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茶小轩：小小大：我的声音 - 由Viewer发表

自 1971至1978年我在毛的一个劳改营从事强迫劳动改造，这个劳改营设在中国太湖中的西山岛上，里面关着数千犯人，其中约半数被控犯有反革命罪：公开批评政府和领袖者，收听外国电台广播者，传播针对党中央的政治谣言者，书写反动日记者，以及，像我这样，不慎撕毁毛像者，比比皆是，不一而足。

我的第一部根据我的监狱生活而创作的长篇小说“洞人”（The Cave Man）及自传性短篇小说集 “出客衣裳” 的出版使我感到欣喜。这意味着我的声音，它既属于我自己的回忆又代表那些从残暴的共产主义监狱存活下来或没有存活下来的难友们，终于有机会被世界听到。

在当今中共政权严厉的审查制度下，任何想深入表现从50年代以来监狱生活的文学作品都一概受到禁止。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数百万无辜的人们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叛徒，基督教徒等等，并被送往劳改队改造。结果是，在外人看来，好像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发生。直到80年代初期才有一些文学作品涉及到了这些监狱和劳改队，然而它们所给出的信息和图像却把对制度的控诉转变为对党的歌功颂德。

根据当时官方的说法，政治犯，或称反革命分子，通常被认为具有危害的，并给所谓“正常”社会给来混乱的思想。因此在监狱里面，和一般刑事犯如强奸犯，盗窃犯们相比，他们更容易被看作麻烦制造者。狱方鼓励刑事犯们举报他们的同监政治犯的言论与思想。这直接导致，就我服刑期间亲眼所见，5个政治犯被公审后处决，与此同时，相同的言论如果出自一个刑事犯之口则会被当作普通的错误或者根本就不予追究。一个政治犯在入狱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他就越有可能成为死刑犯。在上述的5个被枪毙的反革命犯中，有三人曾经是教师，一人曾经是地方剧团的编导，还有一个曾是共军军官。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

现在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个国家都疯了。但是，作为见证了这些对无辜百姓实施非人暴行的幸存者，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的经历告诉我发疯的是这个政权，而不是普通老百姓，如果没有受到鼓动与唆使，他们不会去骚扰他们的邻居。普通百姓不会去抓捕他们的邻居但是当局会。

譬如，我有一个迷恋于外国影片配音艺术的牢友，自孩童时代就跟他的哥哥和三个朋友经常一起泡电影院。由于这个共同爱好，他们都被捕了。他被以反革命罪被判了十年，而他的哥哥和三个朋友，连同其中一个朋友的母亲于1970年3月6日在南京被枪决。这个母亲希望她能够和她的儿子并肩受刑，但是她最后的请求遭到拒绝。他们没能死在一起。这个政权如果不是发疯是什么？

无穷尽的自我批斗和认罪服法是作为反革命犯的我被迫在晚上思想改造时从事的一个项目，难以忍受，但是却在另一方面使我受益。这些思想改造使我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产生了超强的记忆力。正是由于这样，我才能记住在小岛上度过的这些岁月的许多细节，我还记得我读到其他人写的监狱文学时感到的愤慨。因此，我决定把我自己的以及我的牢有们的故事写下来。

我为能来到美国感到高兴。这是一个言论自由受到尊重的国家。

“洞人”中的人物都有原型，他们被认为是少数的幸运者。他们从中共政权监狱的非人处境中获了下来，仍然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他们过去的经历仍然像噩梦般挥之不去。他们曾经期望，一旦能跨出大铁门，就能自由地度过他们的余生，不料却发现他们原来生活在一个更大的监狱里面。

小小大 ：我 的 声 音

小小大：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