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运走到最后那个无法收拾的地步的确是中国的悲哀。本来是可以善终的，可是最后是

极端情绪和观念主导了最后留守广场上的学生，这个柴玲是有责任的，尽管当时他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年青学生。之前的426社论也有责任，是把人民内部矛盾错误地定性为敌我矛盾，从而激起绝食这种极端的示威方式。天安门后来的状况其实恰恰证实了学运是一个没有背后组织的自发的运动，否则不会那么不智，那样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