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慰安妇：六十年的悲喜生涯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台湾由日本帝国的南进据点升级为南进基地。作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不仅要开始后勤补给，而且因为距离南太平洋近这一地理 原因，也成为当时慰安妇的转运及供应地。自1992年开始，台湾妇援会开始确认台籍慰安妇名单，奔走日韩收集史料，并踏上了对日求偿的漫长征途。
1998年夏天，赖采儿在美国密歇根州的一张报纸上看到一则有关台湾慰安妇的新闻后，脑中掠过一个念头：我能为她们做些什么？她没想到，自己在两年后会参与到台湾慰安妇的议题表述，而这一工作持续了长达10年。
2000年，赖采儿正式参与这一工作时，“统计在册的台湾慰安妇的人数为42名。”而日前，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以下简称妇援会）工作人员告诉《凤凰周刊》记者：“截至2010年7月，只剩下15位阿嬷还健在，平均年龄超过87岁。2010年上半年又有三位已经往生。”
对于年事已高的15位台籍慰安妇来说，她们有很大可能会在未来的5到10年内全部凋零，但赖采儿对她们在有生之年获得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赔偿持悲观态度。
据 赖采儿介绍，近两年来，受害各国于每年举办的连带会议中，对于日本政府和日本国会的要求，始终没有改变：1、对于日军慰安妇问题，为实现认定事实、公开谢 罪、依法赔偿，日本国会应早日制定特别法，在受害者有生之年内实现谢罪、赔偿；2、要求日本政府应为防止日军慰安妇相似的犯罪，在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正确记 录史实，教育现在和未来的年轻一代。
“种种对日本政府的公开呼吁、要求，始终未能得到日本的响应。”赖采儿说。
1992年的三封电报
1991年底，《联合报》连载四五十年前日军征召韩国妇女当慰安妇的故事，王清峰曾看过一两篇。当时她就有预感，在同样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这种妇女被糟蹋的事情一定也会有。
王清峰彼时的主要工作是律师，又是妇援会的董事长，平时的工作量已经超负荷，于是“心一横，眼睛不见为净，就当没这回事”。3个月后，在日本发现的三封电报让王清峰的眼睛不得不再度聚焦台湾慰安妇这一群体。
1992 年2月，日本众议院前议员伊东秀子在日本防卫厅研究所图书馆发现三通电报，内容是昭和17年(1942) 3月12日，日本的台湾军司令官应其南方总军之要求，征召50名“慰安土人”（台湾人）到婆罗洲沙捞越(Sarawak of Borneo)服务，请求日本陆军部核发渡航证。这三通电报证实了二战期间确有台湾妇女被送到日本前线军队做慰安妇。
记者的电话也马上打到王清峰的耳边：“妇援会准备怎么做？”
王清峰终于在1992年3月12日迈出了第一步：设立申诉电话、公布妇援会地址、接受申诉并进行田野调查。此后半年间，妇援会接受的个案申诉电话人数约有90余名，经访问确认了共60名慰安妇。
台籍慰安妇人员名单的确认，成为台湾民间开展对日求偿运动的基础。之后，王清峰踏上了奔走日韩收集史料、带着慰安妇阿嬷们到日本打官司的漫长征途。不过她当时想不到，18年后，她们仍然无法得到来自日本的道歉与赔偿。
慰安所的诞生
作 为中国割让给日本的殖民地，台湾在二战期间一直给予日本战事巨大支持。同时日本在台湾海峡西岸的防卫力量也一直吃重。军人驻防多的地区，相应也会设置更多 的日军慰安所：在台湾本岛，沿太平洋海岸仅花莲一地曾设置慰安所，而在面临中国大陆的海岸沿线，北到基隆南至屏东，共有9个县市曾设置有慰安所。
