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度贫富悬殊,不同景观

从龙象之争看未来

作者:余杰  

一般人对印度的第一印象就是脏、乱、差，印度没有一个大城市像北京和上海那么光鲜和整洁。脏、乱、差当然是现代城市管理者应当加以改进的方面，但黄亚生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发现，印度的贫民窟与富人宅第基本上比邻，常常是高楼大厦的旁边紧挨着就是成片成片临时搭建的低矮的帐篷人家。穷人们抬头就能看见富人，富人每天出门在门前、屋后、拐角处总能碰见穷人。他进而发现，在印度是没有“收容”或者“城管”之类的，印度宪法规定印度公民有迁徙自由，你愿意到哪里登记就可以到哪里居住。所以，即便住在王宫式的豪宅中的印度首富，也不可能将住在帐篷里的穷人邻居赶走。

中国的情况则相反。在北京、上海的中心地带很难见到穷人，在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过程中，穷人多数被迁到城市的边缘或者郊区.此外，抛开暂住证这类对外来人群的限制外，城市底层的创业人群经常受到城管的清理。这种通过政府强制力量达成的贫富分化乃至贫富分离、贫富隔绝，比印度古已有之的种姓制度的恶果还要严重。黄亚生指出：

“穷人远离人们的视线，很多大学生和商界人士对中国穷人的真实生存状况所知甚少，所以才会安然地认为不让穷人和外地人分享城市利益，要远比保障这一人群的合法权利、使他们得到公正发展的机会重要得多。这也是致使他们对社会低层人群缺失社会责任感的原因之一。”有权者和有钱者的傲慢与偏见，冷酷与自私，不可能不引发底层的反弹。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种法西斯主义的情绪化，正如丁学良指出的那样：“这种可怕情绪是上下恶性互动的结果，暴官导致暴民反抗，以暴抗暴。”如此恶性循环，中国的前景不堪设想。

印度穷人有尊严、有自由

印度当然存在严重的贫富悬殊，但比起中国的穷人来，印度的穷人的幸运之处在于：他们尚有自由，尚有尊严。黄亚生从印度贫民窟的脏、乱、差中，发现了一个秘密：穷人的自由，是国家的活力和希望所在。“自由迁徙、随意栖居的背后是创业者更低的创业门槛、更自由的创业选择。每年都有无数来自各地的心怀梦想的创业者涌入孟买，他们可以随意到街上摆摊招揽生意，随意搭建帐篷自由居住，随意开始自己的创业.”印度的软件业为什么迅速超过中国，恐怕真要从这里寻找根源。

在印度，穷人的帐篷“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在中国，即便是唐福珍这样的城市中产阶级的住宅也不免遭到暴力拆迁.在印度，媒体大部分是私有的，穷人的声音可以在媒体上表达出来；在中国，媒体仍然掌控在政府手中，弱势群体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法国学者索尔孟《印度制造》书中一句话便揭示了两个国家的差异：“中国使用暴政的力量将所有的人民串连在一起，在印度则是所有国民的力量让印度人团结在一起。”他观察到，印度追求的是一种“正义、正确、合理的发展”，印度人一直在追问“自由经济市场将耗时多久才能完成更均匀的财富分配？还要多久印度的妇女才会从经济成长中受益？这些问题能够一直提出，才是印度民主最伟大的优点”。

印度不会到处建“甘地学院”

印度的民主制度不允许政府像中国这样“以举国之力办奥运、夺金牌”。印度在奥运会上获得的金牌，不到中国的一个零头.印度的人均收入虽然不到中国的一半（实际购买力如何另当别论），印度政府却宣布为全体居民提供免费的宽频服务。中国的做法与之相反：政府肆意投入巨资修三峡大坝、建高速铁路、实施登月计划，以及修建阻止国民自由上网的“网络长城”。

那么，为什么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时常优于印度呢？首先，黄亚生发现，印度的优点是非常透明，它的缺点都摆在那儿，你可以尽收眼底。印度的媒体每天都在揭政府的丑，想捂都捂不住。所以，一个国家如果对自己的缺点非常坦然，当它公布自己的成就时就不会有人去怀疑。黄亚生谈到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门开了五年之久的关于中印比较的课程，每年都有人质疑中国经济的统计数字，却没有一个人质疑过印度的统计数字。

另一方面，由于印度的政治制度，印度政府不可能在不经过议会和人民的同意前提下，拨出巨资到国际社会去作“国家形象宣传”和“软实力推销”，比如像中国到全球开设无数孔子学院那样去开设“甘地学院”。更何况甘地的思想和精神早已成为人类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本无须以甘地学院的形式来作对外宣传。而中国则可以不计成本地办奥运会和世博会，甚至买下西方主流媒体最佳和最贵的广告时段，播放中国的正面形象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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