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减负”与“增容” （ZT）

文学的“减负”与“增容”

黄毓璜

要说文学“该当如何”抑或“不当如斯”，都不难找到一百种说法、一千个理由。如果不惮“执其一端”、“攻其一点”，大体会如“文革”中打语录仗那般莫衷一是、不可开交。譬如雨果说“谁要是名叫诗人，同时也就必然是历史家与哲学家”，维柯却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是崇高的诗人，又是崇高的哲学家”；桑塔雅纳指称“诗人能洞察事物间的真实联系，因为他带着强烈的感情详细观察过它们的基本联系”，雷巴科夫则认为“作家的感情愈多，读者的感情就愈少”“只要我一放纵自己的感情，就什么都完了”。似乎南辕北辙的说法大概都没走出道理，不仅因为道理是属人的，也因为道理往往不是线性的而是圆通的。说文学的事因之无所谓“说到底”，只是在规定范畴这一前提下存在可能。我在这里要说的，也只是就“一个方面”而言，並不指向普遍的规定和要求；文学的个体性、自足性固然通常拒绝指向普泛的规定，即从“大众”与“精英”之分的实际存在以及与之相应的“俗文学”与“纯文学”的自然分流而言，也拒绝划一而论。本文仅就“精英”一族的“纯文学”经营说事，“减负”、“增容”云者，也只是关乎“大家”、“力作”的话语。

私下以为就我们的经历来说，无论是文学的“异化”（非文学倾向）还是文学的“俗化”（泛文学倾向），都理所当然地为“纯化”文学构成必然要求和逻辑起点。鉴于多年以来文学遭异化、被俗化的历史和现实，纯文学的“纯化”努力，首当其冲地指向“回到自身”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们无法忘怀当文学遭受重重禁锢、沉沉压力时，为文学减负对于文学来说曾经是一件多么性命攸关的事，只是当对抗异化的“减负”与对抗俗化的“提升”实际上采取了一味“拒绝”一味“卸脱”的方式，乃至拒绝到自身差不多难以存活、卸脱到自身无所担当的地步，“问题”便从“不该如此”上突显出来。譬若时下文学的困境与读众的不满，又从另一层意义上引发出“回归”、“向外转”之类的呼唤，就文学现状看，这呼声实非无病自灸，大体是感触到了文学在几番卸、脱的亢奋之后,有了些新颜的同时也有了些虚脱，並凸显出一些不该有的“缺失”，从而在“大”与“力”的意义上，跟历史要求、公众期待、自身特质之间出现了某些齟齬。怎生缺失了？缺失了什么？少不得借助远程照察，回过头来做些盘结，经由旧事重提的疏理和复勘。

可以追溯到被我们称为“新时期”的时段，自彼刻延伸至今，文学演变中最为重大、最关紧要的事实，显见为“解放”継之以“辙退”。解放的成效初见于挣脱政治战车和庸俗社会学的绑缚，冲决机械反映论和浮泛功利观的樊篱，为文学的自由生长提供了可能。叵奈未几何时，文学沿着“挣脱”、“冲决”的情感惯性，在求新求变、提升提纯的举措中取了“以退为进”一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和相当绝对的态度上，走向前沿的作家奉行“收缩”，实施“内转”，在一系列的“非”与“反”的鼓呼下大踏步“撤退”，多有撤离社会关涉、现实关联，撤去情感操守、精神理想，撤除思想和意义、使命和责任的做派，乃至撤出文学的诸多要素和底线。轻装之后的失重、自由之后的自戕，使无以自立、空乏其身的文学面对了自身建构的艰难。事与愿违的情形由此突现：“提纯”的努力付出了家园失落的代价，冷漠的“拒绝”最终拒绝了立命之地，游走的作家并飘泊的文学就有些六神无主而血不归经，勉为其难地表演着些个伪挑战、伪对抗的姿势，在自觉不自觉的“高雅欲”的支配下，以不着陆的“现代”和装模作样的“激进”去维持艺术的纯粹和艺术家的尊严。

我们没有理由一般地否定文学的“拒绝”和“舍弃”，甚至可以说，文学的选择及其个性的生成，原本如同常常倚助有所增添和吸纳一样，也常常倚助有所舍弃和拒绝来实现；然而，如同艾略特所言，“一个人不该老是拒绝东西，应该试着找出适合自己的东西”，“用类似政治的方式去推翻现有的形式，是产生不了好诗的”。何况我们的拒绝，已经及于否决文学对于基本品格和根本联系的自守，这种自守不是别的，就是一种对于艺术赖以生存、赖以生成的源头守护，就是为生发创造和想象而规范和提供必须的起点、必备的前提。当文学拒绝、舍弃了那些基本的部位，便无异取消了文学的“硬件”，阻绝其生成的源流，截断其生命的脐带，鲜活的“创造”固碍难在虚无中发生，不可或缺的想象力因失却现实记忆的依凭而归于窒息也就不可避免。

