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铎王室风云录（二）：亨利八世的六位王后（9）

亨八王后第二任：英伦玫瑰安波琳（3）

到1528年年底，因为王后凯瑟琳铁了心拒绝离婚，亨利八世陷入了僵局，而枢密院则开始对凯瑟琳采用各种手段，包括指控凯瑟琳命人给国王的饭菜中下毒，还在凯瑟琳的寝宫里翻出了一封教皇新颁发的赦免书，重新批准亨利和凯瑟琳的婚姻，为凯瑟琳背着亨利私下与教廷往来提供确凿物证。

凯瑟琳的反击手段则是去宫外向伦敦市民寻求同情和支持，她一反以前低调的常态，利用一切机会向路人点头、招手，而很多老百姓们也同情他们这个被夫君为了娶一个“放荡的女子”而抛弃的王后，国王离婚案成了大街小巷人们茶余饭后的唠嗑话题。

整个格局可谓一触即发，亨利八世恨透了王后凯瑟琳、凯瑟琳恨透了亨利的情人安·波琳、安·波琳恨透了大主教沃尔西。而沃尔西呢，则被是违背本心选择国王还是遵从本心选择教皇这个问题折磨得欲生欲死，感觉自己这一次真的是在劫难逃了。他听自己安插在亨利身边的人说，安·波琳在餐桌上向亨利耳边吹风，说陛下您睁开眼看看您的整个王国里，但凡有一位贵族，有大主教一半的胡作非为，也都不知道死几回了。亨利说不会吧，他对离婚这件事还是挺上心的。安回答说，陛下不要被他蒙了，他就是口是心非，明面上帮陛下您，暗地里帮的是王后。

冬去春来，1529年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

离婚案半点进展没有，亨利八世和安·波琳都十分焦躁，但教廷还是一拖再拖，教皇克莱孟七世给亨利回信，说他不能只听一面之词。无论沃尔西如何努力，教皇在王后的外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五世的威逼下不敢做出任何对凯瑟琳不利的判决。卡洛斯五世告诫教皇，判他小姨离婚，会给西班牙和哈布斯堡家族带来耻辱，并且暗示教皇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正在替美第奇家族攻打佛罗伦萨共和国，一旦打下佛罗伦萨，他可以安排克莱孟七世的族人出任佛罗伦萨总督。

1529年5月的最后一天，教皇特使到达伦敦半年多之后，沃尔西和坎派齐奥终于决定开庭，教皇特别代表法庭设在离威斯敏斯特三英里之外的黑衣修士（Blackfriars）议会厅，由他们这两位教廷代表主审。亨利和凯瑟琳则下榻在河对岸布赖德维尔宫（Bridewell Palace），与法庭一桥之隔。

开庭日期定在6月18号，16号凯瑟琳要求面见坎特伯雷大主教，说她不承认这个法庭的权威，还指出陪审团中有几名主教根本没有资格审理她这个英格兰王后, 要求大主教将案件移交罗马教廷。这一年亨利八世登基整整二十年，和王后凯瑟琳夫妻二十年。

6月18日开庭当天，亨利八世和王后凯瑟琳一前一后分别来到法庭。亨利独自一人坐在铺着王室徽章绣毯的椅子上，凯瑟琳的身后则坐着她的律师和几名西班牙使者。开庭后，坎派齐奥阴阳怪气地做了一个开场白，指出“本庭现在要裁决的是此案到底是通奸罪还是伦乱罪”，通奸指的当然是亨利八世和安·波琳犯的罪，伦乱指的是凯瑟琳和亨利之间婚姻合法性问题。

这之后，坎派齐奥宣叫：“英格兰国王亨利出庭！”

亨利回答：“到”。

坎派齐奥接着说：“英格兰王后凯瑟琳出庭！”

凯瑟琳没有回答，而是缓缓地站了起来，目不斜视，走到亨利八世的身边，双膝跪下，死死地看着亨利，说到：

“我只是个可怜的女人，是陛下您国度里的外人，我不可能在这里得到公正的审判。但我与陛下夫妻二十年，恳请陛下明示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好让我纠正自己的过失。”

凯瑟琳接着说她嫁给亨利之前是处女，和前夫阿瑟婚后绝对没有圆房，他们之间的婚姻绝对没有触犯教会法，何况她还为亨利生了好几个孩子（当然只有女儿玛丽一个存活，凯瑟琳要是有儿子，亨利也犯不着这么劳师动众了）。

