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三箭齐发”人心寒——批林批孔运动始末(3)

“三箭齐发”人心寒——批林批孔运动始末(3) 张立波

T8-4 翻身奴隶上战场， 批林批孔当闯将 此后，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大量传播《人民日报》编者按等材料。国务院科 教组还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于是，在 各中小学中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 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有的地方也树立了本地的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一些学校 出现了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学校为建立正常教学秩序 所采取的措施、教师对学生的严格管理被指责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 对这种作法，许多群众不同意、不赞成，提出了看法。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 团政治处宣传干事王文尧、放映员恩亚立、新闻报道员邢卓3人，以“王亚卓”为笔 名致信黄帅，提出了尖锐的不同意见。1974年2月11日，《人民日报》在“反潮流是 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黄帅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 处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并加编者按语说：“黄帅的信和日记摘抄发表后，有人很看 不惯，出来指责。”这件事反映出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仍然十分尖 锐。是前进还是倒退?是支持革命还是折衷调和?是扶植和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还是对 它横加指责?这是进一步发展教育革命大好形势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黄帅的信发 表前，经迟群、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看过，迟群在王亚卓的信上批道：“ 完全是反革命复辟势力的语言”，“要革命就有反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 江青对标题作了修改，并提出：“版面排突出些，生动活泼些。”黄帅的公开信发表 后，王文尧、恩亚立、邢卓被诬为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遭到批斗、隔离审查， 下放连队劳动。?一个12岁的小学生被树为“反潮流英雄”，虽然人们普遍怀疑这个 “典型”的真实性，但没有人认为是小学生的责任。“来信和日记摘抄”抛出后，北 京内燃机厂的一位老工人当时就给小学生写信，要她“想想那些把你捧起来的人是些 什么玩艺?为什么拿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做文章，又为什么竟借题发挥，当然你还小 容易受坏人影响，但我相信随着历史的演变，你一定会明白”，严肃地指出此事是背 后有人导演的。正是如此，在这个事件中，小学生是无辜的，是受害者，还历史的本 来面目，罪行在江青一伙身上。 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把周恩来的心血耗干了，使他心力交瘁，他的生命的 旋律已接近尾声，他患了癌症。从1972年初，周恩来就便血，他渐渐地老了，消瘦了， 憔悴了，他的两鬓已经斑白，脸上、手上生出了许多老人斑。此时的周恩来，得知自 己患有癌症，生命有限了，因而更加没日没夜地工作，每天睡眠少则一、二小时，多 则三、四小时，甚至几天几夜不合眼。面对敌手，他想到的是九亿中国人民，为了稳 定全国局势，他忍辱负重，带病日理万机。但是，江青一伙却心毒手辣，向周恩来射 出一支支暗箭，他们利用张铁生、黄帅等“典型”，在教育战线上大作文章，不停地 向周恩来发难。 张铁生《答案》一文出笼不久，江青一伙在上海的亲信搞到一份上海师范大学中 文系一个毕业学员的《谈话记录》，谈的主要是毕业鉴定后的一些想法和面对分配的 思想斗争。他们删改了《谈话记录》，弄成一篇反对“智育第一”的材料，并让已工 作的那位学员签名同意。他们以此展开讨论，说《谈话记录》“提出来的问题，不仅 对师大适用，对上海其它大学也适用；不仅对大学适用，对中小学也适用，不仅教育 战线适用，对其它如文艺、出版、新闻、体育、卫生等上层建筑、思想文化领域都有 普遍意义。”经张春桥审定批准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为此写的编者按语，19 73年11月21日发表，在上海进行了大讨论，讨论了三个多月。 