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细珠：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理番政策”的真相（ZT)

李细珠：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理番政策”的真相——读傅琪贻著《日本统治时期台湾原住民抗日历史研究——以北台湾泰雅族抗日运动为例》

作者： 文章来源：《台湾研究》2017年第2期 更新时间：2017年09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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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傅琪贻教授新著《日本统治时期台湾原住民抗日历史研究》揭示日本殖民当局“理番政策”的实质是国家层级的武力讨伐，并剖析“内地观光”怀柔政策的欺骗性，重建北台湾地区泰雅族不可避免地遭受被屠杀乃至灭社命运的史实。《傅著》所述的血腥事实已足以证明：武力征讨、掠夺、威胁、欺骗、屠杀、灭社，就是所谓“日本统治时期全面而深入的理番政策”的真相。傅教授深刻反思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深切同情弱势族群泰雅族的悲惨命运，充分呈现了人类的良知与正义。

 

关键词：日据时期  理番政策  台湾原住民  泰雅族  傅琪贻

 

学术研究要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也不必刻意回避政治。2016年8月1日，台湾“原住民族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向原住民族道歉，有这样一段话：“荷兰及郑成功政权对平埔族群的屠杀和经济剥削，清朝时代重大的流血冲突及镇压，日本统治时期全面而深入的理番政策，一直到战后中华民国政府施行的山地平地化政策。四百年来，每一个曾经来到台湾的政权，透过武力征伐、土地掠夺，强烈侵害了原住民族既有的权利。”[1]其中“日本统治时期全面而深入的理番政策”一句，最是轻描淡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蔡英文道歉的同时，著名原住民民意代表高金素梅“立委”带领数位原住民长老，前往新北三峡插角山区还原“大豹社事件”历史，并宣告泰雅族“大豹社战役建碑”行动开始。“她说，日本殖民政府杀害泰雅族人，却还立碑纪念杀人的军警，何其讽刺；未来将在‘大豹忠魂碑’旁，建立‘大豹社纪念碑’，两碑并存，也让后代了解这段血泪历史。她并说，大豹社事件的历史真相，原住民族部落被日军血洗，土地被掠夺，这些土地直到光复，甚至今日，政府仍不愿还给原住民族；政府不只要向原住民道歉，更要以总统的身份，要求日本政府向台湾原住民道歉、认错与赔偿。”长期研究“大豹社事件”的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兼任教授傅琪贻亲自参与这项活动。[2]傅琪贻（藤井志津枝）教授是一位富有良知与正义感的日裔台湾历史学者，对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的“理番政策”有精深的研究，[3]颇能正视日本军国主义的深重罪孽，并对原住民悲惨的命运深表同情。其新著《日本统治时期台湾原住民抗日历史研究——以北台湾泰雅族抗日运动为例》，[4]进一步用严谨的学术研究，详尽地书写了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屠杀原住民与原住民抗日的血泪史，辛辣地揭露了所谓“日本统治时期全面而深入的理番政策”的真相。本文对此略做述评，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国家层级的武力讨伐

 

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侵占台湾，遭到台湾人民的激烈抵抗。在日本殖民征服台湾的过程中，无论是汉族还是原住民族，均同仇敌忾，用鲜血与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战史。《傅著》用详实的史料，细致地描述了北台湾地区泛泰雅族前仆后继的抗日运动。泰雅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傅著》重建泰雅族的抗日史，主要使用征服者日方的文字记录。从1900年大嵙崁前山群抗日运动的兴起，到1914年太鲁阁族抗日运动的失败，泰雅族前后奋力抵抗了15年。这期间日本殖民政府的“理番”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对泰雅族的武力讨伐史。《傅著》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个悖论：号称“文明”的“优等民族”日本对“野蛮”的“凶蕃”泰雅族肆意杀戮、掠夺，恰恰反证了日本殖民统治的“野蛮”与“残暴”。通过《傅著》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在台湾的“理番政策”绝非温情脉脉，其实自始至终都充满着暴戾、血腥与欺骗。

 

