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国际社会从来没有真正的自由贸易或者自由主义
我们再来谈谈……体制之间的竞争如何影响国际舆论，甚至国际局势变化的
今天凤凰卫视的新闻播报看到美国又发生枪击事件，并且好像是美国移民局突然大规模逮捕非法移民
这让我想到了其他有意思的国际现实的讽刺，或者矛盾——在华为事件或在贸易战议题之中，任何贸易问题或科技问题，或者诸如人权民主等意识形态战争的问题
美国方面一定会牵涉到……国家安全的理由来“执行政策”
现在看到美国枪击案又再发生之时我突然领悟到美国自身的矛盾，与国际自身格局的虚伪模式，存在异曲同工之处
美国对科技，技术产权，甚至于贸易问题，都可以“完全利用”国家安全的议题发动舆论导向，舆论杠杆——但美国的“国内”一直存在种族主义，或白人至上主义的矛盾，分歧，甚至于冲突的“社会课题”
为什么美国的“国家体制”又不见得把一系列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列为同样性质的——国家安全的“威胁”呢？
难道仅仅是由于，国家安全的概念或宪法规定，只是……等价于……情报局的概念，逻辑，或只是……局限于……科技发展的国家战略之中的吗？？
换句话说，凡是在科技战略，战略之概念，国家情报的逻辑，所有这配套逻辑之外的任何社会冲突，以及国际冲突，例如，叙利亚冲突局势，都是不被……诠释为……国家安全的议题并其范畴之中的吗？？
同样的，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的形象（又是国际舆论的导向）似乎是宣扬推崇自由贸易原则，多边协议的
然而，美元霸权的理论又指示了我们看到——国际间的货币结算，与支付系统，甚至任何大宗商品价格都是以美元计价的
一个只是强调着以美元计价并且结算的自由贸易原则，到底是符合这一个原则的吗？？
以美元计价的国际社会岂不是：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吗？？
这样说来，如果自由贸易的国际规则在以其美元计价的意义或者格局上，岂不是也同时告诉整个国际社会——自由贸易本质上就是单边主义的吗？
然而，明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存在着货币提款权SDR，里面作为国际储备地位的货币，不仅仅是美元单位，也包括了英镑，欧元，日元，并加拿大货币，也包括了2015年刚刚加入了的人民币
根据媒体的介绍，货币提款权的功能可以用来当作国家之间在货币结算上动员自身的货币提款权，存取他国的货币当作自身国家中央银行的：储备货币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总结说——诸如人民币等其他货币，在没有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货币提款权的时候，人民币只是中国自身的单边主义货币结算的呢？
如果中国的人民币储备功能能从单边主义的格局之下，进行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家战略政策，并且纳入到了自由贸易的国际规则
为什么没有国际舆论认为，单边主义也可以在“货币国际化”之下，演化成
后来的自由贸易原则的呢？？
所以，到底什么才是区分出国际自由贸易与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分的呢？
之前我的最新文章在转载刘仲敬思想之际也提到过刘仲敬的以下论述
——一個國家的國內政策體制，嚴重的受到國際體系的牽累，歐洲國家對這一點都很清楚，他們的內部憲制跟國際體系之間的互動是切不開的。像大清和日本之間的此消彼長，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日本一開始就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加入到國際體系里去，做一個國際體系的優等生。而大清呢，他堅持原有的天下國家的理念，他說他自己就是一個國際體系。大清是天下的共主，很不願意參加進去。儘管在李鴻章主政的時代，大清加入以英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的機會其實比日本要多。英國人一再邀請他，但是大清不肯。而日本人呢，儘管英國人不太看得上他，他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加進去。最後，隨著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塵埃落定，日本終於加入了國際體系，通過庚子年加入八國聯軍，這件事情建立了他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
