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海峡两岸打了一百天的仗。
这是停火那天，安徽蚌埠一户普通人家的一天。
——以下是我的长篇小说《百日战争》的序章，约四千字。
序章 第一百天
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红旗二村
面是前一天夜里和的。
刘桂芳把面盆从阳台端进来的时候，天刚亮透。盆沿上结了一圈干皮，像瓷器上裂开的釉。她掀开盖着的湿笼布，用食指在面团中间按下去，坑陷进去，很久才慢慢鼓回来一点点，没有完全回来。醒过头了。
她把手在围裙上蹭了蹭，抓了两把干面粉撒进盆里，重新揉。
面在她手底下发出很闷的声音，一下，一下，像很远的地方有人在搬东西。这声音她听了三十多年。刚结婚那几年住厂区筒子楼，一层楼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水池，谁家半夜起来和面，整条走廊都听得见。那时候她嫌吵。现在屋子里只有她一个人和这团面，她反倒把动作放重了些，让声音大一点。
这套房子是九十年代厂里分的房，六层板楼，他们家在三楼。朝北那间早就不住人，堆着王建军从厂里陆续带回来的旧工具箱、两个装冬衣的编织袋、一台坏了七八年的缝纫机。朝南这间既是客厅也是饭厅，靠墙立着一张折叠圆桌，平时收起来靠在墙角，只有三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才打开。
桌子已经三个多月没打开过了。
电视一直开着，音量调到最小的第二格。这三个多月，家里的电视没有关过。不是要看，是不敢关。万一有什么消息，总要在的。有一次跳闸，电视黑了十几分钟，刘桂芳在黑屋子里站着，一动不敢动，心跳得手指发麻。后来电来了，屏幕重新亮起来，还是那个演播室，还是那张地图，她才敢坐下。
上午九点前后，电视里的语速忽然变了。
不是那种插播的、急促的、把人从睡梦里拽起来的语速，恰恰相反，是一种被压得很平、很慢、每个字都咬得极清楚的念法。播音员的稿子很长，句子一层套一层，中间有“经过多方斡旋”“自本日零时起”“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分阶段”“相关事宜将另行公布”这样的词。
刘桂芳的手没有停。
她揉到第三遍，忽然意识到自己刚才听见了什么，手才停下来。面团在盆里，一半光了，一半还带着裂口。她保持着两只手插在面里的姿势，看着电视。屏幕上换了画面，是一段航拍，海面，灰白色，什么也看不出来。
她低下头，把最后一遍揉完。
因为刚才那一长串话里，没有王浩。
* * *
楼下先是很安静。
安静了大概有十来分钟，像整个小区一起屏住了呼吸。然后不知道哪一户的窗户“哐”地被推开，一个男人的声音喊了一句什么，不成句，就是喊。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有人在楼道里跑，塑料拖鞋打在水泥台阶上，啪啪啪一直往下。
然后是鞭炮。
不知道谁家还留着过年的。这三个多月小区里没人放过炮，连楼下那家嫁女儿的都没放。现在这一挂被翻出来，在楼下的空地上炸开，纸屑和白烟一股脑腾起来，声音在几栋楼中间来回撞，撞了很久才散。
放炮的是五楼老陈家。他们家儿子第四十七天就回来了。抬回来的，左腿从膝盖以下没有了，人是活的。老陈那阵子在楼道里见谁都不说话，头也不抬。今天他家的炮放得最响，放完一挂又接一挂。
刘桂芳想，应该的。
她把面盆盖上，转身去弄馅。
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
门框右边，齐眼睛的高度，钉着一块牌子。
红底，金字，塑料的。四个字。
那块牌子是七月底钉上去的。钉的那天，她男人扶着梯子，钉完退后两步看了看，说歪了，让人拆下来重钉了一次。
她每天出门之前会用手在上面抹一下。
不是擦，就是抹一下。她自己一直不知道自己在做这个。
今年八月里有一次，她抹完以后忽然发现自己在做什么，站在门口愣了一会儿。
那以后她还是照样抹。
今天是第一百天。
她伸出手，在那块牌子上抹了一下。
塑料的，凉的，上午的太阳还没有照到这里。
然后她回身去弄馅。
* * *
猪肉是前天排了两个多钟头队买的。现在肉是限购的，一个身份证一斤半，她把王建军的身份证也带上了，才买到三斤。回来路上她一直用两只手抱着那个塑料袋，抱在胸口，像抱着什么烫的东西。白菜好买，白菜从来都好买。
她把肉切成条，再切成丁，再剁。剁馅这件事她一向不用绞肉机，说绞出来的没有嚼头。案板底下垫了一块湿布，还是咚咚咚地响，一楼二楼都听得见。
剁到一半，她停下来，用手背把额头上的头发拨开。
冷冻室最下面那一格已经塞不下了。
从第六十二天开始，她每隔四五天包一次饺子。包完不煮，摊在盖帘上冻硬，再装进保鲜袋，一袋二十个，码进冷冻室最下面那一格。她不吃，也不许王建军吃。王建军有一次半夜饿了，摸黑拿了一袋出来，被她从厨房里赶了回去，两个人在漆黑的走廊上吵了很小声的一架，怕吵到邻居。
那一格现在有九袋。一百八十个。她每次拉开抽屉都要用手往里按一按，才能把新的塞进去。上个星期已经按不动了。
所以今天要煮。
她给自己的理由是冻不下了。她不去想第二个理由。
* * *
下午三点多，座机响了。
