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德军在西盘半岛打响了第一枪，进而占领了当时的但泽-格但斯克，但占领但泽的主要目的，其实是为了那条割裂国土，让德国人寝食难安几十年的但泽走廊(Danzig Corridor)。
但泽走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凡尔赛条约》从德国划给波兰的一条狭长陆地，它从波兰内陆向北延伸至波罗的海。
对于德、波两国来说，这条走廊代表着截然相反的的生存逻辑：
对于刚刚独立的波兰，它是其通往海洋的唯一通道。没有它，波兰的经济和军事出口将被完全封锁。
对于在一战中的战败国德国，这条走廊将其领土分成互不连接的两部分。德国人要从西边去东普鲁士，必须经过波兰控制的区域，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奇耻大辱。
但泽走廊，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版图上最敏感、最危险的地理政治裂痕，是希特勒发动战争的借口和战略跳板。
离开格但斯克，我们一路南下，来到但泽走廊的最南端 - 托伦(Toruń)。
作为但泽走廊南北两端的重镇，南边的托伦早在1997年就入选了联合国文化遗产名录，而北边的格但斯克虽然名气更大，却一直没有入选。
联合国认为，格但斯克虽然美丽，却只是伟大的“重建奇迹”，而托伦却是幸存的“中世纪原件”，它是波兰乃至欧洲极少数在二战中几乎未被破坏的城市，完整保留了中世纪贸易城市的空间布局和砖砌哥特式建筑群。
1231年条顿骑士团在此建立了一个定居点，后来慢慢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城市。
1454年，托伦市民发动反抗条顿骑士团的起义，引发了“十三年战争”，最终根据《托伦条约》，这座城市回归波兰王国。
这一时期，托伦修建了大量精美的砖砌哥特式建筑，制砖所用的黏土取自附近的维斯瓦河畔，由于含铁量极高，在高温焙烧后会呈现出特别的红色，世人称之为“托伦红”。
18世纪波兰被瓜分，托伦被划归普鲁士，更名为Thorns。
一战结束后波兰复国，托伦成为但泽走廊最南端的重镇，是波兰通往波罗的海的关键地理支点。
托伦城市不大，圣母玛利亚教堂(Church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矗立在广场上，外部是厚重的托伦红砖。
教堂由方济各会修士于14世纪建造，是当时波罗的海地区最高的单体建筑之一。
教堂大厅的简朴，让我感觉有些像新教教堂。确实，历史上这儿长达约170年的时间里曾是路德宗(新教)教堂,后来才转回天主教教堂。
教堂里唯一华丽之处，是这座巴洛克主祭坛，祭坛右侧是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三世的姐姐 - 瑞典公主安娜 瓦萨(Anna Vasa)的陵墓。
安娜是瑞典国王约翰三世与波兰公主卡塔齐娜 雅盖隆卡的女儿，她的哥哥被选为波兰国王后，她随同兄长来到波兰，并成为他在宫廷中最亲密的顾问和盟友，后来终老于波兰，但因其新教徒身份无法入葬克拉科夫的瓦维尔大教堂，最终安息于当时还是新教教堂的圣母教堂。
托伦红不只点缀着圣母教堂，这座宏伟的红砖建筑是阿图斯法院(Artus Court ）,建于1311年，重修于1891年。
站在阿图斯法院门前，举头仰望，仿佛穿越回1466年，那年就在这个地方，波兰与条顿骑士团签署了《第二次托伦和约》，曾经不可一世的骑士团从此走下历史舞台，托伦也由此开启了作为波兰重要贸易重镇的黄金时代。
这座独特的圆形建筑是托伦著名的前普鲁士监狱，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圆堡”(Okr?glak）。
它建于19世纪普鲁士统治时期，其圆柱形的设计不仅为了坚固，更重要的是为了让看守能从中心位置环视所有牢房。
时至今日，这座具有160 多年历史的建筑依然是一座正在运行的监狱。
这座托伦红建筑是托伦老市政厅(Old Town Hall)。
