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囚犯和他的烟嘴儿－－作者：方子奋

 呯！沉重的号子铁门撞击声把我惊醒过来。左上方老虎窗外的天空已经泛出鱼肚白，估计有六点多了。忽然感觉脚头似乎有什么东西压着，仰起身一看，一个头戴东北大皮帽身着一袭黑色加厚棉袄棉裤的人背着我踡身坐在我脚旁，一个黑布行李卷正压在我脚上。我轻轻用脚拨了一下，他缓缓地直起身子转过来，一张布满沟壑芲老的脸，竭力在向我挤出讨好的笑容，咧开的嘴巴露出一个黑洞，里面几乎已没牙齿，看年龄七十不远了。“才送来？”我悄悄问他。
“俺是路过南京的，在这里临时待两天。”他低低答道。

一口明显的东北腔，看来是东北某劳改队来的。从他低眉顺眼的神态和那身袖口膝盖已磨得发亮的棉衣棉裤看，肯定是个老犯人了，刚才的号子铁门声，显然是由他而响的。

正打算和他聊两句，忽然走廊里传来了起床的哨声。同室的二十几个难友一个个爬出被窝，懒洋洋地叠好被子，洗漱完毕，席地而坐等早饭。

就在饭前这一小段时间，坐在斜对面爱打听闲事的老于，已把刚进来的东北老头的底细摸了个大概。老头解放前是国民党南方某市党部的一个要员，解放前夕慢了一步没走掉，1950年被秘密送到北京战犯学习班集中学习，不久被判了十八年，同其他判了刑的同学一道被送往中苏边境附近北大荒某农场劳改。近二十年来同家人音讯中断，对外界的事基本上一无所知。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后，战事眼看一触即发，当局将边境所有劳改犯人和刑满留场的编外犯人全部迁调内地，老头已刑满留场“就业”一年，这次也被列入内迁对象，由劳改农场干部押解他迁回浙江老家。途经南京时，押解人员说要看看南京长江大桥顺便玩两天，便把他这个不是犯人的犯人暂时寄押在我们娃娃桥看守所。

我们问他老家还有何人，老犯人一语未发，只是茫然摇头。

很快早饭送来了，各人立即捧起那一大瓦钵热腾腾的麸皮稀饭尽情享受起来。东北老头说他不想吃，要睡觉。我说你睡吧，我们把你那份稀饭替你留着，等你醒来再吃。他咧嘴朝我感激地笑了一下说不用了，你们大家分分吧。说完便在墙角落打开铺盖卷，然后开始脱衣服。

揭下东北大皮帽，他露出了一头半寸长的银发，在黧黑的脸皮衬托下，显得特别耀眼。当他脱下棉袄和棉裤时，我们一个个惊得几乎叫起来。

他全身的衣服只是一件棉袄和一件棉裤，里面什么都没穿，解开上衣钮扣，松开腰间一根暗红色旧布带，赤裸的全身立即在我们面前暴露无遗。

他的身躯极瘦，一根根肋骨清晰的凸了出来，锁骨上方一边一个深深的窝，估计两个窝窝头放进去都填不平。胯处由于没有肌肉，左右髋骨像拳头一样凸出在两侧。奇怪的是阴毛居然也同头发一样，清一色全白。下面两条腿，简直就是两根布满节疤的树棍。整个身躯给人的第一眼印象是医学实验室里的一架骨骼标本，好在他有一双大脚，使人看起来不至于散落倒下。直到现在，我还没见过如此骨瘦如柴的人。

尽管那瘦骨嶙嶙的身躯已够令人惊讶了，但最使我们心惊胆战的则是他前胸后背的那些伤疤——从颈下到腰际，起码有四五十条条状的伤疤相互交叉覆盖，整个胸背皮肤就像印满图案的花布，如果不是近看，倒真的以为他套了件花纹独特的背心。

他一言未发钻进被窝筒，很快就发出了鼾声。

稀饭喝完后，号子里开始活跃起来。这临时集中号子比普通号子要自由一些，看守们懒得管我们这些很快就要送劳改队的已决犯，既不安排学习，也不要我们干手工劳动，任由我们海天阔地吹牛谈天，只要不打架闹事即可。

我和李蔚荣都靠在被子上想心事。尽管号子看起来管理松，我们毕竟是同案，不敢过多交谈，很难说这临时号子内有没有事先安插的“耳目”。

从公判大会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该杀的杀了，该送去服刑的也都去了监狱，只有我和李蔚荣还临时关在南京娃娃桥看守所这集中号子里等待发配。在我未来的十年刑期中，将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在等待我，我能否在十年的劳改岁月中熬到头，我亲爱的年迈父母亲还能不能活着等到我刑满，这一连串的问题从前天以来就一直在折磨我，而这东北老头的出现，使我的思绪更加纷乱起来。

