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电信诈骗之乡当地人:要怪就怪对岸台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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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溪之所以会成为“电信诈骗之乡”，我想应与当地政府及司法机关对诈骗分子过于放纵有关。因为微博上提到该话题后，遭到一些安溪网友的围攻，有的认为这是搞地域歧视，有的甚至开骂。当然，我有理由怀疑开骂者本身就是干这勾当的。

?安溪成诈骗之乡，或因司法过于放纵

8月19日，山东临沂罗庄18岁女孩徐玉玉接到诈骗电话，即将去南京邮电大学报到的她被骗走9900元学费。报警回家路上，她突然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徐玉玉的伤心离世，令国人唏嘘一片，也让公安部震怒，因此集中警力破案，目前已抓获5名犯罪嫌疑人，另有1人在逃。

一个即将成为国内“顶尖级”电信类大学的学生，却遭受电信诈骗并因此丧命，令人扼腕叹息。得知这名生活在GDP排名全国第三的山东农村孩子，至今家中连宽带都还没有装上，可以想象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水平，那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啊。

徐玉玉父亲“如果我不带女儿去报警，就让她哭一晚上，也许女儿就不会有事”令多少人心痛？毫无疑问，徐玉玉、宋振宁以生命为代价，终于换来了职能部门闻风而动，近期围绕打击电信诈骗违法犯罪也是频频出招。比如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贵州、湖南、广东三省公安机关调集680余名警力分别在贵阳、涟源、深圳开展统一抓捕行动，成功破获公安部督办的特大电信诈骗案，端掉作案窝点10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50人。

而山东省公安厅更是痛定思痛，针对网络电信诈骗出台相关措施，要求接到电信诈骗警情和群众报案，要第一时间录入信息，经初步审查后，一律立为刑事案件侦办，反诈骗中心实行24小时快速响应，开展资金查询止付。

网友纷纷留言，相信中国公安机关能破获绝大多数电信诈骗案。因此也有遗憾，认为如果早形成这样的“高压”态势，电信诈骗不可能这么猖獗。

有意思的是，公安部还有针对性地指出靠骗出名的“七大骗区”，其中福建占据两席。除名气更大的龙岩市新罗区适中镇一些诈骗分子以“网购退款”行骗外，就是诈骗徐玉玉一案6人团伙中的5人户籍地——泉州安溪。

实际上，安溪早就有了“电话诈骗之乡”的臭名。一个月前，笔者曾在《接PS艳照，法院院长凭啥汇52万？》一文中普及过相关知识：福建安溪不甘落后，也是有名的“电话诈骗之乡”，主要手段是冒充财政局、教育局或车管所工作人员，以“九年义务教育可退费”、“上大学可获补助”、“购车可退税”、“丧葬补贴”等理由，让受害人到银行ATM机上操作。可惜，家中没装宽带的徐玉玉未能看到这篇文章，否则也不会上当。

在此，笔者还是有必要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我从不搞地域歧视，说安溪是“电信诈骗之乡”并非由我首创。安溪被称作“电信诈骗之乡”是由来已久，与“网购诈骗之乡”龙岩市新罗区、“医骗之乡”莆田及此前被称作“假烟之乡”云霄县齐名，正规媒体的标题中早就纷纷突出安溪的“电信诈骗之乡”地位。《瞭望东方周刊》写道，安溪县直机关一位被抽调协助开展打击虚假短信诈骗专项行动的干部称“无论是在安溪境内发送虚假短信的密集度，还是分散到全国各地进行此类诈骗的安溪人，都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之最了，短信诈骗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安溪人的主要谋生手段。”

其次，安溪被称作“电信诈骗之乡”与安溪守法民众没有一毛钱关系。这种说法，只是指出该地从事电信诈骗的人很多，绝非说安溪人人从事电信诈骗。这就如泉州的“侨乡”，并非每家每户都是侨眷、侨属一样。而安溪的另一个别称“乌龙茶之乡”，也并非说安溪人人都生产乌龙茶。

笔者之所以认为当地政府和司法机关过于放纵电信诈骗分子，缘于一则新闻报道。27日新京报一篇题为《山东徐玉玉案告破:嫌犯家乡曾是“电信诈骗之乡”》的文章有这样一段内容：近年来，因制茶利润低，年轻一辈难抵诱惑，走上电信诈骗的犯罪道路，“让原本淳朴的茶都成了世人眼中的‘电骗之乡’”。报道称，目前，在册的1173名社区服刑人员中，有超过半数是电信诈骗类罪犯。