这个段落让我看到另一种价值理念上的……体制之间的竞争，亦即：拿破仑战争之后，维也纳的国际协调体系，与其诸如中国近代保留的，清朝模式的“天下一统”的文明体制，两者之间的竞争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习近平构想出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说到底仍然是传统主义上的“天下一统”清朝模式
也许从我们的固定教育模型，不太能清除分析，解析出——中国式的天下一统，与其由英国模式的工业革命下的国际协调机制，两者之间的本质性不同
给人感觉，都是为了“天下”而来，但就连这样的思维模式，也说明中国人脱离不了传统文化固有思维之中的——大同世界的想法
在全球化激烈转型，变化，甚至博弈之下，还用传统主义的“大一统”思维来理解国际社会上，相互竞争的体制博弈，本身就是一种“国际风险”
最好的风险例子就是，在之前孟晚舟事件发生不久，加拿大只是抓了中国人民一个人，中国的政治模式却连串抓捕……三个……加拿大人，理由还是冠冕堂皇
难怪欧美舆论都认为——中国霸权
正如中国人也是从美元霸权看看欧美霸道的一样
用佛教的术语来说，国际社会的舆论都是充满了——业障。用普通话诠释就是：大家都中邪了，充满了幻想与激情
都是因为，中国人总是带着……以为的……传统文化之上的“天下一家”思维模式，来《套住》（张冠李戴）国际规则之下追求的——有限度战争的，国际协调体制之下的“文明冲突”
而中国近代史上，由于受到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可以说中国近代的“天下一统”思维，再套上苏联模式的，颠覆着国际规则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变成了中国政府所舆论强调的——中国版的新时代社会主义
但是按照刘仲敬的说法，只不过是——清朝模式的幽灵“摆脱不了”了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改造”
也就是刘仲敬说的——而大清呢，他堅持原有的天下國家的理念，他說他自己就是一個國際體系。大清是天下的共主，很不願意參加進去。儘管在李鴻章主政的時代，大清加入以英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的機會其實比日本要多。英國人一再邀請他，但是大清不肯。
人类命运共同体仍然是那个大清王朝的——天下國家的理念，他說他自己就是一個國際體系
这样的“封闭体系”，遇到企图颠覆着国际社会的……共产主义幽灵，如果中国舆论自己说到——没有争霸国际社会的野心，欧美体系那种以维也纳的国际协调体系为国际规则的准则，是不会相信……背靠俄罗斯，结成了战略伙伴关系，又在历史上曾经受到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熏陶的颠覆国际规则秩序的体制模式
所以中国与欧美之间的体制冲突并非所谓的……修斯底德陷阱……因为不是欧美世界不愿意其他国家崛起破坏着它们自身的——国际体系平衡
这种思维是因为……迷信……美元霸权十年周期的理论的那些信徒
仅仅原因在于，不容许一个意图颠覆国际协调体系的“苏联模式”再次因为中国崛起，而看到——共产主义颠覆资本主义的国际体系“后患”
就是这个恐惧心理，而不是妒忌或者打压的“政策需要”，才刻意针对中国
试想想看，土耳其这个伊斯兰教义的极权作风为什么能够加入到北约组织
再想想，为什么沙特这个极端保守的伊斯兰世界，能够愿意与美国等欧美某些国家保持着——军事，经济，与外交的关系？？
甚至于，当国际舆论都混淆了，打着伊斯兰教义的恐怖主义活动被列入到欧美体系的黑名单之际，欧美体系也没有糊涂到——会把伊斯兰教的精神等价于恐怖主义
国际舆论并不代表国际政治的整体性
正如当国际舆论都强调了自由贸易的国际原则之际，也不妨碍国际社会去如同单边主义式的“以美元计价”为其标准的结算+支付系统
