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轩说茶（2.2）

有很多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表明秦统一中国以后，到了汉代茶事活动在中国已经十分普遍。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最早的一部辞书《尔雅》中，已发现茶是木本，把对茶的解释放在释木篇中，不放在释草篇中。因为用荼指茶名实不符，故借用“槚”字，称之为“槚”。 根据《说文解字》：“槚，楸也。”“楸，梓也。”楸和梓。《埤雅》解释为：“楸梧早晚，故楸谓之秋。楸，美木也。”：“梓为百木长，故呼梓为木王。”《埤雅》 是北宋陆佃(1042-1102)所著的，他的儿子陆宰（陆宰就是陆游的父亲）作序的一本训诂书，专门解释名物，以作为《尔雅》的补充。综上所述，槚为楸、梓一类树木，且楸、梓是美木、木王。 “槚，苦茶”（《尔雅》），槚为楸、梓之类如何借指茶？《说文解字》说：“槚，楸也，从木、贾声。”而贾有“假”、“古”两种读音，“古”与“苦茶”音近，同时茶也被人们认为是美木，且茶为木本，并非草本，所以就用槚（音古）来借指茶。

这个“槚”字，在当时中国主要茶产地之一，湖南长沙一带相当通行。1972年至1973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一、三号墓的出土文物中，不仅保存了2000多年前的茶叶，而且还有许多和茶事有关的简文、帛画、封泥印鉴。从迄今为止世上最早的一份菜单：竹简菜单上发现了用茶做成的食品――苦羹（茶羹）；有“茶豸”封泥印鉴，还4次发现有“木胡—笥”或“木胡笥”的竹简和木牍。这里的“木胡”不是两个字，而是左边为木字旁，右边为胡的一个字，据考证就是《尔雅》“槚，苦茶”中“槚”的异体字或楚体字。所谓“木胡一笥”或“木胡笥”就是指“苦茶一箱”或包装茶叶的“苦茶箱”，这是我国至今发现最早的茶叶随葬品。墓中还有一幅敬茶仕女帛画，是皇室或贵族之家烹用茶饮的写实。这就从考古发掘上证实了最晚到西汉初年长沙已有种茶和饮茶活动。

马王堆二、一、三号墓的墓主分别是西汉长沙王丞相、第一代軑侯利苍、他的妻子辛追和他们的儿子第二代軑侯利豨。西汉初年刘邦曾封过八个异姓王，后来被他剿灭了七个，并留下了“非刘姓者王，天下共诛之”这样的狠话，但惟独保留一个吴氏的长沙王，利苍就是第二代长沙王吴臣和第三代长沙王吴回的丞相。这个长沙国下辖22个县，其中有一个叫做茶陵县。到了汉景帝的时候（前157年），第五代吴氏长沙王吴著死后无子，汉景帝乘机把长沙国封给了自己的儿子刘发。但是同姓王仍然要争夺皇位，汉景帝时就发生过七王之乱。汉武帝即位后，采纳了主父偃的“推恩令”的建议，同姓王的庶子大多得以受封为列侯。不少王国先后分为若干侯国，势力被大大地削弱了，再也无力发动叛乱。长沙定王刘发的第六个儿子刘?就据此被封为茶陵侯。茶陵县和茶陵侯国是我国最早用“茶”字命名的地名，至今仍是我国县名中唯一使用“茶”字的行政区。陆羽《茶经》载：“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可见茶陵的得名与种茶有关。汉初，长沙及其所属的茶陵县（茶陵侯国）已成为我国重要的茶叶产区。茶陵邻近江西、广东边界，表明西汉时期茶的生产已经传到了湘、粤、赣毗邻地区。

汉代以前及汉代大多数时间内没有“茶”字，只有“荼”字，开始出现“荼”字的简化“茶”字，不会早于东汉末年，并且在“茶”字出现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正式场合不用“茶”字，因此“茶陵”被写作“荼陵”。在20世纪50年代，长沙魏家堆第十九号墓出土的随葬品中有一方石章，就是著名的“荼陵”石印。它是西汉文景时期的随葬冥器印，呈长方形，规格为2.5cm×1.8cm×1.9cm，鼻钮，所用材料为滑石，凿刻认真，印面装饰感较强。由此推知，该墓的主人应是茶陵的地方官。茶陵是我国含有“茶”的地名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个，“茶陵”印则可以说是目前为止第一方明确与茶叶产地有关的古印。