凯瑟琳接着说：“我恳请陛下原谅，在我得到西班牙方面的回话之前，我不会再次出庭。”

说完，凯瑟琳缓缓站起身，没有和庭上任何其他人点头或说话，转过身去，缓缓退出了法庭，完全不理睬主审官高声让她回到法庭的命令。

以后几天内，法庭传唤了几位证人，审判主要集中在阿瑟和凯瑟琳是否圆房这件事上，把皇家的那点“内裤”公然晒到庭上，以致于陪审团中忠于王后的成员一致提出抗议，说是对王后的不敬，但受到大主教沃尔西的训斥。

就在英格兰这边案件审理胶着之时，卡洛斯五世派人去罗马继续向教皇施压。卡洛斯软硬兼施，再三强调离婚案对西班牙皇家颜面的重要性，要求将案件立即注销或撤回罗马审理，同时向教皇许诺佛罗伦萨的统治权。而沃尔西派到罗马的特使则痛哭流涕地跪在教皇面前恳请教皇批准离婚，说他难以想象亨利八世会以恳求者的姿态到罗马出庭，如果不批准亨利离婚，那么“教廷会失去英格兰国王和整个英格兰”。教皇回答特使说“你让我去死吧”。

教皇克莱孟七世不想看到亨利八世带领英格兰判出罗马教会，但他更不敢得罪卡洛斯五世。到了7月9日，教皇下令离婚案正式撤回到罗马由教廷审理，用教皇自己的话来说：我是身处铁锤和铁砧之间，在罗马帝国大军包围之下，我无法拒绝罗马皇帝的要求。

英格兰这边7月23日坎派齐奥宣布休庭，案件不了了之，没有做出判决。8月份教皇召回坎派齐奥，红衣主教沃尔西彻底失败，大难临头，虽然还没被正是撤职，但安·波琳派人给他送去一封信，指责他暗中帮助凯瑟琳，说她现在只能靠上帝和国王来纠正沃尔西所犯下的过错。

罗马教廷撤回案件审理权的书信到达英格兰后，亨利对王后凯瑟琳说，你让卡洛斯带话给罗马那个老顽固，如果他不批准我和你离婚，我就带领英格兰离开教会，然后和你离婚，之后我想娶谁就娶谁！

但离婚案伦敦审理未能得到预期结果，亨利八世也有些惶惑无措，不知下一棋应该怎么走。和凯瑟琳这个婚他肯定是离定了，但他此时并没有真正想过要带领英格兰脱离罗马教廷，也没有任何改革教会的宏伟计划。亨利八世对沃尔西的能力和忠心都产生怀疑，但离婚这件“大事”仍然需要有人去办，是以亨利组织了一个由学者和神职人员组成的“专案工作组”，专职处理这件“大事”。

工作组中有一位在剑桥大学读神学的年轻学子，名叫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提出还有一条捷径可以绕开罗马教廷冗长费时的程序和谈判，那就是向欧洲大学的神学大咖们直接求助，如果他们能够从教会法角度证明亨利和凯瑟琳的婚姻违反了教会法，那么教皇就不得不批准离婚。亨利八世对这个建议当然是十分欢喜，从这一刻起克兰默成了英格兰宗教改革的设计者和领头羊。

于是亨利八世的使者开始拜访欧洲主要大学的知名教会法学家，以寻求对《利未记》中禁止娶已故兄弟妻子的论据，“咨询”过程是否牵涉金钱收买不得而知，但最后反馈的结果却也不完全如亨利的意。包括巴黎大学和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在内的八所大学支持亨利的立场，而意大利的帕多瓦、费拉拉和威尼斯这三所大学则持反对意见，法国的普瓦捷大学和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则完全站在凯瑟琳的立场上。

最让亨利八世恼火的是，自己国内牛津大学的学者们居然也反对他和凯瑟琳离婚，亨利从温莎城堡给牛津大学去了一封信，警告他们“捅马蜂窝绝对不是明智之举”。亨利同时还撰写了一封由英格兰所有贵族和主教签名的信件给教皇，联名要求教皇批准离婚，但信中措辞相当温和，足见此时亨利八世对教皇的态度依然是婉言商讨而不是坚决违抗。

