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文化的抗疫模式

 

至此，世人看到的是中國的集體主義文化抗疫模式的成功，以及西方國家個人主義文化模式在抗疫中陷入悖論式的困境。在慶幸中國很快幸免於更大的災難之時，有必要指出集體主義模式的一個陷阱: 它很難在短時間内重復使用。這次疫情清晰地讓人類看到它是如此容易發生，因此必要假設它隨時以全新的病毒捲土重來。可以想像，如果 SARS 和新冠緊隣着出現，中國的抗疫模式會导致整個國家陷入極度緊繃和疲憊，乃至掏空整個社會的精神資源，其結局恐怕會抹去第一次抗疫的成果，又或有巨大的社會後果。那時，反而是美國的模式或有可伸縮張馳之處。所以，中國必須要對今次的成功有清醒的認識，不要走向另一種盲目的制度自信。這次疫情，那些肉眼看不見的病毒證實了人類自身是多麽脆弱，更何况是人類建立的制度？這次集體主義模式的成功有它的種種條件，個人主義模式的失敗也有它的種種條件。

就我現在看到的，加州的半封城状态是有效的。譬如個人主義文化裏的人說了''人距六尺"，他們就不讓别人靠近，絕不客氣，不像中國人那樣有心理、人情的負擔。他們對個人在抗疫中的状况和功能比較清晰，因此也較自覺。當然，人口密度遠低於中國也是這種模式得以有效進行的條件之一。

老曰"上善若水"。佛曰"空"。儒曰"變"(周易)。最好的抗疫模式終是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模式的互濟，而非死守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