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笛：台湾“大选”中有群忧郁的深蓝选民： 投票给烂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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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笛：台湾“大选”中有群忧郁的深蓝选民

2016-01-14 08:05:28

在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着无处安放的陌生乡愁。——题记

蔡英文肯定会犯错

“‘总统票’我会投给蔡英文。”张先生认真而又平和地说。

张先生具有典型的外省家庭背景：父亲是苏州人，母亲是上海人，内战后期逃难来台。退休之前，他长期做着和大陆事务相关的工作，深受国民党器重，在两岸开启全面交往前，就已经对大陆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退休之后虽然以青灯古佛为志趣，但生活佐料中仍然少不了对家国天下的关切。他时常将大陆和台湾作对比，对台湾的未来有着深深的忧虑。

“现在大陆的很多建设，都是三十年前就定好的，”谈及大陆，张先生两眼放光，“大陆的科学家好厉害，能够坚持那么多年攻关做一件事情，决策者也有长远眼光，有耐心，这个在台湾已经做不到了。”

对于他而言，台湾已经是一处“鬼岛”，绿营将台湾搞得天翻地覆，儿子打老子，学生搞“文革”，台湾的伦理纲常和社会的良好秩序，正在被腐蚀和破坏。

“现在是习总统一最好的时候，”张先生坚定地说，“台湾经济这么弱，政治这么乱，大陆又那么强，习总那么有魄力，此时统一，我们这辈人是双手赞成的，不要错过这个时机。”

至于为什么要投票给蔡英文，张先生故作神秘：“我觉得国民党在下一盘棋，因为它知道自己赢不了，于是干脆将蔡英文拱上去，蔡英文肯定搞不好台湾经济，到时候还会求大陆。‘习马会’先例已开，她肯定能和习总谈，可是能谈什么呢，无非就是统一了，这个事情国民党是不能做的，做了就是‘卖台’，会被台湾抛弃。所以莫不如顺水推舟，让蔡英文做第一届‘特首’，所以我要投蔡英文！”

深蓝族群在这样的造势游行中，往往最充满热情

新党志工李伯也有类似的想法。作为金门人，他对民进党有着骨子里的不信任，却依然“固执”地投票给蔡英文：“投给蔡英文，是因为我知道蔡英文上台肯定会犯错的，这样大陆就有理由进攻台湾，实现统一，到时候金门第一个投诚！”

张先生和李伯的惊奇想法不是个案，而是反映了一个群体的偏好，这个群体曾参与和见证了脚下这块土地的经济奇迹，是国民党在此地六十多年合法性的基石，但却在最应该被歌颂和尊敬的时候，被现在的主流社会排挤，被信赖的政党反复政治消费。在多年的含泪投票、投赌气票和废票后，他们最终失去了主心骨，变得无所适从，进而想通过这种病态的方式“报复台湾”。

在五彩缤纷的台湾政治光谱中，这个群体有一种共同的颜色——深蓝。

“我不觉得这么想很好，这脱离实际。”家住台北的孙先生觉得深蓝还是应该有所作为。

二战时期，孙先生的父亲参加了中国远征军，担任孙立人将军的英文翻译，后随国民党迁移来台。传统中国军人的风骨深刻影响了孙先生的人生价值，现在的他提笔鏖战在台湾混乱的舆论场，已经是一名资深的媒体人。

“我看不起国民党，也看不起台湾，”孙先生说道，“我并不恨，只是看不起，看不起国民党的官僚和肮脏，看不起台湾人的坐井观天，台湾没有准备，也没有能力去影响大陆，却仍然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虽然孙先生还没有决定心仪的“总统”人选，但“政党票”已经确定投给以“正蓝旗”自居的新党。

“蓝营其实很危险，我希望新党能够获得5%以上的得票率，让深蓝在‘立法院’中有自己的声音。”

孙先生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据《苹果日报》的民调显示，新党的支持率仅有3.8%，这意味着新党能拿到政党补助款，却不能进入“立法院”。

 

“我们还需要动员那些不愿意去投票的蓝军。”满面倦容的孙先生，瞬时神采奕奕。

我们是蝙蝠

在台湾，外省和深蓝有一种天然的联想，除了已经被绿营奉为神明的郑南榕等少数外省人，外省的颜色往往蓝得如大海般深邃。早期的台湾，族群对抗并没有那么明显，也没有所谓的蓝绿之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李登辉出于个人私利，放任台湾本土意识的无限膨胀，国民党当局由台湾的光复者，逐渐变成了耀武扬威的殖民者，随蒋介石来台的外省族群被划归为欺压本省族群的权贵，谈统一也变成了政治上的不正确，泛统言论被有针对性地排挤出舆论空间中。几年前一位在博物馆做志工的阿嬷，因为说自己是“中国人”，而被别有用心的记者上传youtube，被成千上万的网络乡民进行舆论霸凌。