到了1529年秋天，安·波琳给了亨利八世拿来一本新教改革者赛门·费什（Simon Fish）所写的小册子，名曰《为乞丐而求》（A Supplication for Beggars）。费什在文中直接与国王对话，告诉亨利八世罗马教廷在英格兰的教会就是一群“凶恶的豺狼”，从大主教到修道士，这群“懒惰的豺狼”不仅手握超过三分之一的王国财产，还沾污了十万良家妇女。费什大声疾呼：为什么允许这群豺狼在陛下的国度里横行霸道？为什么他们可以不受法律的制裁？为什么教会不允许用我们的母语印刷《新约全书》？

值得一提的是，从1522年初识，到1525年亨利开始对安·波琳发起追求，再到1529年的现在，安·波琳和亨利八世之间一直没有发生性关系。安为什么愿意冒失宠甚至被教会迫害的风险来替费什传递这本小册子？这是因为她在法国宫廷时便受到法王佛兰索瓦一世的姐姐玛格丽特公主的影响，已经是一名坚定的宗教改革派，她自己就有一本法语圣经，还经常在自己府中散发与改革有关的印刷品。她也想趁沃尔西失宠这个机会给亨利送去对付罗马教廷的武器。

总之，以后的几天，亨利将这本小册子揣在怀里，一有空就拿出来翻看，还向大臣表示他要支持英文版《新约全书》的出版，让他的子民可以读到上帝的话语。

整个1529年冬天，亨利的皇家律师班子在内阁另一位后起之秀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的带领下翻遍了史书，查找古代法律条文，最后找到了他们想要的论据；不仅永远改变了国王和教皇之间的关系，更为亨利和凯瑟琳的婚姻取缔程序打开了缺口。

克伦威尔找到的是一本名为《英国法律》（Leges Anglorum）的拉丁文古书，术中记载在公元187年，有一位名叫卢修斯的不列颠王（King Lucius of Britian），是不列颠最早的基督徒国王。卢修斯上书教宗义禄（Pope Eleutherius），请求授权在不列颠实施教廷法律；教宗答复说：“国王不需要罗马教廷的干涉，因为国王在自己的国度里就是替上帝看护子民的牧师”。

图1：约克大教堂彩绘玻璃上的不列颠国王卢修斯

这在我们现代人的眼里也许不值一提，但是对于亨利八世来说意义却十分重大，因为这从法律角度允许了亨利成为英格兰教会的精神领袖，让教宗在英格兰失去权威。

1530年初，克伦威尔将准备好的文件整理成册上交亨利八世，亨利仔细阅读并在46处做了批注。在与法兰西国王的使者谈话中， 亨利对使者说：教宗就是个不学无术之人，根本不配做世人的牧者。当然，此时荷兰安特卫普和德国汉堡的反教宗活动也都有人及时向他汇报，而威廉·廷代尔又及时雨一般出了一本新书，名为《论基督徒的服从》（The Obedience of a Christian Man），在书中强调王权理应覆盖教会事务，呼吁英格兰公民要先效忠国王，后效忠教皇。亨利八世看了，对朝臣说，这才是我要看的书，这才是所有国王都应该看的书。

亨利八世这边紧锣密鼓行动的同时，我们也别忘了提一下大主教沃尔西的结局。

1529年夏天庭审失败后，亨利八世在9月份正式罢免了大主教兼总理大臣沃尔西，并在10月9日对沃尔西提出指控，罪名当然是“藐视王权”：将教皇的利益置于国王的利益之上。沃尔西的所有土地财产全部没收，充入皇家。沃尔西写信给亨利，恳请君上的恩典、怜悯、赦免与宽恕，但也是无济于事。法国大使前去安慰沃尔西，发现他面无人色，口不成言。

罢免沃尔西的11天之后，亨利八世将大国玺收归自己掌握，并在温莎城堡郑重其事地亲手将文件用国玺盖印，而且将此举记录在案。从这一刻起，他将不会再像信任大主教沃尔西那样毫无保留地信任任何大臣。