被我们当下真切感受到的创造意识和想象力度的过于紧缺，为撤退后的失据所命定，也为浮皮撩草的填补所铸就。空缺中作为填充物的或为旧道的沿袭，或为“现代”的搬运。应该说，80年代以降的现代运动功不可没，80年代的文学是变革频仍思情高扬的文学，彼时引发的大惊小怪已成过去，如今有了不再大惊小怪的进步，包括文学公众世界观与观世界、思维方式与阅读方式的拓展和更新。然则唯其进步，又败坏了兴味——我们在日积月累地阅读西方中已经从那里一一发现种种被搬运的蓝本，从而对“激进”姿式萌生几许怀疑，对“前锋”姿影失却几分尊敬。事情十分明白，搬运已非创造，更何况贝娄先生当年的话如此巧发奇中了我们的情状：“今天激进作家的作风又如何？大部分都是折旧的波希米亚风流、掺了水的劳伦斯、仿冒的萨特”。如此，我们的填充有助于品种的丰盛却无补于内里的缺失，且助长了缺失的指向根本：一方面花俏着种种舶来的主义和散在意绪、支离感觉，患染落伍恐惧症似地几年便换上一“代”地行色匆匆，在逐新求变的路上倍道兼程；一方面又空白了属于自我的思考和面对整体的真切感受，在那自我的贫弱、空疏中安之若素、在一种现代优越感中神色自得，还急迫而疲惫地去“走近大师”，呼唤什么大师、力作，自然便不能不形同说梦。

 应该强调的是，大师之 “大”，力作之“力”，通常离不开对于“重大问题”的重大思考。于此，时下的文学非独绝少介入的自觉，且避之唯恐不及、离间唯患不远的态度成了时尚，特别是涉及了社会政治，便大体不能为“精英”所看好，似乎此亦为“纯文学”所忌。这倒使我想到大江健三郎,他曾经直白地宣称过：“我对通过文学参与政治是坚信不移的；也正因为这种想法才选择了文学，并对这一选择充满责任感。”想起他的这段话，并非以为“重大思考”仅限于关涉政治的思考，亦并非认为我们有义务都去奉行他的选择；只是我们会知道，大师之“大”、力作之“力”，从艺术视野、艺术把握、思想容涵、知识积贮来说，是不能靠“减法”去减出而是靠“加法”加出来的，即通常所说须得借助“总和意义”上的相关运思和整体表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无所不在的社会因素当然应该包涵在内。不妨说，离开“总和意义”并“整体思考”，无以言“大”说“力”。从这个层面讲，文学经由必要的外部“减负”之后，昭示了内在“增容”的必要。事实上，文学的不被看好，作家在社会上称不得角色，掂不出分量，站不住位置，大体可以从不去思考重大问题找到原因。如果我在这里摘引留巴科夫的话，说“文学的义务是回答时代最困难的问题”，那是不免要贻笑的，新锐族中已不乏急进者，相当决绝地解除了“义务”，更无论“回答”什么“问题”。其实，就绝大多数作家的情状看，包括这种有意地“不为”者在内，实在的情形乃是力所未逮的“不能”。作家不取什么、省略什么皆无不可，文学並不能排斥小花小草、浅唱细吟，只是既要言“大”，在大的拥有和传达上就打不得马虎眼。奉行“冰山法”的海明威说得剀切：“如果一位作家省略某一部分是因为他不知道它，那么小说里面就有破绽了”。这无异说我们需要整体地“知道”，需得先自进入总体的把握和思考。设若我们无为、无能于此，只管热衷于炫技弄巧，满足于幽隐人性一鳞半爪的“解密”和世态人生鸡零狗碎的“展览”，抑或去表现匪夷所思的残酷、不堪入目的恶俗、无可药救的生命异化、穷途末路的人类性相等等；那么，即或不失某种意义和价值，也充不得指向总体并深层的发现，无论怎生新异古怪，耸动视听，都只能是以莛叩钟，难免陷入不及底里、非关宏旨、无足轻重的小打小闹。“重大问题”自然不是依凭“题材”的尺度，重大问题的“思考”自然也只是属于文学的思考，唯其如此，它既不能不是超越现实的、对于普遍和恒久的发现，又不能不是经由现实的、在心灵和世界互通中的作业。我们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他的《罪与罚》，不仅因了他的“现代性”，更因为借助拉斯柯尔尼科夫们的命运遭遇和心灵历程，发现并揭示了巨大的、惊心动魄的社会内容与灵魂真实，传导了动人的、博大无垠的人道精神。我们景仰福克纳，包括他的《喧哗与骚动》，不仅因了他独到的“艺术试验”，更因为他在他的那张“邮票”上，不仅拓示出对于远逝的“南方”刻骨铭心的忧愤，也接通了广普人生的一种真切体悟。他们十分关注的处于自我冲突中的心灵，都接通着“外部”世界。我们过于缺乏那种“两端系结”的拉力和悟性， 时下文学的或匐伏于现实的模拟，或于跟现实不接壤的飞地上征逐奇异，实系从众与哗众的做派，也正是思想力匮乏、想象力短路的表征。它要求作家的反思并调整，要求跟现实整体把握能力相应的气度和学养。

 还须指出，“重大问题”通常联系着“大多数”人，写实文学打开始便是受害者的文学，着重的是常人。很可以说，以关注大多数为实质的平民意识是伟大作家的基本态度和伟大作品的基本品格。当然，如同思考重大问题非指题材意义上的写重大事件，强调平民意识亦非仅限题材上的平民指向。我们并不缺少写平民的作品，缺少的是一种态度，一种倾情，一种福克纳指认过的帮助人“挺立起来”的艺术良知。我们比较容易看到文学把青睐和膜拜无所保留地投向大宅门、大财团以及种种权势人物，看到拥戴和山呼跟浮泛的“国民性”指控以及“分享艰难”的高头告诫造出新一轮的漠视群氓并新一轮的历史颠倒，却不愿指认艺术探索热情掩盖下的另一种冷漠，且多有麻木的青睐和盲目的鼓呼：包括对于从底层的蹐蹶困顿别过脸去，包括对于以“精英”的居傲把大众的蒙昧、创伤化为调侃的笑料、无奈的哀怜，包括对于“个人”与“私祕”的极端指向等等；与其说这是文学的提升，不如说是文学的堕落；它能够打造出的，不会是其他，只能是虚幻的“新音”和可疑的“宫殿”。