1973年12月中旬，毛泽东在与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 区负责人谈话中，肯定了福建李庆霖的信和辽宁张铁生的信，提出不要看不起“儿童 团”，他说：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 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毛泽东强调不要看不起年轻 人。他还提议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考他们。江青一伙利用 毛泽东的谈话，演出了一场“考教授”的闹剧。在1974年 1月25日，江青一伙在中央 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曾恬不知耻地提到考教授的事情。 　　谢静宜：不要盲目的迷信一些专家权威。就从考试一些教授来看，就破除了这个 迷信了嘛，东北就考过嘛，而且这一次，北京市去年年底三十号，当天国务院科教组、 北京市科教组召集会议，上午，完了之后，就在清华出题，出完了下午五点钟到北京 市集合二十辆小车，同时到十七所院校去考试，当时我们说的是开座谈会，到那个时 候啊，他们还真拿着笔记本，还认为开什么座谈会。我们说，今天就是来突然袭击， 给你考试，你不是看不起学生吗?这么一考啊，613名教授、副教授参加的，及格的是 53名，占8.6%，不及格的是560名，占91.4%，还有 200名教授、副教授是交了白卷， 打了零蛋的。其中还有两所学校都是考零的。还有些学校是平均零点一分、零点四分 的，就是因为有那么一个教授大概考得好些，其他教授不好，那么一平均，还有零点 一分、还有零点四分。 迟群：有一个单位是个人教授平均一个人一分，原来是有一个教授答了六分，其 他是零分，所以一平均，一个人一分。 江青：这个我还得要讲一下，有一些教授啊，他答不出来啊，是应该谅解的，因 为他多年不搞了，多年不搞了，但是他经常用这种方法来整学生啊。我觉得是应该的。 这个考教授，是从东北开始，就是张铁生。我呢，也冒了冒失，我也不知道谁搞的， 我是在一次会议上说，我说这是大好的事情，后来不是说东北也不对嘛，东北考教授 的这个人，他自己本人就是大学生，他自己先考了，结果他有几道题答不上，他说我 总是个大学生吧，他这样考了教授。那么北京考了，北京考了，这两次考都有缺点了， 说是没有出社会科学的题目。上海考的时候出了社会科学的题目了，你连基本路线都 答错了，另外…… 姚文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什么呢? 有的教授答是注意清洁卫生。还有说是《 水浒传》是讲什么东西呢?有的教授说是讲社会上很怪的事情。 江青：最糟糕的是，自命为社会科学家，但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哪，五大 特点哪，一概答不上，那么，这就不能够说是考得不对了。你自己专业是社会科学家 嘛，列宁的名著嘛，《帝国主义论》嘛，有五大特征嘛，一个也答不上。 谢静宜：还有答基本路线是三要三不要。 江青：哎，基本路线他说是不是还有多快好省，总路线有的说是三要三不要。 姚文元：有的说是遵义会议上提出来的。有一位教授写了一首诗，我想也是暴露 嘛，孔孟之道的危害啊，说，突闻考试实担心，突然闻到考试，实在心里害怕了，此 事当年害学生，这件事情当年害学生，指的从孔夫子下来害了多少人，搞资产阶级呀， 修正主义呀，苏修那一套啊，此事当年害学生，今日临头试滋味，今天临头我尝到了 这个滋味，从今开始做新人，从现在开始要象是谁? 要象以张铁生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革命战士。 T8-4 翻身奴隶上战场，批林批孔当闯将 江青一伙在这里对“考教授”大肆渲染，对教授们大加贬损。而实际上教授们对 突然袭击及考教授这种方式是反对的，许多教授以拒绝参加考试、交白卷、在试卷上 写反对意见进行抵制。把不同学科、不同专长的教授拉到一起考同样的试题，本来就 是无稽之谈。而江青一伙却在分数上大作文章，通过召开座谈会、发简报、发文章等 方法，竭力扩大“考教授”的政治影响，以此来否定大学入学考试和其它考试的必要 性。在北京“考教授”以后，上海、天津等地也先后仿效。一时间，将“考试”作为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冠以“右倾回潮”的罪名在教育系统大加批判。 江青一伙抓住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借以在全国领域掀起“反复辟”浪潮。马振 扶公社中学事件的情况是：1973年7月10日下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 一) 班学生张玉勤在英语考试时交了白卷，并在试卷上写了：“我是中国人，何必学 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班 主任的批评，要她做出检查，学校负责人也在12日初中班学生大会上要求各班对此事 讨论批判。张玉勤当时离校后未回家，至14日在水库中发现她的尸体，她自杀了。事 情发生后，县、公社和学校做了妥善处理。