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中国的《光荣与梦想》--一切由一九九〇說起

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凌志军文集)，這一歷史叙事，是由１９９０年講起的，一九八九，不消提？不願提？不必提？

為甚麼人民日報的主任編輯要這麼寫？他自己該最清楚。他這麼寫，有謂是“另一種寫法”，並以為，他如此安排，“时间的长短，与言说的风险成反比。《变化》显然并没有完全揭开真相，不过作者已经做到了“尽可能说真话”，在此我不能苛求。”

這則書評，附于下，以供參考。


变化、真相与历史的另一种写法
南方都市报／热点聚焦□彭远文(书评人)

　　“新闻是瞬间的历史”。我一直认为，在今天，历史的书写者不仅仅是学院里的学者，更重要的是媒体记者。历史书究竟应该写什么？传统史学多是写政治军事，写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而年鉴学派认为日常生活与习俗，这才是历史中最重要、最持久的因素。

　历史学家黄仁宇称中国过去150年经过了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已面临历史上一个突破，“其中最重要的症结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登场”(《放开历史的视界》)。这个突破口，我愿意理解成1976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这是比朝代更迭、政权易手更为重要的历史时刻。1998年凌志军、马立诚合著的《交锋》是对突破之后思想政治斗争的实录，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变化》可视为该书的续集。

　　这是一本描述变化的书。

　　十三年里，发生的变化不胜枚举：治理整顿、反和平演变、邓小平南巡、长江水灾、惩治腐败、撞机事件、开发西部……这里我不想列举太多，单从《交锋》与《变化》之间的变化就能看出一些端倪来。从标题来看，《变化》就没有《交锋》那么锋芒毕露，作者笔法仍然犀利，心态却平和了许多。个中原因，与其说作者个人的改变，不如说是大环境的改变。《变化》虽然现在也登上了各大书店的销售排行榜，但要与《交锋》造成的轰动效应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当年的《交锋》被认为有“极大的政治背景”，短时间内有海内外上百家媒体介入，后来有人说，“《交锋》是被那些不许炒作它的人炒作起来的。”而现在的《变化》，虽然不失为一本好书，却大声吆喝，酒好也怕巷子深了。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的逐渐淡化和商业意识的张扬，这是《变化》与《交锋》之间最大的不同，也是这十三年来最大的变化。

　　书中提到这样一幕：人们去参观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的故居，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句话：“所有的布置都和从前一样，一点都没有变。”

　　你可以解释为“个人崇拜”或“猎奇”，但在我看来，这是人对真相的一种渴求。所谓“变化”，总是和时间联系在一起。时间的流逝，足以掩去许多事情，不复得见。“所有的布置都和从前一样，一点都没有变”，这是希望画面就此定格，不许动！

　　王小波说：“在中国，历史以三十年为极限，我们不可能知道三十年以前的事。”于是需要提到作者的身份———人民日报社主任编辑、主任记者。众所周知，作为“两报一刊”之一的人民日报，并不仅仅是一份单纯的报纸，它还是“党的喉舌”，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斗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让我想起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虽然是皇权的附庸，但是秉笔直书的传统从来没有断绝过。这种传统现在在凌志军身上再次看到。对于个人隐私我提不起多大兴致，但政治事件属于公共领域，关系甚大，不可不知，而三十年前的事情显然又没有十三年前的重要。王小波没有说的是：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凌志军文集)

　　“新闻是瞬间的历史”。我一直认为，在今天，历史的书写者不仅仅是学院里的学者，更重要的是媒体记者。历史书究竟应该写什么？传统史学多是写政治军事，写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而二十四史被鲁迅先生斥之为“二十四姓家谱”)，而年鉴学派认为日常生活与习俗，这才是历史中最重要、最持久的因素。胡适先生说得好：“什么是大的？什么是小的？很少人能够正确回答这两个问题。朝代的兴亡，君主的废立，经年的战争，这些‘大事’，在我们的眼里渐渐变成‘小事’了。”《变化》不仅写了那些“大”人物、“大”事件，也写了“小”人物、“小”事情：卡拉OK的流行、新人类、新生活、迟到十七年的判决书、被超市搜身的女大学生……如作者所说：“有时候轰轰烈烈的事情并不一定能够久远，而细枝末节却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本书没有陷入宏大叙事而难以自拔，这是我最为看重的。

　　有人说：“有意思的是，本书在三联韬奋书店的排行榜上正好和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放在一起。”阅读《变化》，有快感，更有痛苦，可谓痛快淋漓！想来黄仁宇是乐观的，只是世事变幻无常，希望何在？也许希望就在年前向我借《通往奴役之路》的小女孩和住在我隔壁热衷于玩游戏的小男孩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