平民固非英雄，亦非尽然弱者。只是相对于社会阶层来说，他们被派定为弱势群体。倾心并帮助弱势群体是文学与生俱来的天性，是被批判现实主义高度激扬了的传统。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其锋芒集中指向于“金钱”与“权力”，指向精神的启蒙和人性的修复，情系平民的苦缺，痛感平民在其对抗世界中成为被征.服者、被损害者，在揭示和批判金钱、权力的异化情形以及精神和心灵的扭曲状况中，不懈地执着于人的救赎与呼唤，当这种批判不是表现为拯世者的居高临下，不是表现为超尘者的局外逍遥，而是挟带了人类悲悯的宽阔情怀并自我罪感的心理深度，便从人道、人性的普泛层面上构成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和高峰。如今，我们如何跟人文努力的传统背道而驰，如何缺失唯物史观通常保有的那种对于大众的关爱之情和敬畏 之心，如何失落文学接通并到达绝大多数人心灵的自觉，一方面自可看看当下蔚然大观的作品如何漠视鄙视、矮化丑化劳苦者而去“帮助”权势者们一个个“挺立起来”；另一方面，则很可以看看为文者如何不是“经由现实”而是“凌驾现实”、不是以“心灵”去“感应”而是“龟缩”进“心灵”去追求文学的“纯粹”和“超越”，事情也就大体可以明白。这里说向了一种精神的失落，一种人文传统的背离；问题自然不仅在这里，如前所述，它更在于从生成机制并创造机制上杜绝了文学跟“重大”的诸多关联。这该是常识，一个常识问题在今天显得如此重要，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它较劲，结果自然只能注定了我们的尴尬，注定我们“文学棋盘”上的不成阵势和“文学电脑”上的频频死机。

我们诚然不可一概而论，无视文学在致力艺术容量、思想分量的自觉实践中做出的艰辛努力。诸如《白鹿原》、《尘埃落定》、《长恨歌》、《丰乳肥臀》、《蛙》一类长篇，大体都在特定历史和人生长卷的展开中，舒展和凝集了繁富的命运乐章、沉郁的生命情韵以及沉实的人性事实。然而，就普遍性相和主要倾向来看，我们还不屑言“大”言“重”，多有向“小”处“细”去、向“内”里“转”去、向“偏”锋“走”去、向“实”利“谋”去的兴致，似乎只是那里，方为才智得以施展、生活得以滋润的处所。如此，我们能够出示的就只能是种种没有新质的“生存状态”、缺少含量的“生活图式”、跌落底线的“生理欲求”、亡失指向的“生命渴望”，充其量是些生理层次的人性展览和倒树捉鸦式的究诘。这样说有可能涉嫌不该置议的、属于作家自己的艺术选择，须得表明，做“大”还是做“小”、走“深”还是走“浅”，作家有完全的选择自由，事实上文学的国土上挨挨挤挤排满思考“重大问题”的作家不但略无可能，观瞻上也必成不得丰富多姿——我仍旧只是在说“大”，在通往大家大作的路上，确实存在一道並非凭借学识才智就足以跨越的高高的门槛。

这里就涉及到所谓“增容”的一个要点：有容乃大，思考重大问题的自觉须得一个相应的情怀。前人或曾把作家的襟怀跟文章的等级对等起来，所谓一等襟怀一等文章。作为一种“文论”，如果不简单化为“人高则诗亦高”的绝对尺度，而理解为从普遍层面上指称情志的大拥有对于创作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大家及其大作产生的可能性，应该是颇为贴切而透彻的。说到襟怀，大体离不开人文方面的关涉，包括通常所说的对于世界的关爱之心和悲悯之情，包括曾经为论文者注重过的“人格”、“理想”、“责任”诸方面的系结。这又是久不入现代之时的话题了，虽说现代人也还是人，那怕已经是新人类了，那心脑血管仍在；然而究竟不同，我们生存的世界日见繁富杂沓，如同发展会带来许多发生，发展也分明会带来种种迷困，人们的宇宙观、价值观以及与此相关的责任意识、使命意识也就不能那么一成不变地单纯并直白，挺进的现实中越发显得渺小的个人，说“告别”什么、“躱避”什么、“逃离”什么容易，若是谈“忧怀”什么、“向往”什么、“拥抱”什么就显得有些奢侈；更兼文人普遍认同了社会的边缘位置，精神连带着自觉矮化，像过去那样充当“立言”的圣贤抑或充当西方的“精神立法人”的故往雄风不复可再。倘若“经国”、“不朽”之类的念头复萌，免不了会被视为不通世故、自作多情。