可是江青得知此事后，立即派迟群和谢静 宜带人到河南重新进行所谓“调查”，把马振扶公社中学诬蔑为“复辟回潮”的典型， 说张玉勤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受害者，中学负责人和班主任老师是“凶手”。江青 借题发挥，在1974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又哭又闹，说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逼死 了天真的女孩子，叫嚷要向全国控诉。王洪文也帮腔嚎叫要给该校教师和负责人判重 刑。中共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提出：“请河南省 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情况。”结果，当地政府对这件事件重新做了 处理，把该校负责人和班主任逮捕入狱，判刑 2年。唐河县层层办学习班，共批斗了 280 余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按文件的精神，组织学校师生检查，揭露所谓的 修正主义路线“复辟回潮”。一批忠于教育事业的中小学老师被打成“复辟”典型， 学校秩序混乱，学生旷课、打架斗殴、破坏公物，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对“师道尊严”、反对“右倾回潮”这些口号 的鼓动下，1974年初，中学生几乎象“文化大革命”初期时的学生一样，重新造起反 来。北京市中小学校玻璃窗上的玻璃几乎被砸得精光，教室里的桌椅板凳被砸坏的很 多，学校无法安宁，老师无法上课。而江青一伙却赞赏说这是“和十八世纪工人破坏 机器一样的革命行动。”在江青一伙看来，这是对周恩来整顿教育的最好回击，因而 他们极力鼓动学生“反潮流”。 江青一伙也在文艺界开展了反“右倾回潮。”1974年1月23日至2月18日，国务院 文化组举办的华北地区文艺调演在北京举行。调演期间，江青一伙及其在文化组的亲 信于会泳等人，制造了震骇全国的《三上桃峰》事件。山西省参加华北地区文艺调演 的剧目《三上桃峰》，取材于《人民日报》1965年 7月25日的通讯《一匹马》，讲的 是河北省抚宁县的事，戏中女主人公给因为买了病马而蒙受损失的桃峰大队送去一匹 大红马支援春耕。王光美曾在抚宁县桃园大队搞过社教，于会泳等人便无中生有地说 王光美1966年春也给桃园大队送过一匹大红马，诬蔑晋剧《三上桃峰》是吹捧“桃园 经验”，为刘少奇翻案。初澜写出《评晋剧〈三上桃峰〉》的文章，鼓噪“击退”“ 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这篇文章发表在 2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 由姚文元修改，经江青、张春桥定稿。江青一伙从《三上桃峰》开刀，对文艺界进行 了次大洗劫。 江青一伙把歌颂教育工作者的《园丁之歌》说成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 园丁之歌》描写青年女教师俞英耐心教育引导小学生克服缺点、爱学习、守纪律，同 时也教育青年教师方觉认识了自己对学生的态度是错误的，树立起正确的教育思想。 《园丁之歌》塑造了一个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优秀青年教师形象。1973年7月28日，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审查湘剧影片《园丁之歌》，江青指责说：“剧名就不合适， 园丁应该是共产党，怎么是教员?”“‘没有文化怎能担起革命重担’，这句话问题 更大，这句话简直是反攻倒算。”张春桥说：“这个戏在教育路线上也有问题，学生 受老师摆布。” 1974年 6月14日，江青说：“《园丁之歌》的电影应上演，上演的同时发表批判 文章。”7 月19日，国务院文化组给北京、天津、上海、湖南等省、市革命委员会发 出《关于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8月4日，初澜根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授 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的文章。 文章诬蔑这部影片是“掩盖和抹杀教育战线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是宣扬地 主阶级“文化至上”、“智育第一”，“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要让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重新统治我们的学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 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11月，毛泽东在湖南观看这部影片时，热情鼓掌， 说：“我看是部好戏。”江青等人竟把毛泽东的话当作谣言追查。1975年 8月，湖南 省文化局根据省委意见，向文化部写了《园丁之歌》不是坏戏，要求公演的请示报告， 刘庆棠说：“这是明目张胆地翻案，是最后通牒!” 