“社区服刑人员”是什么概念？是指适用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和剥夺政治权利五种刑罚方法或措施的人员。其依据考核奖惩情况对社区服刑人员按“三级四等”进行分级管理即：一级宽管、二级宽管、普管、严管。

笔者用简单的语言概括就是，安溪的这些电信诈骗类罪犯不用“蹲大牢”，而是可以过着与常人差异不大的生活。

一个不到100万人口的县，竟然有1173名社区服刑人员，与全国约70万社区服刑人员这个数字相比，安溪的比例约为全国的2.5倍。我不知道该县是否因监狱不够用才不得以而为之，还是另有隐情？

对比各省对诈骗罪的立案标准，福建省算是对诈骗犯罪较为宽容的省份。根据《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我省诈骗、盗窃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通知》（闽高法〔2013〕263号）文件规定“一、诈骗公私财物价值达五千元、十万元、五十万元的，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而北京市数额较大为三千元以上；数额巨大为五万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为二十万元以上；上海市数额较大为四千元以上；数额巨大为五万元以上；对个人诈骗数额在两千元以上不满四千元，单位诈骗在5万元以上满10万元的，且犯罪嫌疑人已经逮捕并审查起诉的案件，仍可追究刑事责任。

笔者以为，被抓获的电信诈骗案，一般案值都不会太低，而超过10万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就该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诈骗徐玉玉一案中虽涉案金额仅为9900元，但这6名嫌犯不大可能干的是“第一票”，只因他们此次点子太背，碰上一名过于贫困，且过于自责的准大学生，造成其离世的恶果。他们点子更背的是，这件事被弄到网上了，而且很快发酵，导致警方及电信运营商都“坐不住”了，必须给人民一个交代啊。因此才会迅速将嫌犯缉拿归案，预计另一名在逃嫌犯肯定也只有“自首”这一条路好走。

我就在想，这些电信诈骗案犯，不大可能仅骗一次就被抓，涉案金额应该都不会太小。比如贵州、湖南、广东三省公安机关此次集体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150人，就已有上万人受骗。而据中国银监会数据，2012年到2014年，因为电信和网络诈骗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达到100余亿元，而到了2015年，这一数字竟然达到了222亿元。初步统计显示，该犯罪形式自发现以来，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下千亿元。

可以这么说，从事电信诈骗的这些案犯，多数涉案金额会超过10万，都应该被判三年以上刑期，安溪的也不该例外。此外，因为安溪这些诈骗分子针对的“九年义务教育可退费”、“上大学可获补助”人群均为经济困难群体，一旦诈骗成功也就同时具备了“有其他严重情节”，因此即使诈骗金额刚刚超过5000元，也应被判处三年以上刑期，而不大有可能依法享受“社区服刑”的待遇。因此，笔者怀疑安溪这么多人在社区服刑而不用坐牢，有对诈骗犯罪分子放纵的嫌疑。而这种放纵，无疑是导致该县电信诈骗犯罪猖獗的重要原因之一。


