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良心“纳丁·戈迪默：来自动荡国土的声音

南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于7月13日在约翰内斯堡的家中辞世，享寿90岁。

三联生活周刊
戈迪默曾是曼德拉的至交好友，是文学界反种族隔离最强有力的声音之一，因作品《七月的人民》而获得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后接受采访时她说到：“在我的生命中有两项任务——一是一名作者，另一个是我致力于南非自由的理想，并在南非产生一种新的种族隔离后文化。”

以下对话根据1986年1月24日对戈迪默小姐的一次录音采访整理而成，当时她正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洛克波特学院访问，接受布洛克波特国际作家论坛奖。与戈迪默小姐座谈的是小说家彼得·马钦、诗人朱迪丝·基琴和诗人斯坦·山沃尔·拉宾，后者是布洛克波特作家论坛节目主持人。

译者/东子

马钦：我知道你是位非常忙碌的女性。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其他事情上——比如政治活动、教学和讲演等等。那么作为一位作家，你是怎样做到如此多产的呢?

戈迪默：我并不认为我很多产。我觉得自己写得很慢，不过把我的作品与年龄对比一下，似乎又已经写了很多。我脑袋里从来就没有什么计划；一部书该写多久就写多久。其他一些事情纯属政治责任：作家要表达声音，作家要被人知晓，生活在我那样的国家，你不能不说话。

马钦：那么你早上写作吗?是否有每天早上写作的习惯?

戈迪默：是的，我总是早上写作，但是现在回信的负担愈来愈重，总有那么多信要复，那些信只能由我来复，别人无法代替。作家要写许多私人信件。年轻作家向你讨教，你不能不理不睬。有人想出版南非作家作品选，找谁索要联系地址呢?还不是找我。所有这些都挺费时间。

马钦：你是9岁开始写作的吧?能跟我们说说吗?

戈迪默： 记得那时在学校，可以挑选写一篇散文或者一首诗，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决定写诗。那是一首很糟糕的诗，我从来就未能写出好诗来。那就是我所写的第一篇东西。 后来我一度自编过整张报纸，摹仿我居住的那座小城的那份周报——我们都把它称之为“破烂玩意儿”。我编出婚礼、集会和市政大楼的开幕式等消息，还绘制专栏 题图和插画。我就是这样起步的，但是后来并没有成为记者。

马钦：你对细节具有独到的眼光，对人们的穿戴、住所、食物和生活习性都观察入微。你是否时时都保持这种洞察力呢?

戈迪默：是 的。小时候我最喜欢做而且被大人们鼓励去做的一件事，就是摹仿他人，逗人发笑，我总是摹仿得很像。我可以像鹦鹉那样摹仿口音和讲话方式，有时候妈妈的朋友 来玩，我就摹仿别人的声音给他们听。现在想起来那种事情并不好笑，可是那时候我喜欢出出风头。好在那种卖弄欲——我还是舞蹈家，正正经经地跳过几场舞—— 现在已荡然无存。不管怎么说，所有的作家在其早年都会专注于写作。

马钦：你曾说你14岁时就读过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那本书对你的写作是否有什么影响?

戈迪默：当 然有影响。那是第一本我读过之后让我思索生活环境和这座小城的生活方式的书。我住在这座淘金小城，周围是众多巨大的金矿。距我家一英里远的地方，就有一片 我们称之为“场子”的地方，或者又叫“营地”，那里住着从南非各地前来的黑人矿工，没有妻室，也没有儿女。事情并没有多大改观：他们是季节工，如今依然如 此。我开始想到，他们不仅仅是在那儿干活的说话难懂的“矿孩”，而且是工人，是过着常人生活的人。我想这是读到围场境况时产生的感觉；我开始明白人为什么 被一群一群地加以奴役。

马钦：你是否在家里或学校里就已经开始提问棘手的问题?