 日本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自以征服者的身份踏上台湾土地之后，就宣称要“驯服生蕃”以“拓殖”台湾山地资源。1895年8月，首任民政局长水野遵提出在台施政报告，便以文明史观把台湾居民分为“文明”的汉人和“野蛮未开化”的“蕃人”，而把“蕃人”完全排斥在法制的范畴之外，充分显示日据时期“理蕃”政策的核心思想，一开始就否定了台湾原住民的人格和尊严，而以开发山地即所谓“殖产兴业”为目标。这实际上就是要不择手段地侵占原住民固有的“蕃地”。1902年底，儿玉源太郎总督府参事官持地六三郎提出一份“关于蕃政问题的意见书”，认为日本帝国在台湾“蕃地”当以追求经济利益为最优先的前提，其“理蕃”政策可以彻底运用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完全不需要把“蕃人”当人看待，“蕃人”只是类似禽兽的“劣等人种”，“蕃人出草”造成的“蕃害”，更是开发“蕃地”资源的阻碍因素，“国家对此叛逆状态的生蕃，拥有讨伐权，其生杀予夺，只在于我国家处分权的范围之内”，在理论上完全否定了“蕃人”的基本人权，而充分肯定日本对“蕃人”拥有讨伐权，甚至可以采取灭族政策。在“蕃政”策略上，有鉴于南北差异，持地六三郎主张对台湾“蕃地”采取“南守北进”政策，就是对南部“蕃地”暂采“抚育”政策，而于利源所在，又影响政治威信的北部“蕃地”泰雅族，必须采取紧急的“讨伐”措施。1906年4月，佐久间左马太出任台湾总督，正值日俄战争之后，日本面临严重的粮食不足问题，日本天皇曾向他指示应为日本解决“蕃人”问题和粮食问题，佐久间的“理蕃”计划便自然成为殖民地母国日本整个国家对外扩张政策的一部分。[5]

 

《傅著》论述日本在北台湾地区对泛泰雅族“蕃人”的征服，尤其是佐久间左马太总督的“理蕃五年计划”，敏锐地注意到其“国家层级的武力讨伐”的特点，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傅著》认为，日本人对泰雅族地区的入侵，“对泰雅族来说这是曾未面对的来自‘近代国家’的毁灭性压力”（第9页）。佐久间总督的“理蕃五年讨伐”计划，“是以国家力量彻底毁灭泰雅族的征服计划”（第33页）。这里深刻揭示了日本作为“近代国家”与泰雅族作为原始部落在力量上的完全不对称，因而泰雅族只有遭受彻底毁灭性打击而被完全征服的命运。

 

所谓“国家层级的武力讨伐”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天皇支持，二是国库支出，三是动用军队。日本在台湾殖民地的“理蕃”政策，本来是依靠维护地方治安的警察以隘勇线推进的方式来实现，但佐久间总督的“理蕃”征服构想，获得日本国库与天皇的支持，使“理蕃”从台湾地方事务变成为“国家级的战争层级”（第326-327页）。关于佐久间总督的“理蕃五年计划”，值得深入讨论的有三点：一是日本国库支付的巨额资金。佐久间总督1910-1914年“理蕃五年计划”获得日本中央政府国库全面补助，总金额15399000元[6]，平均每年300余万元，“全是在日本国会编列支付的‘理蕃’费用”（第58页）。据曾经经历或参与台湾总督府“理蕃”事务的井上伊之助、铃木秀夫战后回忆，五年讨伐时期“从国库支付了非常庞大的理蕃费”，每年300万元的“理蕃”费，“在当时那算是惊人的数字”[7]。值得注意的是，这笔从国库支付的巨额费用，实际上改变了“理蕃”事务的性质：1910年以前台湾“理蕃”经费主要是由台湾地方财政经费支付，“理蕃”尚属地方事务；1910年以后台湾“理蕃”费用完全改由日本中央政府编列预算的国库来支付，则使“理蕃”在经费与应用上“完全提升到国家级规模”（第58页）。

 