                               福建电信诈骗之乡当地人:要怪就怪对岸台湾人

原文地址：“中国社会一起向钱看”创生的负智慧［100］作者：纽约14 年
最近，陈文辉等人“骗死山东女生”的事，让安溪人又多了一道下茶的小菜。只是聊到最后，他们都很愤慨：“就是这群‘老鼠屎’，坏了安溪一锅汤”。
愤慨的焦点，是安溪头上那顶“电信诈骗之乡”的帽子。
帽子由本县长坑乡和魁斗镇部分人亲手为他们戴上——
火爆时，这些人曾在一天之内向全国发出上百万条诈骗短信。2012年，有的村庄同时被抓走20人。该县政法委相关负责人就曾对媒体表示，光是魁斗镇就被查出3791位嫌疑人，长坑乡人口是魁斗镇的3倍，可能更多……
这是个令人惊叹的数据！
一个被诩为“中国茶都”的地方，何以能摘下“电信诈骗之乡”的帽子？8月28日，封面新闻记者深入安溪县长坑乡、魁斗镇进行了详细走访。
电信诈骗成致富手段，有人建楼买小车
长坑乡路边，新建的小楼房
“你到哪里？长坑乡啊？500元，不讲价！”
专营野的生意的许长顺（化名）从车窗内伸出5根手指头，一口咬定，安溪县城到长坑乡的村庄，低于500元不走，并且只送到村口。
“他们看见我把外地人往村里载，会不高兴的。”他解释。
对于外地人到安溪县长坑乡，这个有着10年野的从业经验的中年男人似乎已经摸出了门道，“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来谈茶叶生意的，你不像；另一种就是记者”。
他说他这些年拉了不少记者，都是去安溪县各个乡镇采访电信诈骗的。这次也不例外，“你是不是因为白濑乡那个人（陈文辉）来安溪的？这条新闻，安溪人都知道。”
从安溪县城到长坑乡，近60公里路程，车辆前行20多分钟便开始爬山。山路两旁，茶树绿得发亮，错落有致的田间点缀着具有典型闽南特色的民房。远远望去，美得像幅画。
但许长顺不这样认为。
在他眼里，这些看上去很美的茶田和闽南民房，并不能说明安溪人的生活有多富有和安逸。相反，“不少人活得战战兢兢”。
“要怪，就要怪对岸的那些人。”他伸手朝东南方向指了指。
东南方向，穿过海峡，是中国台湾。那里有着200万从安溪县过去的人。
“一开始，就是那些人搞电信诈骗，然后带着安溪的亲戚搞，再后来，安溪人自立门户，越搞越大。”他说，作为安溪本地土生土长的人，电信诈骗是怎么进入安溪的，本地人“清楚得很”。
长坑乡。
类似的话，封面新闻记者在安溪县其他地方采访时也听了不少。
一家做当地特色小吃的老板告诉记者，当年内地通讯行业并不发达，手机还不普及，但中国台湾已经很普及了，岛内的嫌疑人就带领安溪的亲戚，成立团伙，分工明确，先骗岛内的人，后来逐步扩到内地。再后来，慢慢延伸到全国，甚至国外。
“尤其以长坑乡和魁斗镇为多，有几年，公安进村里抓人，一抓就是一大批。”许长顺说。
楼房林立，部分村庄年抓20人
安溪县长坑街上，小楼房比比皆是。
曾经，安溪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而现在不一样了，安溪上演“山乡巨变”，已位居县域综合实力全国百强县第68位。
长坑乡南斗村，道路两旁，低矮的瓦房正被一幢幢新建的楼房淹没，一副小康景象。但许长顺说，这些楼房，有一部分是“靠电信诈骗建起来的，就是这些人心里战战兢兢”。
楼房前三三两两坐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和孩子。见有陌生人拍照，他们阻止。
封面新闻记者向他们打听村长家的地址，一位中年男子先上下打量了一番，又反复问干什么的，最后才不太情愿地说，往前走一公里再问。
再走，再问，遭遇好几个人异样的眼光后，才在路边一间很容易分辨的二层小楼处找到村长的家。
不过，他不在。
“现在基本没有了，我们天天都在搞宣传。”
接通电话后，村长先否定了村里还有人搞电信诈骗的说法，“防止电信诈骗是我们的重点工作，力度很大”。
对于“基本没有”的“基本”二字，他沉默了几秒，说2012年以前确实有，当年公安来村里，“一口气抓走了10多人，有的已经放出来了，有的还在坐牢”。
从南斗村出来，前往月眉村，一路上，也能见着不少正在修建的楼房，茶田内有人正在采摘。但问起“电信诈骗”的事，他们脸色一变，不愿多说。
村长陈金河对封面新闻记者说，他于去年当选，走马上任的第一天，接到的工作就是去村里做打击电信诈骗的宣传。“具体抓了好多人我不太清楚，但是这么多年来，全村4300多人，估计有30个进（监狱）去的。”
福春村的建设则不如南斗村和月眉村，多是小瓦房，村长大方承认，村内的确有不法之徒利用山区隐蔽的环境搞电信诈骗，2012年，有公安到村内抓人，同一时间就抓走20多人，还缴获不少天线和发射器。
珊屏村村长刘腾树则向记者反复强调，“现在没有了，现在都在认真种茶叶，金盆洗手了”。问及村里有多少人因搞电信诈骗被抓，他欲言又止，不太情愿地说，“七八个吧”。而搞电信诈骗的原因，是“近几年茶叶价格普遍下降，从2007年起，一年不如一年，有些年轻人就走上歧途了”。
