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合报》22日发表评论文章，内容摘编如下：历史无法倒带，发生的事不能抹掉重来。但如果十天前国民党考纪会给王金平的惩处是“申诫”，而不是“撤销党籍”，今天台湾的政治局面会不会大不相同，也许值得大家思考。
“如果是申诫”这个命题，放在现实政治中，当然已经过时，也难以改变现状。但是，借由这样的回顾和推演，也许更能让人们看到台湾政治的吊诡、多变和无常，也许能提醒政治人物学习审时度势，作出进退合度、有益大局的选择；同时，也许有助于社会大众用比较平和的态度看待今天的僵局。
国民党对党员的党纪惩处，有四个等级，依轻重顺序分别为：申诫、停权、撤销党籍、开除党籍四种。对王金平而言，前两种处分，不会危及他的不分区“立委”身分，自然也不会影响他的“院长”身分，只是颜面上较不光彩。亦即，若考纪会对王金平祭出“申诫”或“停权”，王金平的“议长”大位仍在，他应不致大动作反扑；而如此一来，王金平的声誉和威望因关说案受损，他也许更能接受党中央节制，配合马当局的步调行事，以争取下届继续保有蓝营不分区“立委”的地位。
是不是应从轻采申诫或停权，当然也与王金平在关说案中的角色与情节有关。王金平为民进党总召柯建铭关说是事实，且是关说司法既遂；但以台湾社会的法治观念，一般民众显不了解“关说”与“司法关说”之别，也因其中其间涉及的“利益交换”并不显著，许多人认为王金平的情节并未严重到要拔掉其“院长”职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马英九突下重手，反而使他的天平显得失衡。
进一步看，以台湾政治“凡事反弹”的惯性，若王金平仅受申诫处分，反对党、媒体或名嘴必定对国民党的“轻轻放下”感到不满，从而批评马英九“包庇”、“放纵”党员关说，甚至要求国民党给予王金平更严厉的处分。如此一来，今天民调春风得意上升至六成多的人，绝不是王金平；而那些打算上街抗议的民间团体所打出来的口号，也势必是另一番景象。
问题是，马英九既不懂“逆向操作”或“欲擒故纵”的原理，也忘了掂掂双方的人脉斤两，他甚至没有摸清自己的“宪政”进路和司法退路，即贸然宣布挥师伐王。马英九的失策，在于太过急切，未留给这个议题“发酵”的空间和时间，未让民众对此事有充份的思考和讨论，便向考纪会发出须给予“撤销党籍以上”之惩处的指令，也暴露了他必欲拔除王金平议长职务的意图。正因莽撞出手，一刀下去没有斩断乱麻，却不敌王金平“菩萨”和“逆增上缘”的天蚕神功，最后落得“违宪”及“政治斗争”的罪名，令人扼腕。
我们一直不愿将此事称为“政治斗争”，主要就在我们关切的不是谁胜谁负，而是台岛的体制能否顺利运作，社会的是非价值能否准确定位。马英九抢先出手，却将政局导入倾斜之境，他当然必须负起收拾的责任。尤令人遗憾的是，如果不贪功躁进，马英九除能对关说案作出适当处置，更有机会在法制上及观念上使“反关说”向前迈进一大步，让台湾地区的民主法治更上层楼；然而，他“吃紧弄破碗”，不仅人没办成，社会对关说及司法正义的认知更呈现大倒退，这才是最令人遗憾的事。
多年的蓝绿对峙，已让台湾政经各方面日渐耗弱；而此案不仅牵动蓝军的内讧，更连带拉扯台湾社会的价值座标，使得民主、法治、人情、是非的轴线全部跟着位移，使台湾社会陷入更大的混乱和险峻。面对此一形势，除了坐等司法程序对王金平“议长”职位的裁定，马英九也应该寻求各方的力量设法纾解，不可使政局陷于硝烟，这是他身为台湾地区领导人无可逃避的责任和义务。
如果当初国民党给予王金平申诫处分，今天马英九的处境会不会截然不同？这个答案，要由民众自己去解答。一如我们上文所述，台湾的政治有一种“相对主义”式的逆反倾向，社会对于是非的判断有一种传统人情的黏着；这些，都让台湾民主多了几分吊诡和浊度，这也正是马英九缺乏掌握的变数。他想追寻一条直线的是非，却失落在曲折的人情与暧昧的政治迷宫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