二是日本国家军队充当了要角。佐久间总督“理蕃五年计划”目标锁定泛泰雅族后山群，有鉴于警察并不是泰雅族勇士的对手，因而直接动用了正规军队。“毕竟警察与军人不同，隘勇线成为入侵‘蕃地’的前线部队时，没有打过仗经验的文官警察根本无法达成任务。唯有具备军事素养者隐藏在警察系统内，并由军人出身者来带领前进才能突破勇猛善战的‘蕃人’防线。”（第238页）佐久间总督曾经发布军令称“军人如粮食不足，啃食大嵙崁人的肉来充饥”，表明“军人必须如此艰困也得苦撑来完成征服大嵙崁后山群的任务”（第88页）。事实上，在佐久间“理蕃五年计划”期间，军队一直是讨伐的主力。比如，在攻占李岽山行动中，军警积极联合，“出现军队为主、警察为辅的态势”（第144页）。在征讨太鲁阁群战争中，陆军大将佐久间总督亲任讨伐军司令官，直接在前线坐镇指挥。正规军队介入“理蕃”事务，并成为“理蕃”的主力，从根本上改变了“理蕃”的性质，使“理蕃”从殖民地民政治安行动上升到国家侵略战争的行为。“原为警察与隘勇为主的讨伐行动，从此成为日本的正规军队与大嵙崁后山群以及北中央山脉一带泰雅族之间的战争。”（第88页）

 

三是所谓“冒犯天皇大权”之争。佐久间“理蕃五年计划”动用大批军队，引起日本国会议员提出有侵犯天皇军事统帅权的质疑。实际上佐久间总督在台湾的“理蕃五年计划”是得到天皇与日本政府支持的。1909年11月，佐久间与首相桂太郎商谈有关台湾总督府番务本署的警视暂时由军人来填补的构想，得到桂太郎首肯。1911年7月，天皇敕令第95号公布“台湾总督府警视特别任用令”修正，明确规定从事“理蕃”事务的警视可由预后备役陆军佐尉或相同军官者任用之。这就是说：“台湾总督府表面上保持以往相同由警察率领隘勇攻打‘蕃人’的样貌，但实质却由陆军大将武官总督为总指挥官，且具有军事素养的军人转任警视者率领进攻，以主打泰雅勇士。”（第238页）佐久间总督在台湾的“理蕃”政策，动用国库补助与动用军队来主打泰雅族，等同在台湾岛内对少数民族展开侵略的战争。“佐久间入侵的‘正当’理由，是‘蕃人’拥有武器，这是不服从对抗日本帝国的敌对行为，如不征服则有损‘日本帝国的威信’。这是纯军人发动战争的逻辑。”（第238页）

 

佐久间总督“理蕃五年计划”是利用“近代国家”的力量对泰雅族部落进行武力讨伐的战争，不仅征服了北台湾地区泛泰雅族“蕃地”，而且对泰雅族文化进行了毁灭性打击。“外来的‘国家’是透过‘道路’带进统治权，且有计划性地进行消灭泰雅族文化。强大的武器文明压迫泰雅族不得不屈服，庞大的物资文明更使泰雅族陷入贫穷、自卑、恐惧，使其在台湾殖民社会中沦为最底层。对台湾少数民族泰雅族来说，日本殖民统治只有半个世纪，但带来前所未有的伤害。其中最大的遗憾，乃是酝酿着众多森林生命的樟树原始森林早已被日本人开发而全无，曾经为捍卫祖传地而奋战的祖灵，无奈徘徊在宇宙间，找不到原部落，也找不到亲人归宿。”（第324页）

 

二、“内地观光”政策的欺骗性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初期的“理番政策”主要是武力征讨，由于原住民族不畏强暴，激烈抵抗，殖民政府也曾采取“内地观光”的怀柔政策，试图笼络或分化原住民族抵抗势力，以期推进征服的进程，但因为其欺骗性终归被参与“内地观光”者识破，而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早在1897年，乃木希典总督为了镇压汉人武装抗日运动，对原住民族实行绥抚政策，首次举办“蕃人内地观光”，从台湾“内山蕃地”招集“生蕃”10人安排为期29天的赴日观光。当时台湾总督府安排赴日观光者，都是各部族头目、副头目或部落中有影响的人物，如台南番薯寮抚垦署傀儡番（加礼群）大头目“麻吕”，嘉义林圯埔抚垦署阿里山知母朥社世袭总头目“宇旺”，台北大嵙崁抚垦署兴义社头目“岱木宓吓”，南投埔里社抚垦署蚊蚊社头目“乌蓝”及栾社头目“凯苏儿”。他们“是在各族群中有胆识且能发挥影响力，一时难得觅寻的大人物，日方期盼透过安排日本观光旅游的洗礼，今后借重其对‘文明开化’的冲击而在部落中发挥影响力，成为日方可用的亲日分子。……因此一趟关键为发挥‘绥抚’政策的精髓，让‘蕃人’心中牢牢记忆对日的好印象，以达厚植亲日情结目的。”（第215-217页）显然，台湾总督府策划的“蕃人内地观光”是别有用心的。

