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岁月（回城篇）。。。。。。。。

我回城进工厂那年也就17岁左右，属于“吃不够，睡不透”的年龄段。 文革期间， 工厂生产并不停滞，相反的，“抓革命，促生产”却搞得火热，所以生产班次反还要三班倒，连轴转。这三班倒是指上班的班次每隔一个礼拜倒一次，依次为早班，中班和夜班。三个班次倒下来您的生物钟不乱是不可能的，现在世界各地到处跑的飞人们对时差都很发怵，我那会儿却整年整年地要经历和对付倒班带来的“时差反应”。

上过三班倒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中班最好， 夜班凑合， 最难受的是早班。原因是 早班早上5-6点钟就得上班， 这样住得离厂远的真有早上3-4点钟就得起床的。如果是冬天，窗外漆黑， 北风呼啸，加上时间太早，一般人很难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上班去。 我记得有一回冬天上早班我起晚了，匆忙中起床穿上衣服，再胡乱用冰水洗漱一下，就骑着自行车上了路。由于起得早，脑袋晕晕乎乎，再 加上天黑，我骑着车黑咕隆咚地在一个拐角处撞上了一位遛早的人， 大概自行车正撞在那个人的怀里， 只听见他大叫一声“哎呦喂”，我也委实不敢停车，紧蹬了几步便逃之夭夭。后来想起来，觉着不大会把那个人怎么地，顶多是把他撞得坐在了地上，因为我的车速度并不算快， 呵呵。

前边儿说，上夜班也比上早班强，因为上夜班把定额干完了可以在车间里找地方咪上一会儿，这是其他班次不允许的。我下了夜班一定要去厂里澡堂子洗个热水澡，在“鸡还未叫汤先热”的池子里泡一下很解乏。洗完澡后出了澡堂子，隆冬的北京清晨温度还在零下20来度，让西北风吹一下，湿漉漉的头发立马会结成一根根的冰棍儿，用手撅起来发脆，发响，很有意思。。。。。。。下早班坐公共汽车回家时，我往往用大衣把自己裹起来往椅背上一靠，再数着车窗外马路边掠过的昏黄的路灯，一会儿就迷糊了。等醒过来一看，天已大亮，车早就沿着线路的反方向又开了回来，差不多又快回到了厂门口。那时售票员坐在售票台上见我醒了会说，“醒了你？下夜班的吧？见你睡的香，没忍心叫醒你”。我则会感激地对她点点头。。。。。。。。

文革的时候青工进厂得进行“革命传统和阶级教育”，厂里先后组织我们这拨子人去过天津的“三条石”（见我的博客帖子《天津， 狗不理， 南市街， 及鸭油包。。。。。。》链接：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php?blogID=27815）和北京大兴县的大白楼村。大白楼村是原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大白楼生产大队所在地，由于过去有一座地主住的白楼而得名。这里又因出现过一位京郊农业合作化时期的风云人物王国福而出名。王国福系长工出身，农业合作化开始时带领两户贫农用人拉犁，小驴套车，组织起全乡第一个互助组，王任组长。他后来当了基层干部后还同社员一起劳动，治碱治硝，治理粮田。王国福所在在的村子31户中有30户由他操心盖上了新房，而他自己仍然住着解放前给地主扛活时住的“长工屋”。王1969年8月因病去逝。70年代初《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纸均以显著位置登载报导了其事迹的长篇通讯，其事迹还被选入北京市的小学生课本。后来作家浩然以他为原型，创作出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不久还被搬上银幕。除此外，当时大兴县业余文艺宣传队的几位姑娘在电台和电视台上播唱的单弦联唱《铁打的骨头举红旗的人 – 歌唱王国福》开头一句：“王国福，家住在大白楼， 。。。。。。。。”相信不少人今天还有印象。这个单弦联唱听说还受过曲艺名家马增慧女士的指点，所以其艺术水准也应是不低的。其实王国福也好，后来 安徽凤阳小岗村的严宏昌，以及江苏江阴华西村的吴仁宝也罢， 在我看来，都是中国农村的好村官，都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几亿农民在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革时期的好带头人，是值得人们永远尊重的。。。。。。。。。

1976年文革结束了，转年又恢复了高考，期间不少人到处借材料，找人听辅导， 有的索性连班也不上了，“躲进小楼成一统”复习功课。我倒没那么忙乎，只回母校借了几本高中教材在工余的时候自学了一段时间（我没有上过高中），然后按日子上了考场。我记得那年考语文，政治，数学，化学，物理和外语六门，其它几门考些什么都忘了，只记得语文是一篇作文，命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后来有一天我正在机床上干活，工段长来叫我，让我到厂教育科去一趟，我到了教育科后见人头攥动，全是高考看榜的人，大伙都在伸着脖子看教育科门外墙上贴出的一张红纸，上面写着本厂高考录取人的名字，我的名字也在其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