然而，事情总是既有与日迁变的一面，又有通融不得的一面。譬若世事凡要求大，这“大”就当然会有随之而来的反向要求，是为大有大的难处。大作家自不能外，首当其冲的要求便是面对重大承担负荷。“百无一用”的自嘲也好，“知其不可而为”的执拗也罢，骨子里头都隐含着那份自觉担当的心志。时下于此很为疏淡了，如过江之鲫的作家群体中，不乏优秀者，不乏世事洞明能把事物看个透的、人情练达能将情欲穿个底的；不乏技巧上达能玩得转十八般武艺的、运筹裕如出落到十二分姿色的；文学的巧智确乎已非昔日可比。无奈的是：文学的事业终究还不仅仅是智性的、技术层面的而更表现为心性的、精神层面的事业，作家在社会生活里的“边缘”位置也许是注定的，只是在艺术法则上，不能不有种属于自我的、具备足够包容性和涵盖力的精神雄踞于中心。“大心”与“大家”的关涉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得以昭彰，重大的负荷跟寛大的襟怀也正是在这里构成互设互动。

说向要义和根本，大襟怀首先是一种大爱心的具备和拥有。弗洛伊德指称：“同生存必需的东西相比，爱是伟大的导师”，“唯有爱才是促进文明的因素”。这足以引导文明、引渡灵魂之爱，自然非止于一己之爱、亲情之爱、家国之爱乃至族类之爱，它是指向世界和生命深层体验的一泓悲悯情怀；“是充实了的生命”（泰戈尔语），是“生命之生命”（费尔巴哈语），是“世间唯一的真实”（托尔斯泰语）。服膺“爱的哲学”的冰心女士，在其《南归》中如此述怀：“我对于生命的前途，並没有一点别愿望，只愿我能在一切的爱中陶醉，沉没”；以与人类作斗争终其一生的鲁迅有言，“能憎才能爱”，可见在他那里，“憎”原只是“爱”的变奏，所以他还是说：“创作总根于爱”。大爱心实乃大思绪、大探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当一个作家像已经活腻了几世人生那样，把一切看得透透、撂得开开而不再对生命、对心灵充满求索的兴致，当一个作家对世界的关注之心、人间的眷顾之情被不经意的淡漠、无所致的冷漠所取代而不复存在大的欢喜、大的悲怆，便不复可论大感悟大思考，不复可望关涉普遍、关涉总体、关涉深层和幽隐的发见并对读者有一些新的告诉。通常只是把这归结为发现力、想象力的匮乏，其实，更带根本性、更具源头性的内情是：在一个缺少足够宽度和足够热量的胸襟里，在一种想象力、创造力亡失材料性和方位感的情势下，“思索”与“发现”便碍难生成，更遑论其“大”。

我曾于文学跟宗教的关系思忖过，以为两者若称得紧邻，大概就在于共同了向彼岸悟过又回到此岸行走，即共同了怀抱理想反观现实，感受现实的苦难，並以超越现世的大爱心于此做出身心担当。说“真诗人必有僧侣心，是真僧侣必不失詩人心”应该就是说这种现世的感受和担当。大爱心的生成固然有一种“先于生命”的天赋，但並非不是可以习得、可以修炼，这种学习、修炼的重要与必要，就在于没有拥抱现世的热忱，没有去“下地狱”、去“肩住黑暗匣门”的自觉，“向内转”也好，“向外转”也罢，终究只能转悠在那道大“门槛”之外。或许正是有感于此，时下有了些俄罗斯的怀念，有了些对于鲁迅当年慨叹的回味——他的话至今令人唏嘘：“俄罗斯式的知识分子，中国还没有”，他指的是十九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学大师们那种要为全世界受难的弥塞亚精神，那份近乎迷狂的宗教般的心灵虔诚。

现时我们的某些尴尬，比如作家的贬值，比如学者位置普升而让人疑惑着难以景仰，大概无由怨天尤人，须得把原委寻向自身。屡屡想到贝娄的话，他说过：“无怪乎我们社会上真正有权势的人，不管是政治家或是科学家，对作家和诗人都嗤之以鼻，原因在于他们从现代文学中看不到有人在思索任何重要问题。”在他那个时空，话是否说得绝对了些並不重要，有意味的是对我们当下的情状颇不乏参照价值。如今我们很有些在现实诱惑和生存忙碌中出落成小肚鸡肠的趋势，不同程度上疏忽着跟文学保持那一点纯洁的关系。著作等身的作家声名与日俱增却多不见重量的显示，学有所成的专著们多不见成就了什么，能见度极大的却是离“学术”、“学位”越来越近的同时离“人间”、“人文”日甚其远。以文学去营谋的热衷使我们怠慢了对文学自身的营谋，过分的“自恋”、“自转”使我们失落生命担当的勇力和自我逼视的气度。这就很为尖锐地提醒我们的心斋须要大幅“増容”，提醒了艺术创造须要我们生命意识的深层次呼唤和整体性投入。

毋须讳言，大家力作不是靠文学组织、文学公众一相情愿地呼唤出来的，不是靠时尚和潮流去激发造就，也並非靠“前沿”的一味趋鹜奔竞，还不妨说，外部条件、外在氛围在这里可能作出的提供、可能产生的意义是有限的、非决定性的；大家力作的生长固然离不开环境和土壤的滋养，离不开时代的驱策和艺术的积累，但归根结底，不能不靠创造主体自身的强劲，不能不靠一泓大心志、一派宏大气势、一股担当勇力的精神修炼。这自然还不是全部，但是其前提性质、先决性质应该是没有多少疑问的。 