 

这次“观光”活动往返29天，路上花费19天，实际在日观光仅10天（东京9天，大阪1天）。台湾“蕃人”观光者参观了日本的各种“文明”设施，包括城市的街道、商铺、宾馆，神社，学校，仓库，造船厂、纺织厂、兵工厂，尤其是陆海军军事基地，确实感到无比的震撼甚至恐惧，真切地感受到日本进步的繁荣与“文明开化”的景象。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很快便对日本人产生了不信任感，并以思乡之愁为名要求尽快结束行程回台，这便使原本计划在日停留30天，最后缩短为只有10天的旅程。在活动过程中，嘉义阿里山知母朥社总头目“宇旺”要求日方兑现两个承诺：一是晋见日本皇帝，二是赠送每人一支枪作为参加此次观光的礼物，但都没有得到满足，使“蕃人”观光者非常失望和不满。实际上，这些“蕃人”观光者在此短暂的旅程中，已经敏锐地看透了日本“文明”的本质，正如台北大嵙崁兴义社头目“岱木宓吓”提出的质疑：“当吾等从台湾出发时，日本的头家藉以过去日本放弃狩猎才能迈向进步为例，劝吾等停止‘出草’狩猎。来到日本果真见到道路、房屋等非常美丽。然而，发现制造的大炮、弹药比生产小枪还多。在此世界安宁之时，日本为何如此在各地赶工生产大量武器。又以抢夺到清国的武器大炮等来炫耀日本的武勇，但是依吾等观察到日本大量制造武器分批给自己的部下，却不准许吾等买回一把枪，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第226页）在此，“岱木宓吓”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穷兵黩武表示了深深的忧虑。

 

这个“蕃人”观光团回到台北后，乃木希典总督赠送每人一把日本刀，及一些棉毛丝品等物件。南投蚊蚊社头目“乌蓝”与栾社头目“凯苏儿”，毅然抛弃官方赠送所有礼物而乘黑夜逃离台北，他们认为：“吾等相信大人而随同赴日数十天，却未见到实践先前的承诺，而决定不惠予枪支，却偏偏赠送吾等不要的丝等很多。因为吾等被大人欺骗，因此欲自由采取归返部落的行动。”（第227页）“岱木宓吓”后来在大嵙崁战争中因发动抗日而战亡。台湾总督府举办的“蕃人内地观光”本为诱导原住民族“向往文明”之旅，但实际上日本充分展现了军国主义的“富国强兵”之实，从而成为“欺骗威胁恐吓‘蕃’文化之旅”（第227页）。但是，“蕃人”观光者并没有被蒙蔽，他们对日本“文明”本质异常敏锐的感知，使得此次“内地观光”活动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后来，在佐久间总督“理蕃五年计划”时期，1911-1912年又举办四次“蕃人内地观光”活动。这四次“内地观光”，大都在日方推行大规模的泰雅族征服战争先后安排，具有非常浓厚的“威胁与警告”意味。佐久间总督“理蕃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征服大嵙崁后山群，但进展并不顺利。“对佐久间总督来说，在台日军竟然敌不过一小撮泰雅族，那么就把‘蕃人’带去日本‘内地观光’，好让他们认识到日本的‘富国强兵’。目的是藉重日本本土的压倒性强大武力，以军备的优势来威胁、恐吓‘后山群’人。”（第239页）台湾总督府举办“蕃人内地观光”，显然有炫耀日本物资丰富、军队强大和文化先进的意味，以迫使泰雅族人内心对日产生恐惧，从而自动放弃抵抗。据说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这样的效果，比如日本人安排“蕃人”观光者参观飞机，几乎使他们全部吓破了胆。“这是假藉‘蕃人’曾未见过的全新且不可思议的武器来威胁。”（第246页）据桃园厅长巡视大嵙崁后山群的报告，当时大嵙崁后山群内部有意要发动武装抗日，但曾经参与第一回“内地观光”的泰雅族人Temu Watan与Umin Rokun认为日军飞机空袭会导致灭族厄运，以此劝阻族人隐忍，结果此次抗日活动未遂而终止。（第247页）这不能不说是“内地观光”的实际效果。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尽管日本安排“蕃人内地观光”的内容多有军事演习，总是充满火药味和威胁性，也许“蕃人”观光者也曾迫于压力而不得不宣示“绝对服从”，但他们实际上并不一定心悦诚服，甚至在内心充满恐惧的同时又不无怀疑和警惕。与乃木希典总督时期参与“内地观光”的台北大嵙崁兴义社头目“岱木宓吓”一样，佐久间总督“理蕃五年计划”时期的“蕃人”观光者也对日本人故意炫耀武力心存疑虑。“‘内地观光’者心里一直怀疑为何在此和平没有战争的时代，日本人赶工制造大量的武器与军备。这对不曾出海入侵他国领土的台湾‘蕃人’来说，是与日本为何来统治台湾一样，极为难以找到答案的疑问。‘理蕃’当局恐怕万万没有想到，用来‘威胁与警告’的大量军备，竟然被‘内地观光’者怀疑日本的动机不纯，可说展现大量武器，反而引发怀疑与警惕。”（第250页）另一方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内地观光”引发了深山泰雅族部落对日本文明科技的向往，“‘威胁与警告’意味浓厚的‘内地观光’，竟成为学习文明方法的观光，让‘内地观光’者心中萌芽了谋求自强与富强的企图心。”（第257页）本以征服为目的的“内地观光”，竟然引发泰雅族以求学新知为冲动的自强运动，这是颇具反讽意味的。