戈迪默：当 然不是在学校里。我就读的是一所修女学校，好像并没有产生过那些疑问。那里没有黑人孩子，也没有谁想到去问问为什么没有。在那种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很难想到 这些，父母就是榜样——这一点我们从自己的孩子身上就能看到。我就读的是一所全白人学校，对一个被隔离的孩子来说，图书馆就是一切——黑人不许进那座图书 馆。看电影是一大乐趣，我省下口袋里的钱，每个星期六下午都去看，但是电影院也不让黑人进。我只是简单地想：“事情就是这样，就像太阳东升西落一样正 常。”

马钦：是不是猛然顿悟呢?

戈迪默：我 不认为如此。事后你可以这样说，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妈妈对黑人的生活感到内疚，看见他们遭受虐待——这种事情时时都能见到——她就会说：“唉，他们毕竟 也是人啊。”于是乎她开始把黑人当人看，并且做了不少善事——她属于一个小型妇女团体，她们在城市近郊的黑人聚居区开办了一所孤儿院和一家诊所——但也仅 此而已。她并没有意识到社会制度应当为她所怜悯的那些人的生活处境承担责任。

基琴：在上星期的《纽约时报》上，有人提到你在听说起一个舞会时曾经这样评论道：“假如我只有25岁，我也许不会去关心什么公平不公平；我会回家去写一篇关于舞会的短篇小说。”你是否认为那种时代已经完结——即艺术的路途是漫长的，但你和你的国家已经不能再等待下去?

戈迪默：是 的，我想我在说那句话时有点儿歉意。我已经经历了许多岁月，遭遇了许多事情，观念当然会有所改变。我并不喜欢用那些沉重的政治词汇，但又想不出别的词来。 举个例子吧。18岁那年我写了一篇小说，名叫《要做的善事》，描写一个孩子捡到一只鸽子，那鸽子显然是被哪个家伙用弹弓打中了。它受伤坠地，痛苦不堪，已 经没法子如孩子希望的那样，放进鸽子笼里饲养起来恢复元气。那孩子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看着它受苦，要么把它杀死。小姑娘脱下鞋，朝鸽子的脑袋重重一击。不 久前我出于某种特殊原因重读那篇故事，意识到我当时是在思考对生与死所负的责任，意识到我们可以杀死别人，夺走他人的性命。那是我头一次面对这个道德问 题。

马钦：你说你自己学着写短篇小说。那么谁是你的老师呢?你是否回到了19世纪的英语中?

戈迪默：我什么杂书都读。买过《飘》和《匹普斯日记》。我一点也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我读过契诃夫、莫泊桑和尤多拉·韦尔蒂，还可以算上海明威吧。如果没有他们和其他的一些人，我就找不到表达自己心声的方式。

基琴：我们是否可以来谈谈你新近出版的两部短篇小说集?这些小说似乎涉及到一些基本主题。其中之一是毁灭——不仅仅是白人毁灭黑人，而且还有白人毁灭白人，甚至黑人毁灭黑人。

戈迪默：最近一些年来，气氛变得十分异常。你真不知道自己是在跟谁说话。你跟朋友们在一起，可是后来却发现其中的一些人其实并非朋友。我有两个年轻朋友，他和她都是律师，两人都极其卖力地投身于解放运动。可是那小伙子却被证明是受雇的奸细，成了许多桩重大叛国案的当局证人。

马钦：我感到惊奇的是你只是在读校样时才发现毁灭这个主题。

戈迪默：出 版一部小说集时，里面的作品通常是在好几年中写成的——一般是五年左右——因此并没有通读过。等到合在一起，就会注意到其中某个特殊的主题，从不同的角度 进行分析，好像引起了各种人的注意。在我们那种社会里，发生在我身上和我的小说中的一种现象，就是情感的扭曲。就像婴儿的脑袋卡在了产道里一样，生活在南 非，你的个性和感觉时时都受到压抑。

拉宾：你既写长篇也写短篇。你觉得这两种形式所表达的内容有何不同?它们容纳的真实性有何不同?

戈迪默：我并不认为它们容纳的真实性有何不同。不过我现在很少写短篇。我得有点悲哀地承认，我现在不大看重短篇小说。让我感兴趣的主题越来越复杂，也许是因为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吧。

拉宾：那就是说你无法在短篇小说里处理好如此复杂的主题，因为情节发展和可以支配的人物角色都有限?