“我还记得这样一个故事，”孙先生的女儿小诗回忆道，“那时候我们家还在台中，有一次我爷爷打的士，那个时候台湾的士有两种计价方式，一是用计价器，二是看价位表。我爷爷只是问了下司机怎么计价，就被司机骂是‘大陆狗’，爷爷气得手一直在抖。”

美国布朗大学的Varshney曾发表文章指出，公民社会并不一定能够消解冲突，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带来冲突。他以印度为案例，认为如果各族群只发展各自内部的社会网络，忽视族群之间的网络，族群内公民社会的发达反而会导致族群之间的矛盾加深。发达族群内的公民社会也会为暴力行为提供动员基础。

近年来，台湾的“公民”异常的忙碌。

在一个并不友善的环境中，深蓝或是沉默，或是随着在地时间的增加而拥抱本土价值，深蓝族群被渐渐边缘化。

“我们这辈人有一种原罪，”孙先生惆怅地说道，“我们没有享受到什么特权，却又要为马英九背负十字架。”

有原罪的并不只是孙先生，虽然很勉强，但孙先生的父亲早年还是支持了李登辉，因为在孙爷爷看来，外省人欠本省人太多，也许需要一个本省人来当“总统”。

“但是他后来发现李登辉欺骗了所有人，他也开始变得消沉，”小诗说，“有一天，他突然拉着我的手问我，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我很害怕，轻声试探说台湾人，他暴跳如雷，大声对我说，记住，你是中国人！”

孙爷爷在大约十年前去世，留下孙家不能投民进党的家训，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孙先生没有张先生那份洒脱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大陆，大家把我当作台湾人，但在我生活的台湾，我却又不是台湾人。”孙先生感慨道。

伊索寓言中，蝙蝠徘徊鸟兽之间，无所归属。台湾著名作家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中，以蝙蝠类比眷村子弟，揭示了他们被中国和台湾“双驱逐”的生存状况。

“我就是蝙蝠。”孙先生苦笑道，他突然有点怀念眷村无忧无虑的生活，和在一起玩闹的本省伙伴了。

对于上一辈深蓝来说，只想给子孙留个清明的台湾

“台湾有民粹，没民主”

番薯与芋头，是曾经对外省人和本省人的贬义称呼。虽然为外省人，但张先生和孙先生都和本省姑娘成了家，台湾也有了番薯和芋头结合在一起的新一代台湾人。

“我爸爸从不会给我灌输什么政治立场，”张先生的女儿小仪说，“但家庭环境还是有影响，我承认我是‘天然独’，但我对民进党也是天然的恐惧和反感。”

小仪对政治没有什么大的期许，两年前的“九合一”选举，当时还是首投的她，放弃了投票的机会，这一次，她也依然不会去投票。

“不过我会投‘立委’，给国民党。”小仪觉得这样理所应当。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塑造其成员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过程，而家庭是重要的社会媒介。深蓝家庭的原罪，无论多少，往往会被代代相传，变成诅咒。

“我不希望我的儿女背负我们的包袱，”孙先生动情地说，“我希望他们知足常乐，平平安安，但受爷爷和整个家庭氛围的影响，小诗最后还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在一个天然独的世代里，他的女儿小诗俨然成为了一个异类，她为张亚中、赵春山这样有深蓝取向的大咖工作，将自己对绿营的鄙视毫无顾忌地表现在言谈举止中，而这一切对她而言顺理成章，面对可能的孤立和排挤，她并不感到任何的后悔。

她其实并不孤单，至少在这个圈子内，还有如王炳忠和侯汉廷那样的青年，接手了父辈的旗帜。

“大陆学台湾民主会学坏的，台湾有民粹，没民主”，小诗忿忿地说。

尾声

2016年，台湾又走入了一个四年的循环，“选举症候群”的阴影弥散在蓝营的心坎间，挥之不去。张先生依旧每天虔诚地听经诵经，佛祖的教诲，让他有了更随和的性情，也填补了他心中失去的空间。孙先生仍然在奋笔疾书，在波云诡谲的选战中，为新党摇旗呐喊，做着他认为正确的事情。

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身份，对心中那份不知所以的乡愁手足无措。至少在此刻，他们还能真实地感受到脚下土地的敦厚，他们和众多的父亲一样，肩扛着这个名为社会的大厦，努力为自己的儿女争取一个空间，一个能够做出他们自己选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