1973年10月，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圈阅同意对外文委关于邀请友好国家的两名音乐 家来华演出的报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歪曲报告的原意，针对周恩来已经圈阅过 的报告作了批示，说这份报告宣扬“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并且发起一场全国性 的大批判。11月，他们首先在上海发难，开座谈会，散发简报，组织批判文章。12月 7日，于会泳在北京召开首都文艺界大会，攻击周恩来圈阅同意的报告是“开门揖盗”， 号召批判“无标题音乐”，“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15日，初澜发表了《要 重视文化意识领域的阶级斗争》。12月15日至1974年1月3日，国务院文化组在天津召 开各省市文化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会议，传达江青等人的指示，部署批判无标题音乐， 从1973年12月开始，全国陆续发表了100多篇批判文章。 1974年3月，周恩来病情加重，3月11日又住院检查，3月15日下午周恩来刚出院， 江青就要他17日去参观所谓的“黑画”展览。1974年 2月15日至4月5日，江青一伙在 中国美术馆和人民大会堂举办所谓“黑画”展，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 江青一伙指的“黑画”是宾馆布置画和外贸出口画。1971年至1973年间，周恩来 多次指示，宾馆布置画的美术作品，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能体现我们国家的 艺术水平；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 口。又说，风景画不能叫“四旧”。江青一伙为了攻击周恩来，把“画”和“批林批 孔”联系在一起，策划了“黑画”展览。 1974年春节前夕，江青在文化部的亲信在江青的授意下，到北京饭店查看布置画， 边看边骂：“这是‘克己复礼’!”“是谁开的绿灯?必须坚决反击 !”姚文元抓住一 本经外贸部审查同意的《中国画》大作文章，说“这是地地道道的‘克己复礼’。” 张春桥则抓住外贸部门出版的年历，挖苦道：“祝这些大老板、大设计家们早日成仙， 离工农兵越远越好!”王洪文则叫道：“什么中央精神?! 不知道是什么人搞出来的中 央精神 !”姚文元说出口画是“迎合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要外贸部门和美术 部门查一查，进行批判。”在主子的旨意下，于会泳等人派人到国际俱乐部、北京饭 店、荣宝斋、北京画院、中央美术学院等单位广为搜罗所谓的“黑画”，举办了所谓 的“黑画”展览。他们在编写的展览“前言”里有意写了“这些黑画的产生是得到某 些人公开鼓励支持的，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初澜在《坚持文艺革命，反对复辟倒 退——反击美术领域文艺黑线回潮》一文中再一次强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动 倾向十分露骨的黑画，竟然得到某些人的鼓励和支持，为之开绿灯”。他们组织数万 人参观“黑画”展览，江青让周恩来3月17日参观画展，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上海、陕西等地也举办了类似的画展。江青一伙在上海的亲信在3月6日抛出了批 判《中国画》的批示：“这个中国画的画册，集中暴露了我们外贸工作和美术工作中 的严重问题，”“革命的同志们要充分警惕，决不能让外贸工作中的修正主义复礼， 决不让美术工作中的文艺黑线复辟。”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以通栏标题发 表《一本地地道道的“复礼”、“翻案的画册——评〈中国画〉》的长文。江青一伙 在上海的亲信又批示：“版面可标通标《深批‘克己复礼’，击退美术界的复辟逆 流》”。并在上海举办了所谓的“黑画”展。江青一伙借批“黑画”为名，横扫全国 很多省市，据不完全统计，被定为黑画家或受到株连的美术工作者达上百名。《中国 画》里有一幅题为《迎春》的画，是江苏南京艺术学院一位教授的作品，画面上是一 个只象征迎春的大公鸡，江青一伙却说：“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 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他们无限上 纲，调子越升越高，对画家大加迫害，目的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揪后 台。” “影射史学”射向谁? 江青一伙控制的批判组、写作组发表了大量“批孔”文章，这些文章假借“批 孔”，大批“周公”、“宰相儒”，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以及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 同时以评价法家进步作用为幌子，吹捧江青等人，为江青等人夺取最高权力制造舆论。 