 文学的“减负”与“增容”

黄毓璜

要说文学“该当如何”抑或“不当如斯”，都不难找到一百种说法、一千个理由。如果不惮“执其一端”、“攻其一点”，大体会如“文革”中打语录仗那般莫衷一是、不可开交。譬如雨果说“谁要是名叫诗人，同时也就必然是历史家与哲学家”，维柯却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是崇高的诗人，又是崇高的哲学家”；桑塔雅纳指称“诗人能洞察事物间的真实联系，因为他带着强烈的感情详细观察过它们的基本联系”，雷巴科夫则认为“作家的感情愈多，读者的感情就愈少”“只要我一放纵自己的感情，就什么都完了”。似乎南辕北辙的说法大概都没走出道理，不仅因为道理是属人的，也因为道理往往不是线性的而是圆通的。说文学的事因之无所谓“说到底”，只是在规定范畴这一前提下存在可能。我在这里要说的，也只是就“一个方面”而言，並不指向普遍的规定和要求；文学的个体性、自足性固然通常拒绝指向普泛的规定，即从“大众”与“精英”之分的实际存在以及与之相应的“俗文学”与“纯文学”的自然分流而言，也拒绝划一而论。本文仅就“精英”一族的“纯文学”经营说事，“减负”、“增容”云者，也只是关乎“大家”、“力作”的话语。

私下以为就我们的经历来说，无论是文学的“异化”（非文学倾向）还是文学的“俗化”（泛文学倾向），都理所当然地为“纯化”文学构成必然要求和逻辑起点。鉴于多年以来文学遭异化、被俗化的历史和现实，纯文学的“纯化”努力，首当其冲地指向“回到自身”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们无法忘怀当文学遭受重重禁锢、沉沉压力时，为文学减负对于文学来说曾经是一件多么性命攸关的事，只是当对抗异化的“减负”与对抗俗化的“提升”实际上采取了一味“拒绝”一味“卸脱”的方式，乃至拒绝到自身差不多难以存活、卸脱到自身无所担当的地步，“问题”便从“不该如此”上突显出来。譬若时下文学的困境与读众的不满，又从另一层意义上引发出“回归”、“向外转”之类的呼唤，就文学现状看，这呼声实非无病自灸，大体是感触到了文学在几番卸、脱的亢奋之后,有了些新颜的同时也有了些虚脱，並凸显出一些不该有的“缺失”，从而在“大”与“力”的意义上，跟历史要求、公众期待、自身特质之间出现了某些齟齬。怎生缺失了？缺失了什么？少不得借助远程照察，回过头来做些盘结，经由旧事重提的疏理和复勘。

可以追溯到被我们称为“新时期”的时段，自彼刻延伸至今，文学演变中最为重大、最关紧要的事实，显见为“解放”継之以“辙退”。解放的成效初见于挣脱政治战车和庸俗社会学的绑缚，冲决机械反映论和浮泛功利观的樊篱，为文学的自由生长提供了可能。叵奈未几何时，文学沿着“挣脱”、“冲决”的情感惯性，在求新求变、提升提纯的举措中取了“以退为进”一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和相当绝对的态度上，走向前沿的作家奉行“收缩”，实施“内转”，在一系列的“非”与“反”的鼓呼下大踏步“撤退”，多有撤离社会关涉、现实关联，撤去情感操守、精神理想，撤除思想和意义、使命和责任的做派，乃至撤出文学的诸多要素和底线。轻装之后的失重、自由之后的自戕，使无以自立、空乏其身的文学面对了自身建构的艰难。事与愿违的情形由此突现：“提纯”的努力付出了家园失落的代价，冷漠的“拒绝”最终拒绝了立命之地，游走的作家并飘泊的文学就有些六神无主而血不归经，勉为其难地表演着些个伪挑战、伪对抗的姿势，在自觉不自觉的“高雅欲”的支配下，以不着陆的“现代”和装模作样的“激进”去维持艺术的纯粹和艺术家的尊严。

我们没有理由一般地否定文学的“拒绝”和“舍弃”，甚至可以说，文学的选择及其个性的生成，原本如同常常倚助有所增添和吸纳一样，也常常倚助有所舍弃和拒绝来实现；然而，如同艾略特所言，“一个人不该老是拒绝东西，应该试着找出适合自己的东西”，“用类似政治的方式去推翻现有的形式，是产生不了好诗的”。何况我们的拒绝，已经及于否决文学对于基本品格和根本联系的自守，这种自守不是别的，就是一种对于艺术赖以生存、赖以生成的源头守护，就是为生发创造和想象而规范和提供必须的起点、必备的前提。当文学拒绝、舍弃了那些基本的部位，便无异取消了文学的“硬件”，阻绝其生成的源流，截断其生命的脐带，鲜活的“创造”固碍难在虚无中发生，不可或缺的想象力因失却现实记忆的依凭而归于窒息也就不可避免。