市政厅呈长方形，中央是一个宽敞的内院，一角的塔楼是俯瞰“托伦红”城市风貌的最佳点。
进入塔楼，红砖墙面上夹杂着白色的石灰勾缝，拱门周围装饰有黑白相间的几何花纹，这些都是中世纪时期典型的装饰风格。
沿着狭窄的楼梯，爬了200级左右，我们终于来到观景台。
俯瞰下去，整座城市沉浸在深深浅浅的红色之中。
视线的中心是圣灵教堂(Holy Spirit Church)挺拔的浅黄色立面和淡绿色尖顶，右侧是宏伟的圣母玛利亚教堂，其巨大的红砖体量在密集的建筑群中显得格外厚重。
向远方望去，宽阔的维斯瓦河如同一条银色的绸带穿城而过，河上的铁桥连接着现代与古老，两岸繁茂的树林为这座红砖之城增添了一丝生机勃勃的绿意。
收回视线，眼前错落有致的红屋顶顺着街道延伸，烟囱与阁楼窗户点缀其间。
来到托伦，怎么能不品尝一下当地特产 - 烤饺子(Pierogi z pieca)呢？
饺子是波兰人的日常饮食，但其它地方都是煮饺子，托伦人却是把饺子放入烤箱烘烤。
这里的烤饺子个头非常大，三个就足够成年人吃饱。
托伦除了托伦红，还诞生了一位名人 -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他最早提出了“日心说”，彻底推翻了统治西方一千多年的“地心说”，并开启了现代天文学的序幕。
托伦的老城广场，矗立着哥白尼青铜像。雕像基座上刻着拉丁语铭文：“Nicolaus Copernicus Thorunensis, Terrae motor, Solis Caelique stator”（托伦的尼古拉·哥白尼，地球的推动者，太阳与苍天的定居者）。
1473年2月19日，哥白尼出生于托伦，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铜商，母亲则来自当地显赫的贵族家族。哥白尼在托伦度过了他的童年，直到他前往克拉科夫大学求学。
500多年过去，沧桑变幻，今人已经很难确定哥白尼当初的居住地，唯一能确定的是如今的哥白尼展览馆所在地 - 那两栋紧靠在一起的中世纪砖房,曾经是他父亲的物业。
展览馆墙上的哥白尼的肖像，看起来好似一位中世纪僧侣。
馆内还展示了中世纪商人的生活场景、哥白尼家族的家具、15至16世纪的科学仪器，以及关于《天体运行论》的珍贵文物。
站在数百年历史的老屋内，脚下是磨得发亮的地板，眼前是光滑的老家具，尽管专家们无法认定，哪一件银器曾被哥白尼握在手中，哪一座炉灶曾为他的少年时代驱散寒意，但这种“无法确认”反而赋予了空间一种奇妙的留白。
我们之所以远道而来，并非为了追逐冰冷的文物原件，而是为了寻找那个改变人类宇宙观的灵魂留下的余温。
光影透过高窄的窗户洒在斑驳的墙面上，曾几何时，伟大的哥白尼也不过是在这座楼梯上蹦蹦跳跳的天真少年。
当初我们只打算在托伦停留一小时，吃个中饭，没想到这座小城给我们带来这么大惊喜，前后盘桓了3个多小时。
一路南下，午后时分，我们终于来到波兹南(oznań)，这个此前我非常陌生的城市，不仅是波兰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更是这个国家起源的“摇篮”。
公元966年，波兰的第一位统治者梅什科一世(Mieszko I)在此地接受基督教洗礼。
虽然当时波兰并没有现代意义上固定的“单一首都”，但波兹南却一直是最重要的行政和宗教中心。
直到1038年，波兰的政治中心才迁至克拉科夫。
无人机镜头下，这座城市是如此的漂亮，但可惜，如同格但斯克一样，眼前的这些富丽堂皇都来自于战后重建。
这座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样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其惨烈程度在波兰仅次于华沙。
二战末期波兹南被纳粹德国宣布为“要塞城市”，为了争夺这座它，德军在此与苏军进行了激烈的巷战。
全市约有 55% 的建筑在战争中变为废墟，而历史悠久的老城区几乎全部被夷为平地。
如今的波兹南，是波兰人在战后根据历史测绘和照片精心重建的结果。
