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暗处》之 自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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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如照镜子。从三十岁开始的那几年的阅读中学到了几个对我了解自己大有帮助的概念。第一个是在《习惯》中读到的独立，它马上让我想到，从有知觉开始，我就只是父母亲的一个附件、是周围众人的一个附件。我总想着要取悦于所有的人，不知道要为自己的城堡设防。我每天都是按照父母、学校、社会为我设立的价值标准生活，从未把这些价值摆在我的面前比较、选择、认可。

我想有两个原因塑造了我这样的认知模式：首先是我的恐惧、焦虑、不安全感。这让我不敢与周围那些比我更强大的人物和观念对峙。其次是我压根不知道人还可以有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的可能性。

上大学时，每次看到有人公开抗拒有权者 – 最震撼的一次是八九年天安门运动 – 我都觉得既兴奋、又替他们紧张。我想这说明了那时我对自己在世界中的角色的定位：既不满这种用权力来维持的秩序，又觉得反抗只会招致自我毁灭。

第二个对我有帮助的概念是克里希纳穆提提到的拐杖 (crutch)。克氏年轻时即有智慧，被信众们推举为教主，但不久即解散其组织，称自己不想再做大家的拐杖。拐杖的比方给我印象深刻，让我想到：别人的价值标准对我的用途正如拐杖。我一直是靠拐杖来行走，以至于我自己的双腿慢慢退化。拐杖一旦丢失，我就再也走不了路。在大学校园里，我已经到了独立生活的年龄，但我是靠着父母和老师对我的期望来前行，并不知道独立意味着什么。其实那时我的心中已经隐隐在怀疑自己学的这些东西到底对我有没有意义，但从没有鼓起过勇气正面面对这些怀疑。我也幻想过去做一些与学术毫不相干的事业，如开公司赚大钱 – 那时是1990年代，中国正处于全民下海经商的狂热之中 – 但也从未鼓起过勇气，想要把这些幻想从我那封得紧紧的瓶子里拿出来接触一下现实的空气。

我那时的慢性焦虑，除了是小时候的恐惧留下来的后遗症，我想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在做的事是别人给我指定的事，而非我自己想做的事。比如我在大学毕业时对未来前途的焦虑，看起来，我是在为饭碗没有着落而焦虑，实际上，我是在大学校园里习惯了用拐杖行走，不知道在离开校园后该如何自己行走。就像那时我在无法入睡的时候会觉得是周围的各种响动吵到了自己，但这些响动都不是我睡不着的真正原因。

第三个概念是心理学中的自我 (ego)  - 我的理解是只属于我自己的这样一片领地、一座城堡。我想独立就是知道自我的疆界在哪里；知道要抵御外部世界对它的侵扰；知道要自己为疆界之内的所有东西负起责任、作出决定、为这些决定承担一切后果。

知道了自我的疆界在哪里，就分辨出了内在与外在。人生在世，会接到许许多多的来自这条疆界之外的要求。我一路走来时努力做父母的好孩子、老师的好学生，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满足来自外部世界的要求，却完全没有听到来自这条疆界之内的许多要求。

回忆起这些事时，我开始羡慕我的兄长和儿时左邻右舍的那些孩子：他们知道反抗父母，所以他们的自我没有被损毁得那样严重。我的兄长从小在外祖母家长大，与我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很不一样。据我所知，精明能干而内心悲苦的外祖母在中年时与母亲的继父相识，二人情投意合，结为连理。有了新家庭后，外祖母后心中舒畅，而且继父有文化、收入稳定，两个人又对兄长视若掌上明珠。我从这些事情猜想兄长在十岁回到父母亲身边时已经有了一个坚固的自我。虽然母亲想尽办法软硬兼施来驯化他，由此也引发了无数的冲突，但他的自我已经坚不可摧。

正常发展的儿童在开始说话时就在宣示自我的存在。母亲要求他做什么事时，他响亮地回答：不！在我的记忆中，我几乎从来没有过向父母说不的时候。

后来我在自己为人父之后，每次孩子们奋起挑战我的权威，我不仅不会怒火上升，而且还会心生欣慰 – 我害怕他们找不到自我，跟我小时候那样。

第四个概念是权利。权利的概念让我想到，一个国家的独立意味着她自己有权利决定自己疆界之内的事、有权利拒绝那些来自于疆界之外的要求，而一个人的独立也该是如此：我有权利拒绝别人对我的要求、有权利活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想起曾经读到的一些文章，说权利这个词在中国古汉语中并不存在，所以清代学者在把这个词翻译成中文时费了许多踌躇。从我的经历来解读，古汉语中没有权利这个词是因为养育我的文化中从来没有过权利这个概念。我的父母亲不懂得他们自己有权利，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终生生活在恐惧中，并且为这样的生活感到满意。他们也不懂得我有权利。当我在他们这样的影响之下长大时，我也不懂得自己有权利，这就是我的前三十年为什么一直生活在恐惧中。

但是即使父母亲知道了自己有权利，问题也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掌握了他们命运的那些人不认为他们有这些权利，他们要想捍卫自己的权利就需要鼓起勇气抗争，而他们没有这样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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