被我们当下真切感受到的创造意识和想象力度的过于紧缺，为撤退后的失据所命定，也为浮皮撩草的填补所铸就。空缺中作为填充物的或为旧道的沿袭，或为“现代”的搬运。应该说，80年代以降的现代运动功不可没，80年代的文学是变革频仍思情高扬的文学，彼时引发的大惊小怪已成过去，如今有了不再大惊小怪的进步，包括文学公众世界观与观世界、思维方式与阅读方式的拓展和更新。然则唯其进步，又败坏了兴味——我们在日积月累地阅读西方中已经从那里一一发现种种被搬运的蓝本，从而对“激进”姿式萌生几许怀疑，对“前锋”姿影失却几分尊敬。事情十分明白，搬运已非创造，更何况贝娄先生当年的话如此巧发奇中了我们的情状：“今天激进作家的作风又如何？大部分都是折旧的波希米亚风流、掺了水的劳伦斯、仿冒的萨特”。如此，我们的填充有助于品种的丰盛却无补于内里的缺失，且助长了缺失的指向根本：一方面花俏着种种舶来的主义和散在意绪、支离感觉，患染落伍恐惧症似地几年便换上一“代”地行色匆匆，在逐新求变的路上倍道兼程；一方面又空白了属于自我的思考和面对整体的真切感受，在那自我的贫弱、空疏中安之若素、在一种现代优越感中神色自得，还急迫而疲惫地去“走近大师”，呼唤什么大师、力作，自然便不能不形同说梦。

 应该强调的是，大师之 “大”，力作之“力”，通常离不开对于“重大问题”的重大思考。于此，时下的文学非独绝少介入的自觉，且避之唯恐不及、离间唯患不远的态度成了时尚，特别是涉及了社会政治，便大体不能为“精英”所看好，似乎此亦为“纯文学”所忌。这倒使我想到大江健三郎,他曾经直白地宣称过：“我对通过文学参与政治是坚信不移的；也正因为这种想法才选择了文学，并对这一选择充满责任感。”想起他的这段话，并非以为“重大思考”仅限于关涉政治的思考，亦并非认为我们有义务都去奉行他的选择；只是我们会知道，大师之“大”、力作之“力”，从艺术视野、艺术把握、思想容涵、知识积贮来说，是不能靠“减法”去减出而是靠“加法”加出来的，即通常所说须得借助“总和意义”上的相关运思和整体表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无所不在的社会因素当然应该包涵在内。不妨说，离开“总和意义”并“整体思考”，无以言“大”说“力”。从这个层面讲，文学经由必要的外部“减负”之后，昭示了内在“增容”的必要。事实上，文学的不被看好，作家在社会上称不得角色，掂不出分量，站不住位置，大体可以从不去思考重大问题找到原因。如果我在这里摘引留巴科夫的话，说“文学的义务是回答时代最困难的问题”，那是不免要贻笑的，新锐族中已不乏急进者，相当决绝地解除了“义务”，更无论“回答”什么“问题”。其实，就绝大多数作家的情状看，包括这种有意地“不为”者在内，实在的情形乃是力所未逮的“不能”。作家不取什么、省略什么皆无不可，文学並不能排斥小花小草、浅唱细吟，只是既要言“大”，在大的拥有和传达上就打不得马虎眼。奉行“冰山法”的海明威说得剀切：“如果一位作家省略某一部分是因为他不知道它，那么小说里面就有破绽了”。这无异说我们需要整体地“知道”，需得先自进入总体的把握和思考。设若我们无为、无能于此，只管热衷于炫技弄巧，满足于幽隐人性一鳞半爪的“解密”和世态人生鸡零狗碎的“展览”，抑或去表现匪夷所思的残酷、不堪入目的恶俗、无可药救的生命异化、穷途末路的人类性相等等；那么，即或不失某种意义和价值，也充不得指向总体并深层的发现，无论怎生新异古怪，耸动视听，都只能是以莛叩钟，难免陷入不及底里、非关宏旨、无足轻重的小打小闹。“重大问题”自然不是依凭“题材”的尺度，重大问题的“思考”自然也只是属于文学的思考，唯其如此，它既不能不是超越现实的、对于普遍和恒久的发现，又不能不是经由现实的、在心灵和世界互通中的作业。我们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他的《罪与罚》，不仅因了他的“现代性”，更因为借助拉斯柯尔尼科夫们的命运遭遇和心灵历程，发现并揭示了巨大的、惊心动魄的社会内容与灵魂真实，传导了动人的、博大无垠的人道精神。我们景仰福克纳，包括他的《喧哗与骚动》，不仅因了他独到的“艺术试验”，更因为他在他的那张“邮票”上，不仅拓示出对于远逝的“南方”刻骨铭心的忧愤，也接通了广普人生的一种真切体悟。他们十分关注的处于自我冲突中的心灵，都接通着“外部”世界。我们过于缺乏那种“两端系结”的拉力和悟性， 时下文学的或匐伏于现实的模拟，或于跟现实不接壤的飞地上征逐奇异，实系从众与哗众的做派，也正是思想力匮乏、想象力短路的表征。它要求作家的反思并调整，要求跟现实整体把握能力相应的气度和学养。

 还须指出，“重大问题”通常联系着“大多数”人，写实文学打开始便是受害者的文学，着重的是常人。很可以说，以关注大多数为实质的平民意识是伟大作家的基本态度和伟大作品的基本品格。当然，如同思考重大问题非指题材意义上的写重大事件，强调平民意识亦非仅限题材上的平民指向。我们并不缺少写平民的作品，缺少的是一种态度，一种倾情，一种福克纳指认过的帮助人“挺立起来”的艺术良知。我们比较容易看到文学把青睐和膜拜无所保留地投向大宅门、大财团以及种种权势人物，看到拥戴和山呼跟浮泛的“国民性”指控以及“分享艰难”的高头告诫造出新一轮的漠视群氓并新一轮的历史颠倒，却不愿指认艺术探索热情掩盖下的另一种冷漠，且多有麻木的青睐和盲目的鼓呼：包括对于从底层的蹐蹶困顿别过脸去，包括对于以“精英”的居傲把大众的蒙昧、创伤化为调侃的笑料、无奈的哀怜，包括对于“个人”与“私祕”的极端指向等等；与其说这是文学的提升，不如说是文学的堕落；它能够打造出的，不会是其他，只能是虚幻的“新音”和可疑的“宫殿”。