家里早就没人打座机了，那台米黄色的电话机放在鞋柜上，落着一层灰，线绕成一团。但是第六十二天以后，刘桂芳每天早上都去擦一遍，把线理直，还试过好几次拿起来听有没有拨号音。她跟人武部的干事说过好几遍这个号码，说手机有时候在楼下听不见。
电话响到第二声她就抓起来了。
对面是个很年轻的男声，自报了单位，语气客气得有点公事化。他说停火以后，会开始对失联、被俘、伤亡人员的信息进行统一核对，需要家属这边补充一些情况，也请保持电话畅通。
刘桂芳说好。她说话的时候右手一直在围裙上擦，其实手是干净的。
对方一条一条问。血型。身高。体重大概多少。有没有做过手术。有没有陈旧性骨折。有没有纹身。
她一条一条答。O型。一米七六，去年量的可能长了点。瘦，一百三十斤上下，吃再多也不长肉。没做过手术。右手小指小时候打篮球戳伤过，没去医院，自己好的，好完以后指头有一点点弯。没有纹身，他不敢，怕她打。
那边问，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比较特别的地方。
刘桂芳想了很久。久到对面轻轻“喂”了一声。
她说，左边眉毛上有一道疤，一厘米多一点，从上往下。三岁那年从桌子上摔下来磕的，缝了两针。
对面说好的，记下了。又说了几句话，说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请家属放宽心。然后挂了。
刘桂芳握着话筒站在鞋柜前面，听着里面“嘟——嘟——”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才放下。
放下以后她才想起来还有很多没说。
她从鞋柜上抓了一张燃气费的单子，翻到背面，拿了支圆珠笔，笔不出水，在手心划了两下才出水。她一条一条写：
右手小指有一点弯。
后脑勺偏右有一小块头发是旋的，从小压不下去。
打篮球是左手上篮。
写到这里她停了一下，又写：
他不吃香菜。
写完这一句，她看着那张纸，很慢地明白过来，人家要的不是这个。
人家要的是能对上号的东西。骨头，血，疤，能拍照的、能量的、能填进表格里的东西。一个人不吃香菜，这件事全世界只有他妈妈和他自己知道，这件事对不上任何号。
她把那张单子对折，再对折，放进围裙口袋。
* * *
她这辈子讲过很多次一句话。
讲的时候语气很平常，就像在讲天要下雨。
“国家不会不管人的。”
她是真的这么想的。她今年五十岁，她这五十年看下来，这句话没有错过。她妈妈那次住院，医保报了大半。她男人那年做志愿者，社区发了个小本子给他，有红章的。她儿子报名的第五天，来人送了一块牌子，钉在门框上。
这句话她一直信到今年秋天。
现在她还信。
这一点后来很多人不理解。
她信。她今天还信。
她只是有一个问题，一个非常小的、非常具体的问题，这个问题她不敢问出口，因为她怕这个问题一旦问出口，那句话就不成立了。
她的问题是：
那我儿子在哪里？
她不是要一个说法。她不要赔偿，不要追究，不要谁给她道歉。
她要的东西小得可怜。
她要知道她儿子在哪里。
她把手伸进围裙口袋，摸了摸那张对折了两次的燃气单。
然后她去看锅。
水快开了。
* * *
王建军是天快黑的时候回来的。
他这三个多月每星期跑两趟人武部，跑到后来门口的人都认得他，见了他先摇头。今天他没去那里，去了哪里刘桂芳没问。他进门先换鞋，把鞋跟对齐了摆在鞋柜下面，然后去水池洗手，肥皂打了两遍。他洗手一直洗得很仔细，厂里干了三十年电工，手上的黑印子洗不掉，他还是每次都洗两遍。
刘桂芳把水烧上。
饺子是冻硬的，下进滚水里，锅子安静了一会儿，然后重新翻起来。她点了三次凉水。这是她妈教的，她妈是她婆婆那辈人里最会煮饺子的。第三次凉水下去，饺子一个一个浮上来，皮鼓起来，透出里面粉红色的一点。
她盛了两盘。
折叠圆桌打开了。桌面中间那道折痕上落了灰，她用抹布擦过一遍才摆盘。醋倒在小碟里，蒜没有剥，因为没人吃。
王建军坐下，拿起筷子，夹了一个，咬开，吹了吹，吃完。又夹第二个。
他吃了八个。刘桂芳吃了三个。
两个人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关于王浩的话。也没有说停火。电视还开着，在放一个什么访谈，两个人坐在演播室里说着话，音量太小了，听不清楚说什么。
楼下的鞭炮又响了一阵，比上午稀了。
刘桂芳站起来去关窗。窗玻璃上有她自己的影子，一个矮胖的、头发花白的女人，端着一只空盘子。她关窗的时候看了一眼楼下，空地上全是红色的碎纸，风把它们往一个角落里赶。
停火协议上写着的那个结束时间，是今天。
另一个结束时间，写在每一户人家的屋子里。有的人家是第四十七天，有的人家是第八十九天，有的人家永远不会有。
她家的那个，还没有到。
（序章完）
——
这是我写的长篇小说《百日战争》。
小说写的是海峡两边的几户普通人家：蚌埠的王家、在上海开牛肉面馆的台湾人林家、做供应链生意的赵家……战争不是从地图上讲的，是从一根香肠、一锅汤、一格冷冻室讲起的。
接下来我会在这里继续连载第一章《香肠》和第二章《汤》，每周二、周五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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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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