朱德兰用“翩飞的蝴蝶”形容台湾慰安妇的青年时代，用“凋落的枯叶”来看待她们的现状。作为妇援会慰安妇“口述历史”计划的主持人，朱德兰所做的工作涵盖了台湾慰安妇被征召到战后疗愈的每个细节。
在 朱德兰看来，日本军部考虑设置慰安所的原因之一，是怕私下的性行为导致性病蔓延，从而影响日军战斗力。早于1918年日本出兵进攻西伯利亚时，就曾面临过 这种性病蔓延的景况。当时日军派遣7.2万名军人前往西伯利亚，患有性病者却高达1.8万余人，其中2000多人更是重病患者，而一场战争下来阵亡者也不 过3400余人。在保持军力、防止性病蔓延的前提下，日军遂设置了由军中管理的“慰安所”。
日本是国际联盟签订禁止买卖妇女儿童条约的签署国。但到了1921年，国际联盟又在第14条规定中补充，“签署国可以宣称有不适用的情况。”当时的日本政府则将这一条款使用在殖民地朝鲜和台湾地区，为这两个地方日后成为日军慰安妇的重灾区埋下了种子。
据朱德兰的推估，二战期间被日本人强征的慰安妇人数，朝鲜人有十余万，日本人有两万，中国内地超过20万人，台湾岛则至少有1200人。
台籍慰安妇工作的慰安所主要分为三种：军营式、食堂酒店式和高级军官俱乐部。军营式慰安所开设在军营内，以木板隔间临时搭建，为所有军人提供纯粹的性服务；食堂式是先端菜陪酒，再做慰安；而军官俱乐部则有豪华餐厅、会议室与卧房，招待对象仅限日本军官。
令人惊讶的是，日本在战后初期还曾在本土设置过慰安所。当时日本的内务省和大藏省共同建立了“特殊慰安施设协会”，以便向当时进驻日本的盟国部队提供慰安妇，借此阻止盟军随便侮辱日本平民妇女。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台湾由日本帝国的南进据点升级为南进基地。台湾不仅开始发挥强大的后勤补给作用，而且因为距离南太平洋更近，交通运输便利，所以也成为慰安妇的转运中心及供应地。
慰安妇在台湾被征召送往慰安所时，时常以军事物资的“子弹一箱”作为代称，而战时甚至有日本军医将慰安所称为“卫生的公共厕所”。
日 军士兵战斗归来后，会带着军队发给他们的安全套跑向慰安所。所谓的慰安所，只是日军临时搭建起来的简陋房屋，用一张草席遮挡里外。军人们在草席前排队等 待，对着席子大声说：“麻烦您了！”然后低头进门。等到结束出来后，再朝着草席低头说：“谢谢！”下一个要进去的人接着马上说：“拜托您了！”再进去。
有的慰安所人气太旺，所以规定一个人从进屋到出来的时间，不能超过30分钟。有时在房里的日本兵稍微超过一点时间，马上会被后面排队的人骂：“帝国的军人不要那么磨磨蹭蹭，如果敌机攻来你怎么办？！”
妇援会截至1992年6月30日的调查记录显示，台湾慰安妇的每日慰安次数从三至二十余次不等，其中以一晚得60支牌即60次为所发现的最高次数。
台湾慰安妇的战后命运
1927年，太鲁阁族的林沈中出生在台湾花莲秀林乡的Mukibo部落。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台湾成为日军西进大陆的重要补给地。林沈中的部落成了日本军队存放货物的仓库。家中三个哥哥全被征召赴南洋作战后，家中只剩下林沈中和父母、祖父母几人。
二战期间的台湾原住民部落相对驯化，对警察相当敬畏，而对“警察大人的要求”也无不应从。林沈中成为这种应从的牺牲品，尽管当时距离日本战败只剩下8个月。
1944年12月的一天，当地派出所主管带着一个军人到林家对她爸妈说，要让林沈中“到军队里洗衣服、缝补军衣，每天工作时间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部队供应午餐，没有假日，但有事可以请假，月薪10圆”。林家无人敢反对。