平民固非英雄，亦非尽然弱者。只是相对于社会阶层来说，他们被派定为弱势群体。倾心并帮助弱势群体是文学与生俱来的天性，是被批判现实主义高度激扬了的传统。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其锋芒集中指向于“金钱”与“权力”，指向精神的启蒙和人性的修复，情系平民的苦缺，痛感平民在其对抗世界中成为被征.服者、被损害者，在揭示和批判金钱、权力的异化情形以及精神和心灵的扭曲状况中，不懈地执着于人的救赎与呼唤，当这种批判不是表现为拯世者的居高临下，不是表现为超尘者的局外逍遥，而是挟带了人类悲悯的宽阔情怀并自我罪感的心理深度，便从人道、人性的普泛层面上构成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和高峰。如今，我们如何跟人文努力的传统背道而驰，如何缺失唯物史观通常保有的那种对于大众的关爱之情和敬畏 之心，如何失落文学接通并到达绝大多数人心灵的自觉，一方面自可看看当下蔚然大观的作品如何漠视鄙视、矮化丑化劳苦者而去“帮助”权势者们一个个“挺立起来”；另一方面，则很可以看看为文者如何不是“经由现实”而是“凌驾现实”、不是以“心灵”去“感应”而是“龟缩”进“心灵”去追求文学的“纯粹”和“超越”，事情也就大体可以明白。这里说向了一种精神的失落，一种人文传统的背离；问题自然不仅在这里，如前所述，它更在于从生成机制并创造机制上杜绝了文学跟“重大”的诸多关联。这该是常识，一个常识问题在今天显得如此重要，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它较劲，结果自然只能注定了我们的尴尬，注定我们“文学棋盘”上的不成阵势和“文学电脑”上的频频死机。

我们诚然不可一概而论，无视文学在致力艺术容量、思想分量的自觉实践中做出的艰辛努力。诸如《白鹿原》、《尘埃落定》、《长恨歌》、《丰乳肥臀》、《蛙》一类长篇，大体都在特定历史和人生长卷的展开中，舒展和凝集了繁富的命运乐章、沉郁的生命情韵以及沉实的人性事实。然而，就普遍性相和主要倾向来看，我们还不屑言“大”言“重”，多有向“小”处“细”去、向“内”里“转”去、向“偏”锋“走”去、向“实”利“谋”去的兴致，似乎只是那里，方为才智得以施展、生活得以滋润的处所。如此，我们能够出示的就只能是种种没有新质的“生存状态”、缺少含量的“生活图式”、跌落底线的“生理欲求”、亡失指向的“生命渴望”，充其量是些生理层次的人性展览和倒树捉鸦式的究诘。这样说有可能涉嫌不该置议的、属于作家自己的艺术选择，须得表明，做“大”还是做“小”、走“深”还是走“浅”，作家有完全的选择自由，事实上文学的国土上挨挨挤挤排满思考“重大问题”的作家不但略无可能，观瞻上也必成不得丰富多姿——我仍旧只是在说“大”，在通往大家大作的路上，确实存在一道並非凭借学识才智就足以跨越的高高的门槛。

这里就涉及到所谓“增容”的一个要点：有容乃大，思考重大问题的自觉须得一个相应的情怀。前人或曾把作家的襟怀跟文章的等级对等起来，所谓一等襟怀一等文章。作为一种“文论”，如果不简单化为“人高则诗亦高”的绝对尺度，而理解为从普遍层面上指称情志的大拥有对于创作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大家及其大作产生的可能性，应该是颇为贴切而透彻的。说到襟怀，大体离不开人文方面的关涉，包括通常所说的对于世界的关爱之心和悲悯之情，包括曾经为论文者注重过的“人格”、“理想”、“责任”诸方面的系结。这又是久不入现代之时的话题了，虽说现代人也还是人，那怕已经是新人类了，那心脑血管仍在；然而究竟不同，我们生存的世界日见繁富杂沓，如同发展会带来许多发生，发展也分明会带来种种迷困，人们的宇宙观、价值观以及与此相关的责任意识、使命意识也就不能那么一成不变地单纯并直白，挺进的现实中越发显得渺小的个人，说“告别”什么、“躱避”什么、“逃离”什么容易，若是谈“忧怀”什么、“向往”什么、“拥抱”什么就显得有些奢侈；更兼文人普遍认同了社会的边缘位置，精神连带着自觉矮化，像过去那样充当“立言”的圣贤抑或充当西方的“精神立法人”的故往雄风不复可再。倘若“经国”、“不朽”之类的念头复萌，免不了会被视为不通世故、自作多情。