日发诈骗短信100万条，曾出现排队取钱的“繁荣”
上述4位村长向记者提供的数据，许长顺并不同意。
他说，2004年至2012年这七八年，是安溪县电信诈骗的高峰。这些诈骗比较典型有几种，一是“中奖了”、二是“猜猜我是谁”，还有一种就是“购买六合彩特码”。
“我表哥，安溪县本地人，还不是被‘猜猜我是谁’骗了。”
他说，他表哥在县城做蔬菜生意，2008年接到一个“老同学”电话，对方称刚从内蒙回来，正在厦门来安溪的路上，想与他见一面。口音是地道的福建泉州口音，表哥还兴奋地张罗着晚上请客，结果“老同学”在快到安溪县城的高速路上“出了车祸”，请表哥转7000元现金过去救急……并且，表哥还真汇款了。
“我也接到过很多电话嘛，但是我从来不信，我说你先打100元话费给我。”许长顺说，5、6年前，作为安溪本地人，他平均每两天至少也要接到一条“中奖”的短信。
此前，媒体曾公开报道，福建安溪县内有一段时间，平均每天往外发出的电话短讯超过100万次，设在魁斗镇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曾是“全亚洲最繁忙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安溪县移动公司曾数次对这里的通信基站进行扩容，但还是难以满足通信需要。
茶山脚下，典型的闽南居民正逐渐被小楼房替代。
在魁斗镇和长坑乡的银行，也曾一度出现排队取钱的“繁荣”景象，安溪县相关部门甚至对取钱行为进行控制，全县17个银行自动柜员机被勒令暂停使用，其余的18个全部安装了高分辨率的摄像头。
安溪县政法委相关负责人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便介绍，魁斗镇曾被排查出可疑人员3791名，而人口比魁斗镇多了3倍的长坑乡，其可疑人员无疑就不止这个数。
8月28日，封面新闻记者致电安溪县移动公司了解近两年来的情况以及一部手机每日可发的诈骗短信数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没有作过统计，不太清楚情况。
而媒体公开报道的数据则显示，2013年3月，与安溪县同属于福建泉州市的南安市公安抓获犯罪分子承认，他们的手机一秒钟可发2条短信，一天24小时可发17万条短信。
“哎，搞什么诈骗嘛，我最反感这种人，挣多挣少都是生活，犯法肯定是逃不掉的。”对于白濑乡陈文辉等人诈骗山东女生徐玉玉一事，许长顺感慨地说。
屡犯屡抓，菜口袋都印上“打击电骗”
除了种茶之外，部分长坑乡人以做面线为生。
10余年来，电信诈骗屡禁不止。来自公安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电信诈骗发案达40余万起。2013年，北京因通讯信息诈骗犯罪导致群众经济损失13亿元，浙江近8亿元，上海为5亿元，重庆为3亿元，天津为1.8亿元，长沙为1.16亿元。
尽管这些数据并未说明福建安溪县涉案的比重，但安溪“电信诈骗之乡”的帽子却被扣得死死的。
为了摆脱这顶帽子，安溪县也曾想了很多办法。
来自安溪普法网的由安溪县依法治县办于2013年05月发布的一条信息便显示，为了全面遏制电信诈骗犯罪，安溪县长期举办各种打击电信诈骗法制学习班、各乡镇综治办还与重点管控对象签订自觉学习打击电信诈骗法律法规知识，乡镇司法所也会同综治、公安、文化、驻村工作者，组成法制宣传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宣传。
封面新闻记者想就近两年来打击电信诈骗的情况，采访安溪县相关部门，但由于是周末，未能联系上。
不过，今年4月26日，安溪县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反诈骗中心。政府发布的消息显示，该中心由公安、银行机构、通信运营公司合署办公，形成从接处警到涉案资金拦截、涉案号码封停、案件查证打击一体化，最大限度地挤压电信诈骗的犯罪空间。中心下设案件处置室、金融防控室、通信防控室、研判打击室，人员由公安，银行、通讯等部门派员组成，实行24小时常态化工作模式。
而在珊屏村，村长刘腾树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也拿出一根红色的买菜的口袋说，这是乡上出资印刷的口袋，每周一次，在村里的市场上免费分发，“做了很多打击和防范的工作”。
口袋上，赫然印着“打击电信诈骗、构建平安长坑、共享美好家园”的字样。
珊屏村长向封面新闻记者介绍情况。
“除了派发宣传册外、张贴标语，我们村也成立了一个老年协会，每隔2天，请老年人到挨家挨户看看，有哪些年轻人不在家，干什么去了。如果离开家了，我们要联系他们，还要向乡上汇报。”月眉村村长陈金河补充道。
不过，在安溪县城和魁斗镇、长坑乡以及“骗死女生”头号嫌犯陈文辉家所在的白濑乡街道上，封面新闻记者却并未看到网上说的“满街都是打击电信诈骗的标语”。
对此，珊屏村长刘腾树解释，“发下去了”。