这是波兹南最华丽的圣斯坦尼斯劳斯教区教堂(Parish Church of St. Stanislaus），当地人通常称之为 Fara Poznańska。因为地处狭窄的街道尽头，它是波兹南老城中在二战中少数幸存下来的建筑。
教堂是典型的巴西利卡式(Basilica)布局，两侧排列着巨大的粉红色柱子，将信徒的视线自然地引向远端的主祭坛。
那些看起来像大理石的柱子，实际上是由灰泥制成并由画师精细手绘出的纹路。这种“以假乱真”的技法是巴洛克风格的核心，旨在通过视觉错觉展现天堂般的壮丽。
不同于中世纪教堂的冷峻，这座教堂大量使用了温暖的粉红色调，并点缀以厚重的镀金装饰。
天花板上的壁画描绘了圣徒圣斯坦尼斯劳斯(St. Stanislaus）的生平片段，光影的处理让画面中的人物仿佛正从空中降临。
在德国占领期间，这座教堂曾被纳粹作为仓库，正因如此，这些精细的木雕和石膏装饰才得以避开炮火的打击，成为被保存下来的艺术瑰宝。
教堂附近的这座城堡建于20世纪初，是当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行宫，那时波兹南还是德意志第一帝国的一部分。
虽然波兹南在历史上并非汉莎同盟的一员，但老城内依然随处可见这种高窄山墙的建筑 - 这源于该城对“马格德堡法”(Magdeburg Rights)的沿用，按照那部法律，房产税是按临街立面的宽度来征收的。这种‘向高度要空间’的建筑智慧，最终勾勒出了波兹南错落有致的天际线。
坐落在波兹南老城广场的市政厅被誉为波兰最美文艺复兴建筑。
这座市政厅最初是哥特式的，但在16世纪中期的一场大火后，意大利建筑师(Giovanni Battista di Quadro)进行了彻底的重新设计和改建。
正面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三层精美的连拱廊，这种设计极具意大利地中海风情，与波兰北部的哥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拱廊上方的阁楼上，绘有自雅盖隆王朝以来的波兰历代统治者肖像，象征着城市的政治地位。
这座市政厅在1945年的战火中遭受了重创，塔楼被炸毁，内部被火焚烧。
战后，波兰修复专家根据16世纪的图纸，参考了18世纪的历史画作，对市政厅进行了极高水平的还原。如今浴火重生的这座宏伟建筑，既是文艺复兴的遗产，也是波兰修复艺术的巅峰。
日落时分，广场上的餐厅也开始热闹起来。
父子俩在格但斯克的海鲜吃的不满意，于是，在远离波罗的海的波兹南，我们又点了一次海鲜。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老城广场褪去了白日的喧嚣，周围的人们似乎都在窃窃私语。
那些身着粉、蓝、鹅黄“外衣”的窄脸山墙房屋，在柔和的灯光映射下，呈现出一种如同剧院布景般的立体感。
广场中央，市政厅的高塔在夜色中显得肃穆庄重。白色的连拱廊在灯光的勾勒下，投射出深邃的阴影，仿佛历史的耳语藏匿其中。
从街角咖啡馆溢出的爵士乐，与远处教堂传来的悠远钟声交织在一起。月光洒在被磨得发亮的石板路上，映衬出五彩斑斓的倒影，让人分不清哪一部分是现实，哪一部分是幻觉。
次日清晨，我们在酒店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早餐。LD喝着咖啡，突然惊呼：“我们差点漏掉波兹南最值得一看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坐堂岛(Ostrów Tumski)。
如果说老城广场是一大片树叶 - 它展示了波兹南人繁荣的进程，那么坐堂岛则是盘根错节的树根 - 它揭示了波兹南乃至波兰的来源。
坐堂岛位于瓦尔塔河(Warta)与其支流西比纳河(Cybina)之间，是一座天然形成的河中岛。
在中世纪早期，这样的地形极易防守，因此成为最早的定居地与权力中心。
在城市不断向外扩张之后，这里反而安静下来，像是被时间包围的一块“历史飞地”。
它是波兰信仰的起点，也是波兰王权的祖坟。这里的每一块红砖都透着一种肃穆、永恒和神圣感。
踏着晨曦，我们迈过铁桥，去探访波兰的龙兴之地。