 

事实上，台湾总督府举办的“蕃人内地观光”实际效果相当有限。在举办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台湾总督府“理蕃”当局根本不把“蕃人”当作有智慧而能独立思考的人看待，以为可以任意欺蒙和威胁，这样反而促使“蕃人”观光者发自内心的抗拒与反弹，从而使官方所期待的征服成效微乎其微。“因为‘内地观光’者在其内心总是会有‘我们也是人’、‘日本人能，我们也能’的想法。可见，表露出惊讶与感叹，不等于已被征服，反而让他们找到了值得学习的榜样，而且从适应观光行程中，寻找出思路上的新平衡点，试图追求新的答案。这从‘内地观光’者在观光过程中，表现出冷静思索与为学习新知识而展现出积极的态度，就能得到证明。可以说，日方欲利用炫耀武力的观光手段来达到征服，但‘威胁与警告’的效果其实很有限。”（第259页）既然如此，佐久间总督此后便不得不加紧推进其武力讨伐的力度与进程。

 

三、日本人屠杀泰雅族人确证

 

日据时期的“理番政策”对原住民是灾难性的。台湾原住民族尤其是泛泰雅族赖以生存的内山“蕃地”，樟脑等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是日本殖民者肆意掠夺的主要对象。“在经济和财政第一优先的前提下，日本当局根本不谈‘人道’或‘良心’的问题，也不假藉‘上帝的启示’或‘文明人的义务’等词，去为其侵略意图辩解，反而一再地强调日本帝国在‘蕃地’的利益，以及‘蕃地警察’在经济侵略上的任务。”[8]为了达到经济侵略的目的，日本殖民者用武力征服了泛泰雅族地区，给原住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佐久间总督所推行的‘理蕃’事业，实为杀戮台湾原住民的战争行为。”[9]用发动战争的方式来“理番”，当然不会有多少温情，而只能是暴力与血腥。事实上，在这场“理番”战争中，北台湾地区泛泰雅族人民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疯狂屠杀甚至灭社的命运。

 

当北台湾地区泛泰雅族尚在原始部落时代，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已经迈上近代国家道路，双方的力量差距明显不成比例。日本殖民者动用国家军队与国库资金对泰雅族进行武力征讨，虽然泰雅族勇士可以利用自己熟悉高山峡谷的地形地势进行顽强抵抗，但血肉之躯终究敌不过日本侵略者高科技武器的肆虐。飞机曾经让“蕃人内地观光者”产生极大的恐慌，“佐久间时代的‘理蕃’，飞机成为主要‘威胁与警告’的工具”（第247页）。佐久间还曾调动南清舰队的浪速与秋津洲二舰对花莲沿海一带的太鲁阁族连续多日进行炮轰。（第279页）日本侵略者不仅动用飞机、军舰、大炮，而且还能用电报建立现代通讯网，给联合作战的军队带来通行无阻地自由传达讯息的空间。《傅著》多次断言：“在此高科技战斗武器方面，泰雅勇士绝对输定了。”（第84页）“泰雅勇士的枪弹，本来是用来打猎的谋生工具，而不是拿来打战杀人的器具，当然在战场上敌不过高科技的大炮与机关枪等专门杀人的武器。”（119页）泰雅族面对的敌人是远远超越自己时代的强悍的侵略者，因此遭受被屠杀乃至灭社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

