必将在中国抗战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著名影评人陈宝光在点评影片的人物塑造时说：对蒋介石没有丑化，而是依据抗战初期的历史把握住了“抗日将领”的基调———他有偏袒嫡系的小心眼儿，但也有阻止日军猖狂攻势的决心和气魄，甚至在王铭章的遗像前潸然落泪；塑造台儿庄会战总指挥李宗仁，成功地刻画了他临危不乱、运筹帷幄的大将风度，比如，举荐、激将张自忠反映出他的知人之智，收留谁也不要的川军说明他的容人雅量，明知韩复榘凶多吉少却故意装糊涂透露出他的老于世故，委婉地请求蒋介石不要越俎代庖表现了他的先见之明……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回望历史有时显得微妙。
在拍摄这部影片之前，很多朋友劝杨光远罢手，杨光远却坚持要拍。他说，在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的1985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日纪念馆第一次展出了正面战场部分，同年8月25日的《人民日报》也刊载了《台儿庄光照人间》的文章，因此他“心里有底”。
影片审查，担心被“毙掉”的杨光远“是带着毛主席语录去的”，因为台儿庄大战后毛主席曾说过：“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影片顺利地通过了。在电影局审查时，一位中央领导在看完影片后，紧紧握住杨光远的手说，谢谢你拍了这部好影片。
杨光远回忆说，1987年7月，时值“卢沟桥事变”50周年，全国开展了盛大的纪念活动，《血战台儿庄》影片的录像带也由新华社香港分社交给台湾中央通讯社的负责人带到了台湾，宋美龄、蒋经国和国民党中常委都看了影片。“据说蒋经国看完后说，第一，共产党认为我们是抗日的，第二，对我父亲是正面报道，没有歪曲他”。
影片公映后杨光远去加拿大访问，碰见一个国民党退休少将，对方称赞说：“中国共产党有这样的胸怀来拍摄台儿庄大战，了不起！”
还有一次，杨光远正在同大学生举行座谈，有两个人闯了进来。他们是池峰城将军的妻子和儿子，专程来感谢杨光远拍摄这部片子，激动地几乎要给他下跪。“池峰城因为后来打过内战，没有得到积极地评价，而在影片中他被刻画为英雄。”杨光远解释说。
这种种反响是杨光远始料不及的。“我只是个导演，影片能够拍摄并公映，完全来自于共产党客观对待历史的决心，来自于祖国大陆对海峡对岸的感情。”
清真寺墙上密集处，一平方分米的范围里就有七八个弹孔；李宗仁回忆说：“台儿庄捷报传出后，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曙光”
台儿庄是山东省枣庄市的一个区，坐落在鲁南运河畔。2005年4月的一天，专程赶往台儿庄的新华社记者首先走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38级汉白玉大理石台阶，象征着大战发生的1938年；纪念馆顶呈圆球状，象征着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才取得大战胜利。
从总指挥李宗仁到营长，所有重要人物都是真实的；80高龄的荷兰著名纪录片大师伊文思访华，在北京饭店的小会客厅里，向主创人员介绍了自己67年前在台儿庄拍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的情况
没有什么方式比电影镜头更能够诠释战争了，尤其是台儿庄这样用血肉之躯筑就的生死之战。“这部片子最高纪录曾经一天看过3遍，能把里面的台词一句不错地背出来，包括日文台词。”一位网友回忆说。对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人，尤其是男性观众，这部影片在没有“大片”的80年代所带来的震撼，丝毫不亚于今天的任何一部好莱坞战争巨片。史诗般的主题，油画般的色彩，《血战台儿庄》堪称中国第一部具有巨片意识的军事题材电影。
“影片的拍摄挺偶然的。”提起自己的得意之作，75岁的杨光远侃侃而谈。
1985年的一天，杨光远读到了两位年轻编剧田军利和费林军写的剧本《血战台儿庄》。剧本刊登在《八一电影》杂志上，发表已3年却无人问津。在伪满洲国出生、对抗日题材有着浓厚兴趣的杨光远当即找到他们，发出合作邀请。
同编剧一起修改剧本的两个月里，杨光远提出了一条后来对影片产生重大影响的意见：要真实反映那段历史，主要人物是李宗仁。“原来的剧本主要写的是张自忠。”杨光远说，“为什么呢？张自忠的事迹戏剧性强，而且他没打过内战，审查容易通过”。
纪实风格，成为这部在香港公映时创下国产片票房最高纪录的影片的最大亮点。“从总指挥李宗仁到营长，所有重要人物都是真实的，只有部分小人物虚构。这在当时强调曲折情节的故事片里是少见的”。
来自李宗仁故乡的广西电影制片厂用当时的高价———3000元买走了剧本，并从八一电影制片厂“借”杨光远出任导演。
赴台儿庄实地选景，杨光远发现原来的战斗遗址已经荡然无存，于是决定在原址上再造中正门———当年日军首先攻破的城门，清真寺———战斗最为胶着的一座寺庙，和其他重要场景。走在今天的台儿庄，大战遗址清晰如昨，应是影片的功劳。
影片开拍之前，适逢80高龄的荷兰著名纪录片大师伊文思访华。在北京饭店的小会客厅里，伊文思向主创人员介绍了自己67年前在台儿庄拍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的情况——台儿庄战事接近尾声时，伊文思和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一起探访台儿庄，用摄像机为中国抗战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作为两国军队武力的残酷争斗和两个民族意志的顽强较量，台儿庄大战的惨烈程度不容回避。一个“血”字贯穿全剧，从临沂之战、滕县之战到台儿庄保卫战，影片选取的每一个会战关节，无不是血染的画面。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影片的结尾，那个表现“血肉长城”意境的长达4分钟的镜头。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前奏响起三次的同时，画面进入残破的城墙一隅：城头，水边，日军丢弃的铁甲坦克旁，成百上千具尸体铺成一条血路，中国军队的灰色军装和侵华日军的黄色军装几乎斑驳难辨；余火还在燃烧，浓烟还在弥漫，一面残缺不全的青天白日旗，飘扬在城墙的最高点……
