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叨说叨

举报，举而报。向上级举，报告有违官方的事情。这，人人知道如它们属于什么？后果是什么。这行径，属于什么？

 

可以问，为什么要清零？为什么又一下放开？可以问：告诉我当年武汉死了多少人？放开后又死了多少人？

 

在中国，盯着这些问，会怎样？

 

上级们之于举报的处理，是以“职业操守”，说话不注意场合处理的吗？

 

学生举报，或许仅忿怒于胡说八道。但谁在怂恿他们这样做？

 

为什么不去盯着举报告密制度？

 

为什么中世纪，共产制度的地方，举报，告密盛行？这才是更要追问的。

 

二十大，两会选举，没有投票箱，在监视镜头下揿钮。这样的恐怖，你举报了吗？

 

有种的，别盯着举报告密，而应去置问警察制度，为什么仍在以管理监狱的方式管理国家和人民？无处不在的天眼，黄码绿码红码；为什么十四亿挣钱养活政府，政府不告诉怎么花的？还不给查，谁查谁妄议？…..诸如此类。

 

这种地方，官家的，什么不是密？百姓，有什么秘？那密，谁告？这秘，有什么好举报的，刷下公民卡，全裸。

 

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怎么办？宣传部想出的办法：继承告密，举报，以大数据的利器。人人全裸，这不啻是对全民施宫刑。

 

若有人权，何惧举报。说得好！

 

“人权不是人渣权。人权首先是保证学生受到正常的专业教育，而不是保证老师的胡说权，浪费学生的时间和学费。”

 

不！人权涵盖人渣权，老师胡说权，学生反胡说权。

 

把人分成人和人渣，正是侵犯人权！

 

 

 

“又有教授评论政治，被学生告了。

网上又一片哗然。俺看了两个视频，指责学生。其说理，两个字：惨不忍听。

简单地说，就是学生不能告，告就是告密，告密是文革之风。所以学生罪大恶极，不可能有思想，也不可能有前途。

看来，很多人受先进思想洗礼日久，对密的定义都搞不清了。

私下里，见不得人的事情才叫密。”

 

议：在中国告的不是私下里的密，而是“为什么总全票当选”这样的置问当成密告，且一告告个准。

 

“在茶馆说书卖唱不叫密，在茶馆接头才叫密。”

 

议：谁说的？！不信你在茶馆里唱声“社会主义就不好”，马上成密；两个领导在这里碰头，很可能被拍照一，贴上墙，当广告；

 

“同样地，课堂是正大光明传播知识的地方，有什么密？

老师该讲，就应该是正大光明的东西，而且是老师专擅的东西。比如英语老师就讲英语，物理老师就讲物理。”

 

议：正大光明和专业，怎么扯到一起去的？

 

“英语老师讲日文，物理老师讲历史，就是渎职。”

 

议：毛主席，渎职，和外宾说起分子原子；杨振宇误人子弟，公开表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历史书写得好。

 

“该讲的不讲，跟学生聊家常，发牢骚，就是误人子弟。

不该讲，比如要谋反共大业，就找好发展对象，私下约到家里去说。减少被举报的危险。

事实上，对很多信口胡说，老师不但不觉得不该讲，不是密，反而觉得是常规操作，混饭的好工具。

这其实正是部分文科老师的毛病：他们平时不花时间备课，临上课看一眼老讲义。因为准备不足，上课就海阔天空胡发挥。

发挥也不是学术发挥，而是自己的政治兴趣，价值取向。

而学生也对专门的知识不感兴趣，专业老师说的越少越好，专业之外，扯得越多越好。良性互动，师生配合，很多课年复一年，就这么教下来，师生都愉快。

但这并不是思想自由，而是误人子弟，骗人钱财。学生浪费父母的钱，老师骗家长的血汗。

对这种行为，学生反映给学校，算什么告密？”

 

议：学生告的是这些吗？领导们拿这些当密吗？

 

 

 

 

“你的保姆看孩子给你孩子安眠药，电子游戏，她自己翻你的冰箱偷你鱼子酱吃，请老乡来开party, 你找她的公司反映情况。保姆说你是告密，是文革风气，你服不服？

你若不服，就没有资格对报告的学生咬牙切齿。”

 

议：逻辑在哪儿？

 

 

“老师有思想自由，没有胡说的自由，也没有欺骗的自由。”

 

议：错。思想的自由包括胡说欺骗的自由，只要在法律框架之下。

 

 

“老师有创见，首先不应该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吗？自己的专业都搞不好，在自己的专业课堂上专讲时政，这算什么思想自由？算什么创见？”

 

议：杨振宁建议不要搞对撞机，是专业创见；他说不要把初中生送到美国，也是创见。至于用专业课时讲别的，与这里的议题无关。那是教务处的事。

 

“反告密者拥护思想自由，俺也拥护。

但这事儿，根本还到不了思想自由的高度，还在职业道德范围内。”

 

议：同意。这是教务处的事儿。

 

 

“职业道德都不达标的，会有自由的思想？”

 

议：逻辑在哪儿？自由的思思和职业道德有这联系吗？

 

“可能。”

 

议：自己给自己糊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