他们大搞“影射史学”，对历史肆意歪曲、伪造和阉割。 1973年9日4日，《北京日报》刊载了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写的文章《儒家和儒家 反动思想》，文章从孔子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拉址到“周礼”， 又从“周礼”扯到相传制礼的周公是旧奴隶制的“政治代表”，暗地指向周恩来。由 姚文元授意，署名石仑写的《论尊儒反法》载于1973年9月15日上海的《学习与批判》 杂志创刊号上，在批判孔子时，文章说：“他竭力鼓吹‘兴灭国，继绝世’，要求一 切都按奴隶主贵族的‘周公之典’办事”，在赞扬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说：“在奴 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吕不韦窃据秦国大权的时候，曾招徕一大批学者，其中许多是儒 家，”使“大批儒生混进了政府机关和文化部门，”在这里影射周恩来和一大批被解 放的老干部。文章还说：“彻底批判尊儒反法思潮，是思想领域内一场具有重大意义 的斗争。深入开展这场斗争，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更好地进行现实的阶级斗争 和路线斗争。” 1973年 9月17日，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写的文章《秦始皇在历史上的作用》发表 在《北京日报》上；9月24日，陈新的文章《这是一场革命——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发表在《文汇报》上；9 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是“全民教 育家”吗?》；9月2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施丁的文章《“焚书坑儒”辩》；10月 1 日，《红旗》杂志转载了《学习与批判》杂志的文章《论尊儒反法》；《红旗》杂 志第11期发表了姚文元布置写作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这篇文章起草了 8个月，姚文元总不满意，他要求突出 批吕不韦的“要害”，说“吕不韦是折衷主义，要批折衷主义。”根据姚文元的指示， 文章大批吕不韦的折衷主义。文章发表后，江青拍案叫绝，说：“这篇文章的好处， 是批吕不韦——吕是宰相。”姚文元也说：“这篇文章进了一步。”在姚文元的策划 下，1973年《学习与批判》第4期发表了署名“罗思鼎”的文章《汉代的一场儒法大 论战——读〈盐铁论〉札记》，文章借批霍光影射周恩来，把老干部比作“贤良”、 “文学”，说：“这批‘贤良’、‘文学’，是汉朝奴隶主残余势力思想代表”，“ 他们有霍光这个黑后台撑腰，有恃无恐。”文章骂丞相田千秋“这是一个相当圆滑的 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借 骂田千秋恶毒攻击周恩来。 197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 么》，文章把孔子称为“宰相儒”，江青一伙借批“宰相儒”影射周恩来。他们授意 梁效撰写《孔丘其人》和《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两篇文章，迟群和谢静宜强调， 写《孔丘其人》要有针对性和现实感，写孔丘要“虚扬、不要太实；挂林彪，不仅仅 是林彪。”要在“某人”上把文章作足，画好某一个人的像。1974年4月1日，《红旗》 杂志第4期发表《孔丘其人》，孔子被描绘为“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这是一篇不 批林、假批孔、真反周的代表作。以史喻今，影射比附的文章纷纷出笼。1974年 5月 17日，《北京日报》发表《从〈乡党〉篇看孔老二》，在描绘孔子见国君一段文字中， 凭空加上“端起胳膊”4个字，说：“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 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 作样的吧。”文章执笔人在粉碎江青反党集团后承认：“这是借批孔之名，对总理搞 政治陷害和人身攻击。”5月20日，《学习与批判》杂志第5期发表康立的《林彪为什 么要吹捧董仲舒》，明确宣称矛头指向“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和《孔丘其人》，同时 在《红旗》杂志发表的署名“罗思鼎”的文章《评〈吕氏春秋〉》是姚文元布置写作 的，姚文元要求重点批“折衷主义”。1974年2月4日，姚文元提出：“批判《吕氏春 秋》文望认真抓紧改出。要有揭露批判其用折衷主义贩卖孔孟之道搞复辟、搞阴谋、 搞分裂的内容。”定稿前，姚文元亲自对文章作了修改、经张春桥审阅定稿。这篇文 章说：“历史现象常常会有相似之处。《吕氏春秋》这种以折衷主义形式出现的反动 思潮在今天仍还可以看到”，“他们常常摆出一付平正、公允的面孔，用似是而非、 模棱两可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极右本质，表面上不偏不袒，实质上千方百计保护反动 派，对革命派则是力图置之死地而后快。” 