       原来电信诈骗案是可以破案的！

                来源：海甲发布在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来源：南方都市报

8月26日，准大学生徐玉玉遭电信诈骗后猝死一案，成功告破，主要犯罪嫌疑人郑某某等3人被抓获归案，对于其他犯罪嫌疑人，公安部发布了A级通缉令。

电信诈骗的泛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似乎已经对电信诈骗麻木了，对个人信息被广泛泄露麻木了。直到徐玉玉的死，让人们明白：电信诈骗不仅是侵财犯罪，更可能是“人命案”。

这次“徐玉玉之死”之所以影响巨大，是公民对于个人信息被长期泄露的恐惧的集中爆发。骗子在电话中能准确地说出你的身份证号码、刚买过的机票民航班次、你办过的信用卡号码，不由得你不上当，更何况很多受骗对象是信息相对闭塞的弱势群体。

目前，“大数据”的应用谈得很多，对于大数据的学理批判、文化批判，也谈得很多，资本操纵信息、“老大哥时代”、美剧《疑犯追踪》(PERSO NO FINTEREST)来临，等等，但是，这些和中国现实总隔着一层靴子底。

我们的信息到底是从哪里泄露出去的？是黑客，还是怀着野心的商业帝国？事实上，答案远没有这么高大上，很多时候，信息是被“小职员”“内部人”出卖的！

今年，上海浦东法院判决过一起银行职工非法倒卖个人信息案，上海某银行经理杨某利用职务之便，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央行的信用报告库里下载了1万多份公民的征信报告，对外出售，很多征信报告流到了电信骗子手里。

在2015年6月至8月间，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酒仙桥派出所保安队队长，私自登录“公安部人口管理系统”，借此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4000余条，对外出售。

前几天的“王宝强离婚风波”又引爆了明星航班信息、证件信息在网上公开兜售的事：宁泽涛身份证号70元、护照信息50元……有媒体报道直指“中航信”，之前马蓉、宋喆两人航班信息被曝光时，显示的就是一张中航信E T E R M系统(俗称“黑屏系统”)的照片。这个掌握着无数核心个人数据的“黑屏系统”，居然是可以公开出租的，最低300元每月即可接入。

这是一个让人尴尬的事实，政府、民航、教育、金融、医疗等公权部门(准公权部门)，事无巨细地掌握了天量的公民个人信息，但是，相关保护远远没有跟上，甚至在系统内部根本就没设防火墙。只要你是“内部人”，不需要有业务上的特定需求，不需要有特别授权，你叫一声“芝麻开门”，数以亿计的不特定人群的个人隐私信息，就这样“裸奔”在你面前。

比如，前述的上海某银行经理，在央行的信用报告库里下载1万多份征信报告，远远超过了一个营业部的需要量，但无论是银行还是央行，都没能主动发现这个问题。再比如，个别警察甚至保安员都可以通过“公安部人口管理系统”出卖公民个人信息牟利。

按理说，查阅公民的个人信息、征信报告，应该根据案情、业务“一事一授权”，做到步步留痕、事后可追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对内部人“敞开供应”，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很难保证“内部人”不会借此谋私敛财。

在现代社会中，公民的个人信息其实和货币一样都是财富。很多机构对现金管理非常严格，但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管理却几乎不设保护措施，“内部人”可以肆无忌惮复制公民信息。于是，在很多人印象中本该安全地躺在教育、银行等机构中的信息，却彻底裸奔在了电信骗子的面前。

其实，2009年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已正式入刑，当时《刑法》规定：金融、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公民个人信息出售，就可能构成犯罪。显然，核心问题是怎么才算“违反国家规定”？这个罪名在当时就被认为缺乏必要的行业规范、技术规范作为基础。而当时《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工作就被提上了议程，但是，如今7年过去了，法律还没出台，以致如今“内部人”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问题愈演愈烈。

希望徐玉玉的死，能促进这部法律的出台，公民有权免于信息被泄露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