 

非常遗憾的是，日本殖民当局在“理番”过程中究竟屠杀了多少泰雅族人并没有确切的记载。《傅著》利用的主要资料是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印的两种“理番”史料：一是伊能嘉矩编《理蕃志稿》第二编（1918年），二是猪口安喜编《理蕃志稿》第三编（1921年）。这些资料对于日本军警每次武装讨伐配备的各类人员及其伤亡人数均有精确到个位数的详细记载，但极少有涉及泰雅族人数方面的准确信息。“抗日战亡的泰雅勇士多少，像森林的叶片掉落地上一样地，寂静自然却永远无法让后人得知。”（第148页）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固然与泰雅族人数难以确切统计的技术性因素有关，但更充分表明日本殖民者对泰雅族人作为“人”的人格与生命的轻视。[10]不过，从《傅著》的叙事及其征引的相关零星史料，仍然可以看到日本人在“理番”过程中屠杀泰雅族人的确切证据。

 

一是有关对泰雅族灭社的记载。这样的记载有两处：第一处是大豹灭社。台北三角涌大豹溪流域的大豹群（Ncaq）曾经在1900年与大嵙崁前山群（Msbtunux）、马武督群（Mudu）结成攻守同盟，发动泛大嵙崁前山群抗日事件。日本人开始讨伐泰雅族时，靠近台北及纵贯铁路附近的大豹群首当其冲，被列为第一个消灭的对象。1906年，大豹群遭受日本人的猛烈进攻。“在大豹本社攻防战中，大豹群勇士与日方展开连续五天五夜的激烈枪战，虽然大豹群勇士善战，但人力物力不断消耗，无法击退人物与武器强势的日本人，最后被赶出本社而撤退到东眼山的佳志、优霞云、志继等祖先遗留下来的旧社。大豹社是原从祖先地迁徙到三角涌大豹溪流域后在此形成的一族群，但经此一战大豹社从地图与族群系谱上消失，成为溶解在‘大嵙崁前山群’内的一小撮人。”（第20-21页）第二处是维里灭社。1908年7月，日本殖民当局台东厅组织搜索队讨伐太鲁阁族，在南清舰队浪速与秋津洲二舰炮火猛烈轰击的掩护下，分队进攻维里、Subihi、Ekatosan等社。当时各部落刚刚播种完毕，日警搜索部队将粟、陆稻等所有耕作物破坏殆尽，同时放火烧尽部落内外的所有房屋、仓库，并夺取布料、家具、农具、饰品等所有财产。“该搜索队攻打行动中，彻底烧尽维里社与Subihi社等共6个部落，以及破坏数百甲的耕作地，使族人生活顿时陷入困苦，其程度严重到部落的灭亡。”（第281页）在攻打太鲁阁族维里等社的过程中，阿美（眉）族七脚川社曾充当“别动队”，被日方利用成为以夷制夷政策的工具，但稍后七脚川社也被日方剿灭。“台湾总督府在阿美族被赶出后所留下广大花莲港平野，规划日本人移民村计划。七脚川社灭社后，该地成为日本人农业移民的‘吉野村’。”（第282页）

 