从1974年初起，周恩来的病情加重，但他仍夜以断日、废寝忘食地为党为国为民 工作着。从1974年1月至6月住院动手术期间，他除去住院检查和病体实难支撑外，工 作的日子共139天，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的有9天，工作14至18小时的有74天，工作超 过18小时的有38天，工作24小时左右的有5天，连续工作30小时的有1次。随着周恩来 的病情恶化，江青一伙更加快了反对周恩来的步子。他们把批“现代大儒”和对吕后、 武则天等所谓“法家人物”的宣传，作为他们“改朝换代”的舆论准备。 1974年 6月12日，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梁效、唐晓文等写作 班子成员，并举行座谈。江青大谈“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当有人谈到儒法斗争一 直贯穿到近代时，江青插话说：“到现在也是这样。我这观点准备挨批判。为什么要 批林批孔，林彪就是尊孔，就是儒。有一个批判继承问题。复辟和反复辟，前进和倒 退的斗争，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都贯穿这个。现在还有 人要复辟，不能说没有。要复辟必然要抬出儒家。我们要革命，对历史上法家就要批 判继承。”6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批林批孔”大会上狂叫揪“现代大 儒”。说：“中国长期伴随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后期一定有儒，现在也一定 有儒，要不，为什么批林批孔。”“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者，儒家都是卖国主义者。” 15日，《北京日报》刊登北京大学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绍》，江青以“特急”件送给 《人民日报》转载。18日，《人民日报》在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中说：“ 2000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公开鼓吹 “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 6月17日至28日，江青带着梁效写作班子及一些亲信到天津，主持召开了1千余人 参加的天津儒法斗争史报告会。江青大讲“儒法斗争史”，说什么“在我国历史上， 自春秋战国以来，凡是尊儒反法的都是卖国主义的，所有的尊法反儒的都是爱国主义 的，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标志，”“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 不少儒。”在一次谈话中，江青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 不久，江青还指使谢静宜读一份吹捧江青是“激进派”、诬蔑周恩来是“温和派”的 外国电讯，暗示周恩来就是她说的“现在的大儒。” 江青在天津期间还要服装设计人员翻阅唐、宋、明史籍，命令他们参照旧戏舞台 上和历代封建贵族夫人、小姐服式，设计“开襟领裙衣”，定为中国妇女的“国服”， 又强令文艺团体依同样方法设计演出服。6 月22日 ，江青窜到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 说：“是我们的主席派我来的。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同志们问好。”她在接见小 靳庄妇委会主任周福兰时，要周福兰把名字改为“周克周”，江青对周福兰说：“你 这个名字太封建了，我可要造反哪。你叫周克周吧，克制周礼嘛。咱们用这个周，克 他那个周。”在视察小靳庄期间，江青利用一切机会向人们标榜自己是延安时代的老 革命，并要把小靳庄作为她的“点”。 江青一伙在批判儒家的同时，大肆宣扬法家。1974年 5月20日，《学习与批判》 杂志第5期发表了罗思鼎的《读韩非(五蠹)篇》；6月1日，《红旗》杂志第6期发表了 梁效的《论商鞅》。继江青6月12日和14日两次讲话后，6月15日，《北京日报》首先 开辟了法家人物介绍专栏。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法家代表人物介绍》，在刘邦 这一条目中，塞进了按照江青调子吹捧吕后的内容：“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她‘为 人刚毅’，曾‘佐高祖定天下’，当政后，继续推行了法家路线”。