沃尔西免职两周后，亨利八世指定下院议长、剑桥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学者托马斯·摩尔（Thomas More）接替沃尔西出任总理大臣（Lord Chancellor），摩尔虽然被后人认为是神学家，但他本行是律师和法官，这是英格兰历史上第一次由非神职“外行（layman）”出任总理大臣。【关于摩尔和亨利八世之间君臣恩怨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亨利很快在自己身边形成一个重臣圈子，其中包括诺福克和萨福克两位公爵。亨利打破传统，从此英格兰内阁的主要职务都不再由主教们担任，而是由律师、法官、学者等世俗人士担任。这个国家管理班子的另一名成员就是替亨利找到离婚突破口的律师商人托马斯·克伦威尔，大主教沃尔西的助手，几年前就开始替沃尔西主理教会账本的清查，他是后面亨利八世解散英格兰修道院修女院的主要执行人。

1529年10月，沃尔西在一片嘘声中骑着毛驴离开伦敦前往他的教区约克。学生克伦威尔前去送行，诺福克公爵让他捎话给沃尔西：赶快滚出伦敦，如若不然，我会用牙齿撕碎他！克伦威尔转告大主教他在家乡伊普斯维奇的办学计划已被搁置，牛津大学大主教学院的建设项目也被撤销。沃尔西来从肉铺老板和牲口商的儿子，一步一步兢兢业业地走到国家政权巅峰，办学计划的停止，意味着他不能给后人留下自己的精神遗产，这无疑是对他最大的打击。大主教真的是欲哭无泪。

但即便如此，沃尔西还是不相信亨利八世就这么无情地把自己抛弃了，失宠后的沃尔西在自己的教区约克住下，1530年约克大教堂主教即位大典之前，他写信给亨利，请求圣上发放自己的主教方帽和旌旗。亨利哭笑不得，问他的朝臣：“都到这步田地了，这老东西难道还真能如此傲慢吗？”。

1530年11月4日，亨利八世下令将沃尔西正式逮捕，罪名是“里通外国，私函法国和西班牙君主，危害国王利益”。但真正的罪名不言而喻：与卡洛斯五世和教皇联手阻挠亨利八世的离婚。

被捕后，沃尔西被押送回南，鉴于年龄大了，又受到如此惊吓，沃尔西一病不起，又染上了痢疾。亨利八世听说后，派伦敦塔监狱长威廉·金斯顿爵士（Sir William Kingston）北上，在英格兰中部的谢菲尔德半道上等候沃尔西，陪伴他南下。当沃尔西的贴身男佣向他报告金斯顿已经到达谢菲尔德时，大主教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长叹一声。男佣对他说，主人且不必太灰心，也许国王大发慈悲，让监狱长来接您回朝廷呢。但沃尔西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声：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金斯顿在谢菲尔德郊外远远见到大主教后便驰马上前，到沃尔西身边后立刻下马，单膝跪下，要向大主教行吻手礼。沃尔西对他说：快快请起，我是个落难之人，身无分文、一钱不值，岂敢受这等大礼。金斯顿试着安慰老主教，沃尔西回答说：我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他知道，回到伦敦，等待他的不是斩首就是赐死。

在金斯顿的护送下，沃尔西最终向南走到莱斯特修道院（Leicester Abbey），痢疾越来越重，沃尔西对前来迎接的修道院住持说：“神父啊，我今天到了你这儿，这把老骨头就丢在你这儿啦。”

住持将沃尔西安顿在病床上，等待死神的降临。临死前，沃尔西对服侍他的人说：“国王有一颗勇敢、高贵的王子之心，但他也可以为了自己的愿望而不惜牺牲半个王国。”

关于沃尔西的临终遗言，流传至今的是天才戏精、大文豪莎翁在《亨利八世》中赋予沃尔西的台词：

“哦，克伦威尔，克伦威尔，如果我用侍奉我的王的一半热诚去侍奉我的神，祂都不会在我年迈时将我赤裸裸地丢给我的敌人。”（O Cromwell, Cromwell, had I but served my God with half the zeal I served my king, he would not in mine age have left me naked to mine enemies.）实际上，沃尔西去世时克伦威尔并不在场。

1530年11月29日夜晚，在英格兰凌冽的冬夜里，莱斯特修道院的钟声敲响八点之时，沃尔西失去意识，安静地回到神的怀抱里。莱斯特修道院在1538年被亨利八世和克伦威尔解散，成为废墟，沃尔西的骸骨至今还埋在这堆废墟的某个角落里。

沃尔西的死，标志着罗马教廷在英格兰权威的结束，一个英格兰君主同时也是英格兰国教精神领袖新时代的开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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