二是有关屠杀泰雅族人确切的数字记载。这方面的记载非常零散，仅举几例如下：1907年7月，日本南清舰队浪速与秋津洲二舰连续两天对花莲沿海一带的太鲁阁族进行海上炮轰，牛屈社12人死亡，23户房屋烧毁；擢其力（立雾）社13户烧毁，4人死亡；古鲁社房屋5户被毁，家禽畜鸡猪死40余头；九宛社3人被击毙。（第279页）1911年，在马立（里）克湾群、基那吉群的李岽山抗日之战中，明确记载Tabahu社头目Watan Tugasu的儿子及属下3人战死，同社头目Qauga Naui的儿子负重伤；基那吉群Qrahu社头目Watan Naui以下3人、马里克湾群Ibau社1人及其他部落4人战死，负伤者不少；Baturu社有2人战死，头目Ukan Nomin的弟弟受重伤。（第151页）1912年，马立克湾群、基那吉群联合抗日战争，日方战死205人，战伤288人，“日方概算杀死了泰雅勇士约150人。”（第181页）同年，北势群联合抗日事件，据日警事先所做“蕃社户口调查”，预计可能出来反抗的北势群部落有苏鲁社、Robugo社、Buyon社、马那邦社、麻必浩社、德木巫乃社（Temoqumonai）、今母依社（Tsimui）、Robun社等8社，341户，1782人，其中壮丁679人。另外可能声援的部落有Tapirasu社、Seqaun社、Mabatuan社、Sahan社等4社，57户，264人，其中壮丁63人。两者合计战斗力不超过742人。新竹厅、台中厅分别动员军警力量2550人、2464人，合计5014人。这次讨伐历时40天，日方伤亡260人。“北势群与日连日作战，因此在掩堡与坑道内留下斑斑血迹，但不留死伤者，全部带去雪山坑方向，但从很多血迹来推测，北势群勇士的死伤者也不少。”（第197-208页）

 

在佐久间总督于1915年结束太鲁阁战争后，基本上完成了征服浊水溪以北的泛泰雅族。这期间，日本人究竟屠杀了多少泰雅族人，可能永远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据泰雅族耆老口传，说在此一连串的抵抗战役中，台湾原住民族的人口锐减一半，其中泰雅族被杀戮最多到连些部落都消失。”（第329页）尽管泰雅族耆老的口述并不精确，但泰雅族世代相传遭受“被杀戮”的历史记忆当是刻骨铭心的。日本人屠杀泰雅族的确切人数，无疑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严肃的学术问题。虽然尚不能精确统计泰雅族被屠杀的确切人数，但《傅著》所述的血腥事实已足以证明：武力征讨、屠杀、灭社，这就是所谓“日本统治时期全面而深入的理番政策”的真相。

 

四、人类良知与正义的呈现

 

学术没有国界，但学者有自己的祖国。在拜读《傅著》的过程中，笔者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日裔台湾史学者，傅琪贻教授究竟怎样来保持一个历史学家客观理性的立场呢？傅教授在自序中吐露心曲：“本人在研究的过程中，虽努力保持冷静内心却很痛苦，对过去不幸的历史感到由衷愤怒，希望藉此作品，获得心灵的宽慰且与每位读者共鸣。”（第3页）相信每位读过《傅著》的人，都能深深地感受到傅教授悲悯的淑世情怀：反思与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同情遭受屠杀与灭社的泰雅族的悲惨命运。她用坚定的语气写道：“‘优等民族’找借口欺压弱小民族，以‘野蛮’、‘落伍’为由，彻底剥夺弱方人格权、生存权、文化权、财产权等人的基本人权，反而显示出‘优等民族’的‘野蛮’、‘残暴’！”（第2页）因此，作为历史学家，她并没有丝毫为尊者讳的意图，而对遭受苦难的弱势族群深表同情。《傅著》秉笔直书，却笔锋常带感情，充分呈现了人类的良知与正义。这不得不使人对傅琪贻教授表示由衷的感佩和崇高的敬意。

 