《北京大学学报》 1974年第 3期上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绍》，专门为吕后列了一个条目，说吕后“在尖 锐复杂的斗争中，她积极推行刘邦制定的路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6 月27日，《天津日报》在《历史上法家人物和进步思想家简介》中专门介绍了武则天， 说她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推行了‘法治路线’。她把那些反动腐朽 的代表人物罢黜或者镇压掉了，表现了她在政治上的魄力。” 7月5日至8月8日，国务院科教组、国家出版局联合在北京召开法家著作注释出版 规划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吉林、广东、湖北、山东、江 苏、浙江、福建、陕西等12个省、市主管理论工作的负责人和高等学校的有关人员， 工农兵理论队伍的代表和特邀老专家等共52人，列席代表16人。这个会议是江青一伙 一手策划的，姚文元有意要把它开成东汉章帝年间的白虎观会议，把江青比作章帝“ 称制临决”。姚文元在法注会议中间召见罗思鼎写作班子头目，说：“要把会议开好， 意义不仅是注释法家著作。搞得好，可以象白虎观会议那样。”姚文元的私房话把江 青一伙注释法家著作的阴谋打算，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东汉章帝于建初五年亲自到白 虎观大会群儒，讲议五经同异，制成定论，写成了《白虎通议》。实际是独尊董仲舒 的今文经学，从思想上巩固东汉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姚文元竭力要把法注会议开成 白虎观那样的会，说穿了是要把用所谓法家思想掩盖的江青一伙的反革命谬论定于一 尊，以便拥戴他们的当代“法家女皇”江青上台。 江青一伙在法注会议上接过“古为今用”的口号，大搞影射史学。江青一伙歪曲 “古为今用”的口号，把历史研究工作纳入了影射史学的轨道。在法注会议上，迟群 说：“大家都在研究法家，目的是什么? 研究法家，是为了指导今天的斗争。否则， 谈不到古为今用。”所谓“指导今天的斗争，”就是适应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现实需 要。以罗思鼎为笔名的写作班子的头目说：“研究儒法斗争史，无非是为了今天。” 并提出“‘两千年’与‘五十年’是什么关系?儒法斗争与党内两条路线是什么关系? 注法家著作与党的建设是什么关系?”在他的“启发”下，有人竟然说：“二千多年 来，儒法两条路线斗争贯穿着整个中国历史，一直影响到五十年来党内的十次路线斗 争”；“党内五十年来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儒法斗争。”这样一来，就把 江青一伙“古为今用”的老底全部抖落出来了。江青一伙以法家自命，宣扬法家功德 无量，为的是给自己涂抹脂粉，树碑立传，为的是打倒周恩来和大批老干部，以便临 朝登基，篡党窃国，实现其反革命幻梦。 江青一伙心怀鬼胎，生怕露出马脚。1974年 7月19日，张春桥、姚文元召见了罗 思鼎写作班子的头目，在座的还有王洪文的秘书。四个人围桌而坐，促膝密谈。姚文 元问道：“春桥给你们批些什么，你们都保存着吗?将来会不会有什么麻烦?我给你们 批东西还是很注意的。”张春桥说：“国外敌人的报刊上，老是说《学习与批判》的 文章是影射什么的，这个问题你们要注意一下。”他话头一转，又说：“将来要杀头， 无非是杀我的头。我这个头本来早就该杀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一方面为自己 提神壮胆，一方面为奴才撑腰打气。密谈中，姚文元唾沫横飞，昏话连篇，说：“法 家是革命阶级，革命阶级当然是人民”，“吕后时期，政治清明。”他肯定吕后，是 为了吹捧江青。 在法注会议结束时，江青出头露面了，这个反革命野心家，无法抑制她的歇斯底 里，她说：“等待我们的还有更大量的工作”，“这是百年大计问题，又有现实意 义。”姚文元帮腔：“古为今用搞好了，注释法家著作就可以在方向、效果上，更好 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挥作用。”她又说：“这次会议没有兵参加，是个很大的缺 点。”张春桥应声：“各省回去开会，都要找军队。”江青还赞赏出土的吕后印，说： “这就是玉玺，是相当重要的东西。”她那急于当女皇的野心流露了出来。在会上， 她还狂叫：“今天是‘八·七’，‘八·七会议’呀!我们就是斗儒!那时是主席斗陈 独秀!” 会议至此，便告结束。江青一伙煽起的批大儒，反总理；尊法家，赞女皇的 反革命狂潮在全国泛滥开来。根据姚文元的意见，法注会议拟定了《法家著作注释出 版规划(草案)》，8 月22日，国务院科教组、国家出版局将《规划草案》发送各省、 市、自治区，中央各部委、各军兵种。 梁效、罗思鼎摇动笔杆，连篇累牍地抛出了一大串尊法反儒的文章，有梁效的《 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赵高篡权与秦朝灭亡》、《论爱国主义者王安石》、 《坚持古为今用，研究儒法斗争》、《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农民战争的伟 大历史作用》；有罗思鼎的《论吕后》、《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论李斯》、 《论西汉初期政治与黄老之学》、《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略 论思想发展的源和流》等等。