戈迪默：不，不，这是主题层次的事。甚至在我的短篇里，我都不满足于只有一个层次。这就好像是剥洋葱皮，你一层一层往里面深入，有时候似乎感到小说未能提供足够的空间。

基琴：你的近作《七月的人民》是一部富于理想色彩的小说。你是否认为真会发生那样的事，或者只是开未来的玩笑?

戈迪默：我是开现在的玩笑，看看我们正在南非干些什么事，完全有可能出现那种结果。小说写出来后的这些年，许多像科幻小说一样的事情已经开始发生，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什么预言家，而是因为事情就是如此。我们的所作所为将导致发生那样的事。

基琴：你觉得自己是位女性作家呢?还是位碰巧是女性的作家?

戈迪默：我得说老实话。我一点也没去想自己是女性作家。有某种男性的写作，有某种女性的写作，还有一种写作则让作家成为真正的作家——可以深入所有性别与年龄的奇异的造物。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必须让他或者她自己拥有的自由。

马钦：你对自然具有十分强烈的感觉，好像赤脚走在大地上一样。你是否一直都是这样的呢?

戈迪默：是 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南非是个非常美丽的国家，可是我不巧住在这个国家少数几块不美丽的地方之一——一座不美丽的小矿城。实际上，那是一个由几座金 矿拼凑起来的小城镇。但是我一直对甲虫和花朵深怀感情。后来我长大成人，周游全国，大大增加了对大自然的见识。在早期的作品中，它确实是诱发我写作的动 因。不幸的是，一个人长大后，那些因素就消失了，因为鲜花与露珠不再让你感到新奇。一旦见识太多，就不再产生刺激。

拉宾：你删改多吗?

戈迪默：不多。写长篇小说时，通常我就一直写下去，虽然有时候也回头写一章，但并不重新开头。等到写完，就要做通读的大量工作。

拉宾：写作时你是否大声朗读自己的作品?

戈迪默：不常读。我也从不拿给任何人看。我有一种感觉，如果拿给别人看，感觉就会消失。

马钦：不给任何人看?家人也不给吗?

戈迪默：是的，从未给过。每当在报章上读到19世纪的作家，比如福楼拜和屠格涅夫，如何诱使家人和朋友一连聆听数小时，我就感到很惊奇。当然，他们确实有点东西读给家人听。

马钦：那你听不听批评意见呢?家人的、友人的或者评论家们的?

戈迪默：我 的家庭非常直言不讳，我可以听到他们的真话，特别是我的两个孩子，他们都已长大成人，当然，还有我先生。至于朋友，我认为从来不会告诉你真相，因为如果他 们爱你，他们就不会说不喜欢最近出版的哪本书。他们总是朝你微笑，吻你的双颊，当然我也一样。评论家?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那么一两位评论家，如果写文章评 论我的书，我会有兴趣去读。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批评得十分严厉，我就会被击中要害，因为我会认为他们知道我想做什么但是未能做成。至于一般的评论，都是赞 美你并未写好的那些东西，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你想写什么。

马钦：如果你的直言不讳的丈夫和孩子不喜欢，那该怎么办?

戈迪默：默那可太惨啦，因为那时书已经问世。在此之前他们没有读过。

拉宾：尽管你经常被郑重其事地归入英语小说的主流，但是我注意到在你最近的作品中，意识流手法，或者内心独白，有增加的趋势。

戈迪默：我认为我们所有今日写作的人都深受乔伊斯的影响，深受普鲁斯特的影响。没有普鲁斯特、乔伊斯，还有托马斯·曼，我们会在何方?

马钦：你的力量显然表现在写作上，而非新闻报道或政治演讲。你是否相信你的小说会导致变革?

戈迪默：我 不认为小说能够导致变革。我不认为作家有那么重要，至少在我的国家不是如此。黑人作家被看作敌人，大多数白人作家也被如此看待，因为我们都反对那个政权。 你找不到哪个作家公开地或暗底下拥护种族隔离制度。书籍使南非人，黑人和白人，从内心认识自己，得到一面比较自己感情和动机的镜子。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小 说唤起了他们的良知。而对于黑人，则让他们在痛苦的时候想到自己的尊严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