波兰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 - 皮雅斯特王朝(Piast Dynasty），就是从这里起步的。梅什科一世在岛上修筑了宏伟的宫殿和防御工事，以此为中心统一了周边的部族。
公元966年，梅什科一世在这里接受了洗礼。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信仰转变，更标志着波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正式出现在欧洲的版图上。没有座堂岛的这一场“洗礼”，就没有后来的波兰。
座堂岛上有两座在波兰历史上特别重要的两座教堂，左边那座红色哥特式教堂 - 圣母玛利亚教堂 (Ko?ció? Naj?wi?tszej Marii Panny in Summo)所在地，是梅什科一世于10世纪建造的大公宫殿和私人礼拜堂。
在教堂下方的地基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早期波兰王室生活的痕迹 - 这证明了在主教座堂建立之前，座堂岛已经是皮雅斯特王朝的统治中心。
圣母玛利亚教堂旁边，是波兰最古老的波兹南圣彼得与圣保罗主教座堂主教座堂(Archikatedra ?w. Piotra i ?w. Paw?a w Poznaniu)，可惜二战中全毁，战后按中世纪形态复建。
大教堂入口处的大理石地面，镌刻着埋葬在这座教堂内的皮雅斯特王朝君主的名字。
虽然这座教堂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改建（包括巴洛克和新古典主义时期），但二战的重建工程的设计师还是决定恢复其最原始、最庄重的哥特式面貌。
金碧辉煌的祭坛是教堂的珍宝，但这座精美的建于1512年的晚期哥特式五联折木雕并非该教堂原物，而是战后从下西里西亚的古拉(Góra ?l?ska)移至此处，以替代被战争毁掉的原祭坛。
这组精美的青铜色浮雕是现代作品，为了纪念普热梅斯瓦夫二世加冕为波兰国王700周年，而由波兰著名雕塑家Marian Konieczny创作，于2004年正式揭幕。
虽然主教座堂的中殿在二战中几乎全毁，但外围的这些礼拜堂及墙壁上的大型纪念碑由于位置较偏或结构稳固，有许多得以奇迹般地幸存。
这是教堂内最负盛名和最神圣的艺术杰作 - 黄金小堂(Z?ota Kaplica）。
19世纪，波兰被列强瓜分时期，波兰人发起募捐建造了这座极其奢华的小堂，他们收集了开国君主梅什科一世和他的儿子“勇敢者”波莱斯瓦夫的遗骨，合葬于此，以此提醒同胞不要忘记国家的起源和往昔的强大 - 这儿是波兰民族精神在黑暗年代的“避难所”
当我们告别黄金小堂，准备离去之时，教堂内一位工作人员走上前来，对我们说，你们应该去地下室看看，那儿是我们波兰最神圣的地方。
若非那位波兰人的提醒，我们注定会与此地擦肩而过。历史的吊诡之处往往在于，如果不是八十年前那场几乎毁灭性的战火，人类或许也永远无法窥见这座大教堂地底的秘密。
1945年的波兹南战役，焚毁了教堂的大部分结构。然而，当废墟被层层挖开，考古学家发现在那坍塌的断垣残壁之下，竟然埋藏着公元968年第一座罗曼式教堂的遗迹——那是波兰国家破晓时分的基石。
地下室里的这块石碑上的波兰语的意思是：“这里就是一千年前梅什科一世兴建波兰第一座主教座堂的地方，基督教文明正是从这里辐射向我们整个国家。968—1968”
地下室入口处陈列着大教堂历代主教的石棺。
地下室的这个地方，是主教座堂最具考古价值，也是最神圣的地方，这是波兰历史上第一座正式的主教座堂的遗迹。
这是当初的洗礼池，公元966年梅什科一世正是站在这些石头中间，接受了洗礼 - 历史考证发现，这座洗礼池的历史早于第一座罗曼教堂，换句话说，那座罗曼教堂是围绕着梅什科的洗礼池而建造的。
告别座堂岛，我们继续向南，这时儿子突然说：“加拿大各大媒体刚刚报道，加航员工即将罢工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从此和我们如影随形，并最终彻底改变了此次旅行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