这些文章伪造历史，吹捧吕后、武则天，美化江青；这 些文章篡改历史，借批判儒家，恶毒攻击周恩来及大批老干部。例如，1974年 8月20 日出版的《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刊登了梁效写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 文，在文章中，武则天被描绘成一个敢干敢入的反潮流的革新政治家，文章鼓吹“她 终究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杰出人物，称之为：法家女皇武则天。”罗思鼎炮制的《 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一文发表在1974年《红旗》杂志第 8期上，文章借用刘邦， 美化吕后。罗思鼎写作组还炮制了《论吕后》一文，按照江青的口径向写作组成员传 达了三点要求：要写“吕后是了解刘邦最深的，追随刘邦最紧，与刘邦生活时间最长， 刘邦所建立的功绩是与吕后分不开的”；要写“吕后是刘邦最合适的接班人，是刘邦 法家路线的忠实继承者”，要写“吕后是按照刘邦生前的法家路线办事的，除吕后外， 没有任何人能够完成刘邦的未竟之业”。文章很露骨，因故未发表。 这一时期，评法图书、文章泛滥成灾。据出版部门统计，从1973年下半年起到19 76年底止，共出版评法批儒图书10403种，其中评法的有907种。省级以上报刊所发表 的评法之类的文章达5000篇以上。传播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机关的内部资料， 更不计其数。江青授意梁效编写的《儒法斗争史概况》和姚文元授意罗思鼎编写的《 儒法斗争史话》大肆宣扬了江青一伙的尊法反儒谬论。这些图书和文章造成了思想、 理论的混乱。 江青一伙的尊法反儒活动也给教育界造成了混乱。1974年，由迟群把持的国务院 科教组机关刊物《教育革命通讯》第6期发表通讯《高等学校在理论战线上的战斗任 务》。评论提出，高等学校要抓紧注释法家著作，改革教材，从理论上总结教育革命 经验，组织理论工作的骨干班子，培养搞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团结一切愿意批林 批孔的知识分子参加战斗等。根据江青提出的研究“儒法斗争史”的主张，高等学校 的“批林批孔”运动也转入搞“评法批儒”和“儒法斗争史，”注释法家著作，用“ 儒法斗争史”改造文史哲各科教材体系等。在理工农医科开展了研究儒法斗争对我国 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等。《教育革命通讯》从第 6期起，开辟了“教育史上的儒法斗 争”专栏，发表评介教育史上儒法斗争的文章。 7 月12日，江青对《北京日报》内部刊物上登载的北京市第27中学孙武成反映批 林批孔情况的一封信批示道：“中学，甚至小学的批林批孔都应抓紧些。要抓典型， 以点带面。如不及时抓紧，对青少年、儿童不利。《三字经》之类的东西，就是针对 少年、儿童编的。我们对这个问题不重视，不能使一个人从儿童、少年就粗知一点马 克思主义、敢于批孔老二，值得深思。”国务院科教组于20日将江青的批示用电话通 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江青的指示在《教育革命通讯》第 8期上发 表评论《夺取中小学批林批孔的新胜利》。8 月13日至21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北京、 天津、辽宁、河北4省、市中小学批林批孔汇报会，会议听取了一些地方和学校开展“ 批林批孔”运动情况的汇报，组织代表参观学习天津站和小靳庄大队以及京津两地 5 所中小学的“批林批孔”经验。会议强调发挥中小学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作用， 研究了如何使中小学“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下去”的问题。会 后，科教组转发了“批林批孔”的经验材料，以推进中小学的“批林批孔”运动。为 了现实斗争的需要，大中小学教材中塞进了大量的尊法反儒、儒法斗争的黑货。迟群 说：“江青指示，要注意对青少年的教育。法家著作注释本印出来，中小学每个学校 要发一本，这是百年大计。”一些有关中国历史的著述，也被贴上了儒法斗争的标签。 …… 1981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郑重指出： 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 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 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 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 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 一段公案终于昭示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