西汉的辞赋作家王褒，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墨池坝)人，他的生卒年失载，只知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主要在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期。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辞赋家，写有《甘泉》《洞箫》等赋16篇。他在今天经常被提到，并不是因为他的辞赋作品，而是在神爵三年（前59年）正月十五日写下的《僮约》。顾名思义《僮约》是僮仆的卖身契约，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保留了我国最早的与茶事有关的文字记载。

西汉宣帝神爵三年正月里，王褒借住在成都安志里一个叫杨惠的寡妇家里。杨氏家中有个名叫“便了”的长着络腮胡子的奴仆，王褒经常指派他去买酒。便了因王褒是外人，很不情愿替他跑腿，于是有一天，他就到主人的墓前倾诉不满，说：“大夫您当初买便了时，只要我看守家里，并没要我为其他男人去买酒。”王褒知道了这件事情后，气就不打一处来。一怒之下，在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以一万五千钱从杨氏手中买下便了为奴。便了跟了王褒，虽然极不情愿，但也无可奈何，于是他在写契约时向王褒提出：“既然事已如此，您也应该像当初杨家买我时那样，将以后凡是要我干的事明明白白写在契约中，超出契约内容的，我可以不干。”

王褒这人擅长辞赋，精通六艺，为了教训便了，使他服服贴贴，便信笔写下了一篇长约六百字题为《僮约》骈文体的奴仆契约，列出了名目繁多的劳役项目、干活时间和苛刻的生活条件。契约上繁重的活儿使便了难以负荷。他痛哭流涕向王褒求情说，如是照此干活，恐怕马上就会累死，早知如此，情愿给您天天去买酒。在宣扬阶级斗争的年代，《僮约》自然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的好教材。实际上，就是封建统治者也知道让僮仆做这麽多的事情是不可能的，王褒的《僮约》不过是一篇游戏文字。例如，南齐书卷52中就说“王褒《僮约》，束皙《发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玮。”认为《僮约》不过是一篇很有特色的赋体俳谐文而已，并不把它看成真的是一份契约。

《僮约》中王褒要便了干的活儿包括两件与茶事有关的：“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茶”。当然王褒写《僮约》时，用的是“荼”字，并非“茶”字，这里“尽”通“净”，“烹茶尽具”就是煮茶，并洗干净茶具。从前一句可见当时四川有一定地位和家财的人家是经常用茶招待宾客饮用，从后一句可以看出，茶叶已经商品化，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武阳在今天的四川彭山，当时已经有茶叶在集市上买卖。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了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不仅仅是在秦之前，秦汉乃至西晋，巴蜀仍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从马王堆出土文物中可知，至晚在西汉初年，茶就已经作为食品和饮料。如果说那时茶还只是軑侯这样的深如海的侯门才能享受，那麽经过一百年后，到《僮约》中所载的烹茶和买茶，表示像王褒这样的殷实人家也可以经常饮茶了。这就说明在西汉中期，茶事活动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茶叶贸易的出现，对于茶文化的意义，不低于当初神农发现茶。

对于王褒的时代有没有茶叶贸易，争论是有的。上述《僮约》的引文出自唐代徐坚所撰的丛书《初学记》。徐坚，生卒年份不详，著名唐朝文学家。圣历（698-700）中为东都留守判官，开元（713-741）中期为集贤院学士，是知院事的宰相张说的副手。但是在唐代开国初年由高祖李渊下令编修的，欧阳询主编的丛书《艺文类聚》所收的《僮约》全文中没有“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茶”这两句。所以有人怀疑这两句话是后人添进去的。不管怎麽说，在《华阳国志  蜀志》中常璩特别以注解形式指出“南安、武阳皆出名茶，多陂池。”到名茶产地购买茶叶应该是很有可能的，何况武阳离成都不远。

东汉末年的医学家华佗《食论》中提出了“苦荼久食，益意思”，是茶叶药理功效的第一次记述，这里“益意思”是指有益于提神醒脑，这里“意思”解释为意识神思，不作现代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