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表示赞同是因为文明是抑制野蛮的力量,现代文明熏陶出来的环境,虽然不能完全避免德国的暴行(德国的工业文明并不弱于盎格鲁-萨克森民族),但是毕竟对野蛮是有抑制作用的。从你举的额尔金的例子,可以支持这个观点。
之所以表示”审慎“,是因为我觉得文明和民主,还不能画等号。民主就意味着现代政治文明么?似乎是的。但是最近两年的阿拉伯之春,使我推翻了这个观点。在阿拉伯世界,民主和现代文明,是背道而驰的,你给他们民主,就意味着选出宗教极端势力上台,而宗教极端势力,比如穆斯林兄弟会,就等同于野蛮,而不是文明。
相反,以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为代表的开明军事集权政府,在穆斯林世界反而是代表了世俗化和文明化的进步势力。
因为冷战之后,世界格局的主题,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新的世界格局,其主要矛盾,与其表述成是民主与集权的冲突,或者国家利益的冲突,我觉得,倒更适合表述为”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这个提法,就概括了对冷战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两大主要威胁,即极端宗教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所引发的恐怖主义威胁。在宗教极端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所代表的野蛮面前,无论是什么意识形态,只要是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大国,所面对的威胁是共同的,比如中国也面对泛伊斯兰和泛突厥主义的恐怖主义威胁,俄国有车臣恐怖主义,美国更不同说了。因此在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国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民主化,而是用文明来战胜野蛮。
在这个问题上,无论美国或者中国的外交战略,都存在一定的误区。在美国来说,就是天真地相信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是进步的表现。事实,在叙利亚给了美国一个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