傅琪贻教授是一位充满人文情怀并具有深刻反思与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1983年，她在出版关于1871-1874年台湾事件研究的硕士论文的序言中深刻地反思：“我总觉得日本民族一直很‘自我中心地’（egoistic）独断独行，而不肯真心的去理解别人。”[11]读到这句话，禁不住引起强烈的心灵震撼。1997年，她在出版关于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理番政策研究的博士论文的序言中又颇为动情地写道：“我爱台湾，我更爱台湾的原住民。我以赎罪的心，面对原住民和那可怜的山河。……无论遇到任何的艰困，我以秉持‘学术客观’的面貌，勇敢地‘爱’原住民和台湾的山河。”[12]在这似水柔情之中，透露出无比坚毅果敢的勇气。学界对傅琪贻教授的研究多有关注，并给予充分肯定的评价。有谓：“傅琪贻，二十五岁时来台北，偶遇台湾原住民青年，惊讶于现实中还有人完全不能与社会相融，对此难以忘怀。她投入研究台湾原住民二十多年，并嫁给了台湾人，‘因为学术良心’对日本占领台湾时期施行的政策做了深入研究。”[13]又谓：“《理蕃》在她研究生涯中，最终找到了关怀弱势少数民族的课题。《七三一部队》揭露日本在二次大战所犯的罪愆：秘密地在满洲为研究毒气及细菌武器，竟然丧尽天良，以活人进行惨绝人寰的试验。作为有着日本血统的学者，这样一些学术观点，完全是站在对历史负责的立场，确实难能可贵。”[14]无论是她自叙“秉持‘学术客观’的面貌”或“因为学术良心”，还是他人评论“站在对历史负责的立场”，都可见傅琪贻教授作为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的特质与品格。

 

《傅著》最可贵的价值就在于是客观理性的“学术良心”之作。要想看清所谓“日本统治时期全面而深入的理番政策”的真相，请看傅琪贻教授新著《日本统治时期台湾原住民抗日历史研究——以北台湾泰雅族抗日运动为例》。这是一个学者的良知与正义的呈现。学术可能无法改变政治，但不能容许政治践踏学术，尤其不能容许政治践踏人类的良知与正义。

 

注释：

 

[1] 《蔡英文总统代表政府向原住民道歉文稿全文》，台湾《旺报》2016年8月1日，转引自中时电子报http://www.chinatimes.com/cn/realtimenews/20160801002948-260401。

 

[2] 《大豹社事件 高金素梅：总统应要求日本向原民道歉》，台湾《联合晚报》2016年8月1日，转引自龙腾网http://www.ltaaa.com/hktalk-view-id-1601.html。

 

[3] 藤井志津枝：《理蕃——日本治理台湾的计策》（又名《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理蕃政策》），台北，文英堂出版社1997年版。按：台湾原住民在中文原始文献中被称为“番”，日本人改用“蕃”字，本文除征引原文及书名外一律用“番”字。

 

[4] 傅琪贻：《日本统治时期台湾原住民抗日历史研究——以北台湾泰雅族抗日运动为例》，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按：以下简称《傅著》，征引此书仅在文中夹注页码。

 

[5] 以上参见藤井志津枝：《理蕃——日本治理台湾的计策》第5-6、152-157、162、236-237页。

 

[6] 《傅著》第322、329页称日方五年“理蕃”讨伐共动用1624万元，也许是预算与实际花费的差距，待考。

 

[7] 宫本延人等：《以高砂族统治为主题的座谈会》，伊能嘉矩等著，满田弥生、蒋斌主编《原住民的山林及岁月：日籍学者台湾原住民族群生活与环境研究论文集》，石村明子、吴建翰、张家铭译，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12年版，第399页。

 

[8] 藤井志津枝：《理蕃——日本治理台湾的计策》第286页。

 

[9] 藤井志津枝：《理蕃——日本治理台湾的计策》第288-289页。

 

[10] 《傅著》第229页称：日本殖民当局在1903年确定武力征服的“理蕃”政策，就是根据台湾总督府参事官持地六三郎的解释——“所谓‘蕃人’为社会学上的人类，但就国际法上无人格者，故‘生蕃’可视为‘国家的叛徒’，其生死予夺权在国家的处分权范围”。这是武力讨伐“蕃人”的学理基础。

 

[11] 藤井志津枝：《日本军国主义的原型——剖析一八七一~一八七四年台湾事件》，序，作者自印，台北，三民书局总经销，1983年版。按：该书再版名为《近代中日关系史源起——1871-74年台湾事件》，台北，金禾出版社1992年版。

 

[12] 藤井志津枝：《理蕃——日本治理台湾的计策》，序，台北，文英堂出版社1997年版。

 

[13] 《专访：日裔史学家藤井志津枝谈“高砂义勇队”》，http://www.chinanews.com/news/2005/2005-06-25/26/591051.shtml。

 

[14] 姚同发：《傅琪贻：一位充满人文精神的历史学者》，《黄埔》2014年第4期。又见黄埔军校同学会网站http://www.huangpu.org.cn/hpzz/hpzz201404/201408/t20140804_68372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