他那骨瘦如柴的身架，特别是前胸后背的那些伤疤，纪录着他的痛苦、劳累、饥饿、屈辱，真不知这位前辈是怎么苦苦熬过来的！听着他的鼾声，心里不由对他泛起了一丝敬意。

那么，他的那些可怕的遭遇是否也会落到我头上呢？我将来的结局会不会也同他相似呢？十年之后，难道我真的也会像牛虻那样变为列瓦雷士？健康丧失殆尽，脸上一道长长的伤疤，全身皮包骨，拖着一条瘸腿……，想到这里，我只感到脊柱里一阵阵冰凉不停地在游走。

就在胡思乱想之际，忽然号子门“咣当”一声被打开。三个管理员站在门口，虎着脸扫视着我们，其中手里拿着一张名单的矮胖子发话：“听到名字的，马上把东西全部带出来！”

看来，今天也许轮到我了。

果然，在念到的名单中，头两个就是我和李蔚荣。我很快收拾好铺盖和用具，顺便看了一眼踡卧在角落的东北老头。他已被吵醒了，见我看着他，从被窝里伸出一只青筋毕露的手朝我招了两下。我见管理员正在门外边聊边等我们，便装着找东西的样子走到老头身旁蹲下来，问他有什么事？他见没人注意，偷偷地把一根小木棒样的东西塞到我手上，然后低声对我说：“一个小烟嘴儿，自己做的。我看你是个好人，留着做个纪念吧！”我张开手一看，果然是一个木制烟嘴儿，三寸多长，表面还刻了一些花纹。我道了声谢后，把烟嘴塞进了棉衣贴胸口袋，然后匆匆地向他道了别。

几分钟后，我一手夹铺盖，一手拎着装有脸盆杯子的网兜，随着一行人走出了号子。临出牢门之前我又回头瞥了老头一眼，那混浊的老眼里没有任何表情。

从此，再也没见过这位劳改前辈。

这个木烟嘴儿此后就一直跟着我，无意中它成了一件纪念物。从入监检查到十年劳改中无数次的搜查，由于它实在不起眼，从没引起任何人注意过，劳改犯得自己缝补衣服，我把它当作绕线轴，用了近十年。

1979年8月23日我刑满时，它也随我一同走出了劳改队。此后我把它和几件其它劳改纪念物一同放木盒中，平时锁在大衣柜的顶部抽屉里，每年8月24日打开一次，逐件把玩一番后复归原位。

倏忽之间，又过了二十年。

1999年8月24日，我循旧例再次打开小木盒，当时我旁边写字台上正好有一个放大镜，我顺手摸起放大镜来察看那个木烟嘴儿，这么多年还真没有仔细地看过它。

经过岁月的打磨，烟嘴儿的表面已非常光滑，但那些花纹依然清楚，只是看起来很粗糙。在放大镜下，那杂乱的刀法更显得拙劣，歪七扭八、深浅不一，显然，那位东北老犯人根本不是什么雕刻高手，估计连雕刻的基本技巧都没掌握。当我一点一点地察看到烟嘴儿的中部时，发现两条叶蔓形花纹之间有一个小圆圈，里面似乎有些很小的三角，由于图形太小，看不出它清晰的轮廓，仅仅感觉出那是一个颇为特殊的图案。为了看清楚，我移到了台灯下，并仔细地调整了放大镜的焦距，这时，出现的图形顿时使我惊讶的合不上嘴。

那是一个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徽！

外面一个小圆圈，中心是一个更小的圆圈，两个圆之间夹着十二个极小的三角。尽管圆圈刻得不规整，那些小三角在圆周上分布的也不均匀，但那确实是青天白日图案。

当我移走放大镜后，不管怎么仔细地盯着看，却丝毫看不出这个独特的图形。不用说，主人公在雕刻这玩意时特意作了精心的掩饰。

随着这个三十多年后迟到的发现，那位劳改前辈布满皱纹苍老的脸，那满头的白发，那具骨骼标本，那些前胸后背的伤疤，一下子纷现在我的眼前。

一个在历史中整整被埋了二十年的囚犯，每天都在经历我们难以估计的磨难，在那种严酷的炼狱般的环境中，真不知他是怎么刻成这只小小的树根烟嘴儿的。没有放大镜，没有微雕工具，更重要的是没有微雕技术，而且每一刀，每一划，必须在无人监视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一旦被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这一切，他究竟是如何一一克服的，实在令人无法想象。

