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力量

      有人说语言只是工具，不敢苟同，即便如此，它不仅是人与人交流的工具，也是当权者统治的重要工具，“文字狱”这个词从未消失过。语言重要到什么程度，我念几段小说里面对语言的描述。当然，这不是真实的，你说它荒诞，有人这样评价（说这些话的人都是有一定成就的当代作家）

“一面是荒诞不经的情节，一面是入情入理的预警；一面是无与伦比的刺激，一面是难以否定的逻辑，读之触目惊心之余，大有思考回味的余地。”（王蒙）

“【读这本书】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小说，而是历史了。”（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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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摘抄，出人物对话外省略引号）

        新话是大洋国的正式语言，其设计是为了满足英社——即英格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需要。到了一九八四年还没有一个人能用新话作为唯一交流手段，不论是口头上的，还是书面的。《泰晤士报》上的社论是用新话写的，但是这是一种特殊的技巧，只有专家才能做到。估计到了二〇五〇年新话终将取代老话（即我们所称的标准英语）。在此之前，它逐步扩大地盘，所有党员在日常谈话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新话的词汇和语法结构。一九八四年使用的那一种，见诸第九版和第十版的新话词典，是临时性的，其中有不少多余的词和过时的结构，以后就要废除的。这里所涉只是第十一版词典中应用的最后修订稿。

        在老话完全被取代以后，同过去的最后联系就会切断了。历史已经重写，但过去的文字仍有零星流传，没有彻底检查，只要保持老话的知识仍能阅读。但到将来即使这种片段得以保存也很难读懂，很难翻译了。很难把任何一段老话译成新话，除非它说的是技术程序或者一些十分简单的日常行为，或者已有正统话（新话应是“goodthink-ful”）的倾向。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大致在一九六〇年以前写的书是无法完整地译成新话的。革命前的文字只能作意识形态上的翻译，即不仅修改语言也要修改意义。以《独立宣言》中众所周知的一段话为例：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自明，人人生来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定的不可让与的权利，这些权利有生活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取得这些权利，人类创建了政府，政府则从被治理者的同意中得到权利。任何政府形式一旦有背这些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它或废除它，组织新的政府……

　　要保持原义而把这一段话译成新话是不可能的。最多只能做到把这整段的话用一词来概括：“crimethink”。完全的译法只能是意识形态的译法，把杰弗逊的话译成一段关于绝对政府的颂词。
　　的确，过去的许多文学都已用这个办法加以改写。出于名声的考虑，有必要保持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记忆，同时使他们的成就与英社哲学一致。因此像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这样的作家的作品都在翻译中；这项工作完成后，他们的原作以及所有残存的过去的文学作品都将统统销毁。

         “词典编得怎样了？” 温斯顿大声问道。

         “第十一版是定稿，” 塞姆说，“消灭单词是件美妙的事。当然，动词和形容词里多余的词最多，不过名词里也可以去掉好几百个。一个词已包含了相反的意义。譬如，‘好’这个词，如果有了像‘好’这个词，又有什么必要存在‘坏’这个词呢？‘不好’一样能用。比‘好’语气更强烈的词，‘优秀’，‘精彩’又何必存在？‘加好’就涵盖了这个意义，或者更强烈的‘双加好’。到最后，所有好与坏都可用六个词来概括。你难道看不出其中的妙处吗，温斯顿？”他想了想还是补充道，“当然，这是老大哥最先想到的。”

        “你难道看不出新话的全部目的是要缩小思想范围吗？到最后思想罪变得根本不可能再犯，因为没有单词可以表达它。所有的书籍和文献都要改，甚至党的文献，连标语都要改。既然‘自由’这个词的概念已经被消灭，怎么可能还有有关自由的句子呢？整个思想都将截然不同。实际上，那时候不会再有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思想了，正统意味着不去想——不必想，正统就是无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