凡事能够被欧美世界那种维系维也纳的国际协调体系的任何世界观，或者国家体系，欧美金融资本集团是能够包容的
绝对无法包容诸如苏联模式，或大清模式那种把……天下大同的思维等价国际协调体系“自身”的，没有包容性的“统一促进会”模式
欧美世界要的是，共和体
但是俄罗斯与中国的“误读”似乎更多追求的是——共同体
这是比文明冲突更加高层次，又隐秘的冲突，我称为——知识盲点的相互冲突
这类的知识类冲突，并不是因为文明冲突而先验存在着的
乃是在……不断误读……之中，基于了人性冲突固有的“猜忌”而衍生，甚至异化出来的——盲点冲突，是价值类冲突
如果欧美体系，或者中国模式，任何一方不要一厢情愿的……误读，国际媒体上最近喜欢用的“误判形势”……把天下国家等价于国际体系，或者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欧美意图维持着的维也纳协调体系，进行“有限度战争模式”的体系
我相信，中美之间的冲突不再是如今的失控，无限制的矛盾风险之中了
如此一来，我们也不会被诸如：欧洲右翼势力崛起颠覆了欧美文明，或者美元霸权理论，结构性矛盾等等诸如此类的……意识形态舆论造势……存在被迷惑，被道德绑架了
这一点，刘仲敬的文章比我解释更加清楚，不知道您们看了以下刘仲敬的文章之后，是否能和我一同想到一块去，我也是因为这篇文章而感悟写了今天这个主题
世界秩序坐標系當中的東亞共同體敘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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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jing Liu | 劉仲敬
Aug 29, 2017 · 35 min read
20170723谷雨書苑講座整理
從歐洲民族國家構建的方式也可以看出，歐洲民族國家實際上是十六世紀新君主國的直接繼承者。照法國民族發明的規範來說，就叫做“創造了法國的四十位先王”。查理曼本來是全日耳曼人的皇帝，也是德國人的皇帝，但是在法國民族創造中就變成了一個純粹的法蘭西人。法蘭西如果從真正的歷史角度來看，應該是法蘭西島或者卡佩家族的創造物，但是法國的民族發明就一定要追溯到查理曼大帝，從查理曼大帝到卡佩家族、到瓦盧瓦家族、到波旁家族、最後由法蘭西共和國繼承的這樣一個整個的歷史傳統。法蘭西共和國完善民族發明，就要依靠歷代先王創立的君統和君主國。同樣，明治時期的日本民族的構建，要使日本能跟歐洲君主國平起平坐、能夠納入歐洲國際體系，那麼最簡潔的方式就是，把日本的天皇變成歐洲式的君主，然後圍繞著日本君主，把日本轉化為民族國家。於是德川時代的儒學家和國學家製造出來的這個歷史延續性，就順利地被日本明治國家所接受，變成了日本近代共同體的根本基礎。
清朝在近代的共同體建構失敗的關鍵因素，與其說是因為鴉片戰爭以後的技術問題、外交方面的問題或者說是資本主義方方面面的問題，倒不如說是，它過去的成功是它現在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清朝就是接受了元明以來華夷秩序和大一統主義的發明，它的歷史敘事體系的主要動機，是企圖把內亞體系和東亞體系統一在愛新覺羅家族的統治之下，通過愛新覺羅家族，使內亞的多國體系和東亞的各種體系能夠不發生衝突。但是正因為是這樣，所以清朝皇帝像神聖羅馬皇帝和奧斯曼蘇丹一樣，非常不容易納入像法蘭西民族發明以後產生的那個歐洲民族國家化的體系。
神聖羅馬皇帝既然是整個基督教歐洲的主權者，那麼他本身就是多民族和多政治實體的統治者。這裏面任何一個體系，都沒有辦法像是法蘭西島可以代表法蘭西那樣代表整個神聖羅馬帝國。波西米亞人和薩克森人是很難發明到一起來的。過去的神聖羅馬帝國這種體系可以籠罩全歐洲，是它比法蘭西君主國要強的地方，但是在民族國家發明的過程中間，過去的優越性現在反而變成劣勢了。結果，最後是神聖羅馬帝國必須得解體，屬於波蘭的、捷克的、斯拉夫的各個地方要分離出去，要重新發明德意志民族，而重新發明的過程就比發明法蘭西民族的過程晚了一百年。我們認為東亞和歐洲相比，東亞落後、歐洲先進的那個格局，其實在歐洲本身也是存在的。從德國的角度來看，西歐意味著萊茵河以西。德國面對著西歐的那種複雜而矛盾的心情，其實跟梁啟超以後的東亞知識份子的那種矛盾心情是一樣的。一方面要模仿西方的先進，但是一方面又無可奈何地看到，模仿西方先進結構的結果就必然導致自身原有政治結構的解體，這兩者之間是無法兩全其美的，因此就產生了所謂的費爾希特的困境。