令我感到不解的，是他雕刻这件不平凡作品的用意－－他甘冒生命危险雕刻的这枚青天白日党徽，无非是以此纪念他曾经身为其中一员的那个党，但他有必要这样做吗？

尽管他在北大荒劳改队呆了二十年，但他不可能不知道国民党气数已尽、大势已去这个不争的现实。再说，以他解放前在国民党内的经历和感受，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早有切身体验，应该察觉到国民党的失败只是迟早之事，任何人也回天乏术。既然如此，那他这样做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

是对信仰的坚持？是对故主的忠诚？是对往事的留恋？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悼？是对“反共复国”的梦想？对他那一代人，我不好妄加猜测，这些答案可能都是，也可能都不是。

我陷入了沉思。

我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件事。

1992年9月，我应邀去九寨沟旅游，返程途中下午四点钟经过松潘，参观了那里的一座红军长征纪念馆。该馆建筑颇具规模，馆外的广场上还矗立着一座白色花岗岩砌就的纪念碑，纪念馆里陈列着红军长征时的一些事迹。其中有一栏专门介绍了红军长征中成员的年龄，我记得最大的是位七十四岁的炊事员，最小的只有十三岁，是个小号兵（这一老一小在翻越夹金山时都没能挺的过去）。展馆内还有一座很大的雕塑，一位头戴红星八角帽的老人坐在一块石头上正在吹笛子，上身反穿着一件破烂羊皮坎肩，衣裤全是破洞，脚上用绳子绑着双破草鞋，他的头微微仰着，苍凉的目光正在遥望着远方。在他两腿之间，一个最多只有十三四岁的小红軍战士坐在地上，浑身褴缕，腰里系着一根草绳，下面赤着光脚，身子斜倚在老人腿上，一只手托着腮，仰起脸，神情专注地看着老人手中那根笛子。雕塑的两个主人公，正好表达了当年长征红军的极限年龄。

就造型和手法而言，这是件雕刻技艺很不凡的作品，当然，这也是件饱含政治色彩的宣传品。但在我眼中，我却看到了另一种含义，也许是作者不曾料到的含义。

当我剥掉这幅雕塑的所有政治属性，不去探究意识形态对这老少二人的作用，也不管他们的信仰和他们所属的党派，从而将他们抽象地还原为本义上的人后，这件作品在我面前顿时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受，那就是老少主人公目光中所透出的那种坚定的信念－－一种人在逆境中追求美好未来的强烈执着。

那个未来也许是个永远难以企及的幻象，可这并不能抹煞掉他们那种可贵信念的客观存在。他们一直紧紧跟随红军队伍，始终不掉队，不做逃兵，明知雪山无法攀越，仍然不顾一切地朝上爬，不论他们生死与否，成败与否，他们那种执着追求美好未来的信念，早已超越他们的行为本身而升华为一种可贵精神。历史可以作弄他们的命运，但历史无法掩埋他们的信念。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党派，都不乏这种人。

就凭这种执着的信念，他们就永远值得后人景仰和尊敬－－哪怕是曾经和他们相互廝杀过的对手也不例外。

想到这里，我内心深处肃然升起一阵苍凉悲壮，一阵对历史的敬畏。

天空一片湛蓝，远处雪山顶峰在斜阳的映照下洁白耀眼，孤零零立在广场中央的纪念碑在透着寒意的晚风中衬出一片萧杀，我走到碑前，毕恭毕敬地深深三躹躬。

想到那座雕塑，我已经没有必要再去猜度这位老国民党员的所谓真实动机了，同上面提到的那位七十多岁长征红军老人一样，正是一种极为坚定的信念，驱使他们做出了常人很难理解的行为。

不过我还是有疑问，这个使他历经各种困难好不容易完成的心血作品，照理说是极为宝爱的，理当终生妥善保存留念才是，可他为什么偏偏送给我这个同他认识还不到一个小时的素昧平生者呢？

在那短暂的道别瞬间，他对我说 “我看你是个好人”，可他根据什么判断我是好人呢，难道在娃娃桥临时号子的那个早晨，出于同情我提出帮他把稀饭留待醒后再吃，这就算是“好人”？经历了那么多生死劫难之后，单凭这点微不足道小事，他真的相信这个世界还有“好人”？

这些我始终无法明白，大概到死也明白不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专门纪念他的东西，可我又很难动笔。因为在我们萍水相逢的半个多小时里，我只看到那头银发，那骨骼标本似的身架，以及那些可怕的伤疤。他姓什么，叫什么，他的身世，他家在何方，他二十年的遭遇，我都一无所知，而且永远无法打探了。我可以凭空杜撰出一个“他”来，但那不仅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也是对他的不尊重。

那些看似很详尽具体的细节，有时并不一定能使人深刻地理解到事物的本质，而某些很不起眼的表象，却往往能把我们引入事物的真谛。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烟嘴儿，对我来说，应该够了。

那一天，是1970年的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