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们当初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中，有四位出身于中国大陆，其中杨振宁李政道在49年之前就去了美国，学成后留在美国，似乎没有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按部就班，顺理成章。高锟和崔琦不同：

高锟

1933年11月4日出生于中国上海。

1948年家族移居台湾，后高锟父亲携其家眷再迁往香港。

1957年取得英国伦敦大学电子工程理学学士学位，后进入国际电话电报公司。

1966年发表《光频率介质纤维表面波导》论文， 因此于2009年或诺贝尔物理学奖。

高锟（或者说他父亲）很可能作出不同的选择：

1948年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1953年高锟以优异成绩考取某名牌大学物理系（北大？）

1957年——据统计，从1957年到1958年，北大物理系共拥有155人被打成右派，其中教员8人，学生147人。  以有“做不正常的事是小孩子的自由”的秉性的高锟，一定会是第156人吧？

1966年，如果高锟还能活到1966年，他只有两种生活方式：蹲大牢或写大字报。写论文？当时全中国都找不到一篇论文吧？

 

崔琦

1939年生于中国河南省宝丰县肖旗乡范庄村。

1957年香港培正中学毕业，1958年赴美国深造。

1967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

1998年获诺贝尔物理奖。

崔琦小时候在乡下耕田、割草、放牛，大字不识的母亲却极有远见地让驴娃儿（崔琦的乳名）远走他乡求学。杨澜曾经问崔琦：“你12岁那年，如果你不外出读书，结果会怎么样？”崔琦回答：“如果我不出来，三年困难时期我的父母就不会死。” 崔琦后悔得流下了眼泪。

如果要崔琦在诺贝尔奖和母亲之间作一选择，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崔琦会选择留在母亲身边，继续耕田、割草、放牛，一家人苦苦度过那个“困难时期”。要知道，崔琦母亲家“解放前”是当地有名的富户，拥有数百亩良田！

当然，以后的一切决不会和崔琦有什么关系了，至于崔琦一家还会不会饿死，天知道了！也许，诺贝尔奖的确没什么了不起，我宁愿中国人少一两个诺贝尔奖，而死于大饥荒的统计数字后可以少一两个“0”。

另外，华人科学家获得物理奖的特别多，谁说儒家文化阻止了华人获奖？那不是儒家文化，是党文化！

如果没有党文化，就不会有大饥荒，而北大物理系中那155位右派中，谁敢说出不了几个诺贝尔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