然而，事情总是既有与日迁变的一面，又有通融不得的一面。譬若世事凡要求大，这“大”就当然会有随之而来的反向要求，是为大有大的难处。大作家自不能外，首当其冲的要求便是面对重大承担负荷。“百无一用”的自嘲也好，“知其不可而为”的执拗也罢，骨子里头都隐含着那份自觉担当的心志。时下于此很为疏淡了，如过江之鲫的作家群体中，不乏优秀者，不乏世事洞明能把事物看个透的、人情练达能将情欲穿个底的；不乏技巧上达能玩得转十八般武艺的、运筹裕如出落到十二分姿色的；文学的巧智确乎已非昔日可比。无奈的是：文学的事业终究还不仅仅是智性的、技术层面的而更表现为心性的、精神层面的事业，作家在社会生活里的“边缘”位置也许是注定的，只是在艺术法则上，不能不有种属于自我的、具备足够包容性和涵盖力的精神雄踞于中心。“大心”与“大家”的关涉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得以昭彰，重大的负荷跟寛大的襟怀也正是在这里构成互设互动。

说向要义和根本，大襟怀首先是一种大爱心的具备和拥有。弗洛伊德指称：“同生存必需的东西相比，爱是伟大的导师”，“唯有爱才是促进文明的因素”。这足以引导文明、引渡灵魂之爱，自然非止于一己之爱、亲情之爱、家国之爱乃至族类之爱，它是指向世界和生命深层体验的一泓悲悯情怀；“是充实了的生命”（泰戈尔语），是“生命之生命”（费尔巴哈语），是“世间唯一的真实”（托尔斯泰语）。服膺“爱的哲学”的冰心女士，在其《南归》中如此述怀：“我对于生命的前途，並没有一点别愿望，只愿我能在一切的爱中陶醉，沉没”；以与人类作斗争终其一生的鲁迅有言，“能憎才能爱”，可见在他那里，“憎”原只是“爱”的变奏，所以他还是说：“创作总根于爱”。大爱心实乃大思绪、大探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当一个作家像已经活腻了几世人生那样，把一切看得透透、撂得开开而不再对生命、对心灵充满求索的兴致，当一个作家对世界的关注之心、人间的眷顾之情被不经意的淡漠、无所致的冷漠所取代而不复存在大的欢喜、大的悲怆，便不复可论大感悟大思考，不复可望关涉普遍、关涉总体、关涉深层和幽隐的发见并对读者有一些新的告诉。通常只是把这归结为发现力、想象力的匮乏，其实，更带根本性、更具源头性的内情是：在一个缺少足够宽度和足够热量的胸襟里，在一种想象力、创造力亡失材料性和方位感的情势下，“思索”与“发现”便碍难生成，更遑论其“大”。

我曾于文学跟宗教的关系思忖过，以为两者若称得紧邻，大概就在于共同了向彼岸悟过又回到此岸行走，即共同了怀抱理想反观现实，感受现实的苦难，並以超越现世的大爱心于此做出身心担当。说“真诗人必有僧侣心，是真僧侣必不失詩人心”应该就是说这种现世的感受和担当。大爱心的生成固然有一种“先于生命”的天赋，但並非不是可以习得、可以修炼，这种学习、修炼的重要与必要，就在于没有拥抱现世的热忱，没有去“下地狱”、去“肩住黑暗匣门”的自觉，“向内转”也好，“向外转”也罢，终究只能转悠在那道大“门槛”之外。或许正是有感于此，时下有了些俄罗斯的怀念，有了些对于鲁迅当年慨叹的回味——他的话至今令人唏嘘：“俄罗斯式的知识分子，中国还没有”，他指的是十九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学大师们那种要为全世界受难的弥塞亚精神，那份近乎迷狂的宗教般的心灵虔诚。

现时我们的某些尴尬，比如作家的贬值，比如学者位置普升而让人疑惑着难以景仰，大概无由怨天尤人，须得把原委寻向自身。屡屡想到贝娄的话，他说过：“无怪乎我们社会上真正有权势的人，不管是政治家或是科学家，对作家和诗人都嗤之以鼻，原因在于他们从现代文学中看不到有人在思索任何重要问题。”在他那个时空，话是否说得绝对了些並不重要，有意味的是对我们当下的情状颇不乏参照价值。如今我们很有些在现实诱惑和生存忙碌中出落成小肚鸡肠的趋势，不同程度上疏忽着跟文学保持那一点纯洁的关系。著作等身的作家声名与日俱增却多不见重量的显示，学有所成的专著们多不见成就了什么，能见度极大的却是离“学术”、“学位”越来越近的同时离“人间”、“人文”日甚其远。以文学去营谋的热衷使我们怠慢了对文学自身的营谋，过分的“自恋”、“自转”使我们失落生命担当的勇力和自我逼视的气度。这就很为尖锐地提醒我们的心斋须要大幅“増容”，提醒了艺术创造须要我们生命意识的深层次呼唤和整体性投入。

毋须讳言，大家力作不是靠文学组织、文学公众一相情愿地呼唤出来的，不是靠时尚和潮流去激发造就，也並非靠“前沿”的一味趋鹜奔竞，还不妨说，外部条件、外在氛围在这里可能作出的提供、可能产生的意义是有限的、非决定性的；大家力作的生长固然离不开环境和土壤的滋养，离不开时代的驱策和艺术的积累，但归根结底，不能不靠创造主体自身的强劲，不能不靠一泓大心志、一派宏大气势、一股担当勇力的精神修炼。这自然还不是全部，但是其前提性质、先决性质应该是没有多少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