費爾希特熱愛日耳曼文化，覺得日耳曼文化不應該被法語文化所壓倒，他最害怕的就是，隨著啟蒙運動的推行，東歐人都開始講法語了，變成法蘭西文化的一個分支了，他希望弘揚日耳曼文化；但是為了弘揚日耳曼文化，他必須發明日耳曼民族，而發明日耳曼民族的結果是產生了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國家和俾斯麥的第二帝國，而第二帝國本身就是對自由文化產生壓迫作用的。結果是，要自由，就必須走歌德那種國際主義路線，這種國際主義路線必然會導致英法的更加國際主義性質的文化淩駕於德國本土文化之上，這是德國人所不願意看到的；但是你要避免這種結局，就必須有一個強大的德意志民族國家，而這個德意志民族國家本身又會對他們所珍愛的德意志文化構成更大的壓迫，比外國人的壓迫反而要更加刻薄一點。所以德意志始終處在分裂狀態。比較國際主義、堅持歌德精神的德國知識份子，在政治上多半是親英或者親法的人，跟俾斯曼以後的德國的政治構建處在嚴重的矛盾狀態，在希特勒掌權的過程中，都在德國本土混不下去，只有流亡國外；而堅持德國本土文化的人最後都會發現，他們全心全意愛戴和擁護的這種民族主義一旦掌了權，鎮壓知識份子，首先鎮壓的就是他們這些沒有來得及跑路、留在國內挨整的人，那些講國際主義、跑到國外的人反而是鞭長莫及了。
其實這個模式不僅在德國，在西歐以外被動地接受西歐文化的所有地方，在日本，在俄國，在奧斯曼土耳其，在現在的東亞大陸 — —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中國，都是存在的，而且故事情節是一模一樣的。我們往往孤陋寡聞，就像井底之蛙一樣假定這是中國的特殊落後性或者是東亞的特殊落後性，其實不是這樣的。除了英國人、法國人和荷蘭人以外，全世界絕大部分人在近代化的過程中間都陷入了我剛才描繪的那種靈魂分裂的狀態。而後來他們的日子過得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很大程度上並不是由他們自己的努力造成的，而是要看他們在近代以前所形成的歷史敘事結構。像日本這樣的歷史敘事結構，就很容易納入近代的民族國家結構。但是這一點與其說是他們的功勞或者說是他們的明智，倒不如說是他們的幸運。水戶時代的那些儒學家或者國學家是萬萬想不到會有後來的發展的，他們其實也只是歪打正著，他們形成的歷史敘事很容易納進近代化的框架之中。而清朝、元朝形成的這種大一統敘事，像神聖羅馬帝國的敘事和奧斯曼帝國的敘事一樣，是很不容易納入近代民族國家的敘事當中的。
當你企圖把大一統的敘事和民族國家的敘事統一起來的時候，你所製造出來的矛盾不僅使清朝的所有政治繼承人都陷入了矛盾之中，而且還會延伸到清朝的歷史邊疆之外。東南亞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東南亞在相當於明清和德川時代的那段時間，是伊斯蘭教文化在東南亞取代印度文化的階段，形成了各種伊斯蘭教的小邦國。這些伊斯蘭教的小邦國像是信仰基督教的日耳曼蠻族那樣，他們引用伊斯蘭教有一個主要的動機就是，引用伊斯蘭法作為社會組織的工具。通過這種方式在馬來半島或者印尼各群島建立起來的蘇丹國，在組織能力方面比原先的原始部落要強，比印度教的各邦國要強，因此在歐洲人來到南洋以前，多半是伊斯蘭教及蘇丹國在軍事衝突當中占上風。之所以在軍事衝突當中占上風，就是因為它的政治結構相對來說是比較緊密的。
歐洲殖民者來了以後，英國人首先是採取多元統治的方式，這跟蒙古人統治東亞的方式是很相似的，以最低成本來統治。信奉伊斯蘭教的各蘇丹國在接受女王的保護以後，仍然繼續實行伊斯蘭法，但他們在跟歐洲人打交道的時候就需要接受普通法的傳統了。這樣，在伊斯蘭法和普通法相接觸的過程中間就產生出了新的司法傳統。這時，移居南洋各國的潮汕人或者閩南人形成的聚落，實際上本來是有同樣的機會的。他們如果按照朱子發明民族的方式，把自己的儒家習慣法也變成是類似伊斯蘭法的習慣法，要求英國人接受，要求我們產生自己的法官，自己的法官管理自己的事務的話，英國人是樂得接受的。但他們沒有採取這樣的方式，他們採取了梁啟超以後企圖把整個東亞發明成為同一個民族的方式。這對他們其實是非常不利的，因為他們的口音和方言跟國語都非常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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