“一动不动几个小时，不是战士拍不了这个镜头！”这部没有任何棚内戏、“把外景当内景”的影片中场面最大的外景，借用军队800人。
其实，影片结尾原本是“全国人民敲锣打鼓庆祝胜利”，杨光远和剧组人员却总感到这样的结束分量不够。“眼前是一幅残垣断壁的景象……到处一片狼藉……”剧组在台儿庄政协发现了一个小册子，里面有当时曾访问台儿庄的《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的文章。
杨光远由此受到启发，将结尾改为“血肉长城”———对于血战的胜利，悲壮比欢乐更有力量。
悲壮的气氛，同样渗透在观众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台词里。“命都不要了，还要钱干什么！”守城的敢死队员把大洋扔在地上，向敌人阵地出发——57名敢死队员中仅有13人生还；王铭章在川军122师几乎全军覆没时口述发给集团军司令孙震的电报：“决以死力拒守，以报国家，以报知遇……”
是台词，也是史实，这些艺术色彩很淡的语言让人震撼。杨光远说，这就是纪实的力量。
《血战台儿庄》影片的录像带送到了台湾，宋美龄(专题，图库)、蒋经国和国民党中常委都看了影片；池峰城将军的妻子和儿子专程来感谢杨光远拍摄这部片子，激动地几乎要给他下跪
第十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国家优秀影片奖、第七届金鸡奖最佳影片奖提名、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优秀影片奖……获得多项大奖的《血战台儿庄》，在艺术成就上达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军事影片的高峰。
而它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作为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反映国民党正面抗日战场的影片，《血战台儿庄》中对于国民党抗日的客观评价和华夏儿女全民抗战的鲜明主题，使得这部影片必将在中国抗战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著名影评人陈宝光在点评影片的人物塑造时说：对蒋介石没有丑化，而是依据抗战初期的历史把握住了“抗日将领”的基调———他有偏袒嫡系的小心眼儿，但也有阻止日军猖狂攻势的决心和气魄，甚至在王铭章的遗像前潸然落泪；塑造台儿庄会战总指挥李宗仁，成功地刻画了他临危不乱、运筹帷幄的大将风度，比如，举荐、激将张自忠反映出他的知人之智，收留谁也不要的川军说明他的容人雅量，明知韩复榘凶多吉少却故意装糊涂透露出他的老于世故，委婉地请求蒋介石不要越俎代庖表现了他的先见之明……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回望历史有时显得微妙。
在拍摄这部影片之前，很多朋友劝杨光远罢手，杨光远却坚持要拍。他说，在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的1985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日纪念馆第一次展出了正面战场部分，同年8月25日的《人民日报》也刊载了《台儿庄光照人间》的文章，因此他“心里有底”。
影片审查，担心被“毙掉”的杨光远“是带着毛主席语录去的”，因为台儿庄大战后毛主席曾说过：“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影片顺利地通过了。在电影局审查时，一位中央领导在看完影片后，紧紧握住杨光远的手说，谢谢你拍了这部好影片。
杨光远回忆说，1987年7月，时值“卢沟桥事变”50周年，全国开展了盛大的纪念活动，《血战台儿庄》影片的录像带也由新华社香港分社交给台湾中央通讯社的负责人带到了台湾，宋美龄、蒋经国和国民党中常委都看了影片。“据说蒋经国看完后说，第一，共产党认为我们是抗日的，第二，对我父亲是正面报道，没有歪曲他”。
影片公映后杨光远去加拿大访问，碰见一个国民党退休少将，对方称赞说：“中国共产党有这样的胸怀来拍摄台儿庄大战，了不起！”
还有一次，杨光远正在同大学生举行座谈，有两个人闯了进来。他们是池峰城将军的妻子和儿子，专程来感谢杨光远拍摄这部片子，激动地几乎要给他下跪。“池峰城因为后来打过内战，没有得到积极地评价，而在影片中他被刻画为英雄。”杨光远解释说。
这种种反响是杨光远始料不及的。“我只是个导演，影片能够拍摄并公映，完全来自于共产党客观对待历史的决心，来自于祖国大陆对海峡对岸的感情。”
清真寺墙上密集处，一平方分米的范围里就有七八个弹孔；李宗仁回忆说：“台儿庄捷报传出后，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曙光”
台儿庄是山东省枣庄市的一个区，坐落在鲁南运河畔。2005年4月的一天，专程赶往台儿庄的新华社记者首先走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38级汉白玉大理石台阶，象征着大战发生的1938年；纪念馆顶呈圆球状，象征着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才取得大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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