然而，一个月后，林沈中和一同被征召做工的女孩迎来的命运却是在山洞中被日军凌辱，“返回休息所后，没有人不低头落泪。”
林 沈中每天晚上平均要接待一到三人。不像其他慰安所的女孩们，她们没有领到保险套。营区的军医则要求她们“万一月经没来，就要告诉他”，然后让她们吃一种感 觉很恶心的药，但从未替她们做过身体检查。在营区期间，林沈中怀孕三次，每次都在不知情的状况下继续被带进山洞，在大量流血之后流产。
1945 年8月，大部分日本军人已撤离花莲秀林乡，只有少数人还留在营区。但当时林沈中所在部落的多数人不知道日军已经战败，更不知道留下来的日军是在等船只遣送 回国。这些留待遣返的日军每天晚上还是用车将原住民妇女载到营区，要她们陪酒并唱歌跳舞助兴。玩乐之后，日军带她们到一间茅草房，“房里铺了一排排木板 床”，在没有隔间的大通铺里，军人一对一地带着女人玩起“性派对”。“我不记得欺负我的人渣的长相，但记得他们酒后居然还讲出这种话：‘日本没有打输战 争，是战争结束了，50年后，我们还会再回台湾。’”
直到1946年春日军完全撤离后，林沈中才有机会重新开始她的生活。
她 经历了四段婚姻，除了一次因丈夫早逝，其余三次都以离婚告终。“对原住民来说，失去贞操是非常严重的事，我不敢告诉族人。我这辈子结过四次婚，因为过去的 阴影，到最后都是破碎的结局。现在只剩我一个人和缠绕我半世纪挥不去的梦魇。我常想，从成为慰安妇那一天起，我的生命似乎就已经结束了。”林沈中说。
和林沈中一样，绝大多数慰安妇在二战期间及战后普遍存在的害怕、痛苦、忧愁、寂寞、反抗等心理状况，最终都变成了“消极地认命或顺从”。
侥 幸返回台湾后，她们多以替人洗衣、煮饭、打扫、做手工为生。婚姻状况大多不稳定或不美满。有的人虽然结婚，但却多年承受邻居街坊流言蜚语的中伤，以致不是 被丈夫毒打就是再度离婚；有较稳定婚姻关系的，有的是因为配偶贫困，认为娶慰安妇“省钱”、“可成家”，婚后又因为彼此的包容、疼惜而有幸福。不孕，成为 慰安妇阿嬷们普遍的身体状况。她们家庭中的孩子，也多为抱养。
经历过非人的磨难，这些女子大多还在盛年就成为虔诚的 基督徒或佛教徒，希冀能依赖宗教信仰来原谅自己过去的“罪恶”。妇援会工作人员告诉《凤凰周刊》记者，早年在进行田野调查时，有的阿嬷因为家庭的压力等因 素中途撤诉，“当然也有可能有的慰安妇阿嬷选择永远忘记身心伤痛，再不对任何人提起自己非人的遭遇。”
林的勇敢令她成为慰安妇中的例外。1992年挺身而出，林沈中踏上了向日本求偿之路。
“相较其他地区，台籍慰安妇的抗议动作的确晚了些。”人权律师王清峰表示，“主要原因是日本人撤军时销毁了很多二战史料，相关证据缺乏。而比起韩国，台籍慰安妇更羞于谈论自己的遭遇。”
对日求偿路漫漫
1996年12月11日，台湾150位（占立委总人数92％）立法委员联名致函日本首相及参、众议院，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尽速制定特别法，解决慰安妇问题，且由跨党派立委亲自赴日拜会及游说日本国会议员，但最终未得到响应。
1999年7月14日，王清峰与台、日声援民众及9位台籍慰安妇阿嬷，亲自前往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递状，首次提出“台湾慰安妇要求日本政府国家赔偿”诉讼案，要求日本政府正式向受害人道歉及赔偿每人300万元新台币。
日本政府逃避战争责任，同样激起日本民间人权运动者的不平声浪。2000年的“东京大审”，成为台籍慰安妇对日求偿活动中的标志性事件。
这一年，日本民间团体“战争中受暴力侵犯妇女保护组织”在东京发起“2000年女性国际战争法庭”（简称“2000年东京大审”），准备以虚拟审判的方式针对此慰安妇议题进行审判，以求在今后的法庭审判中对日本官方施压。
来 自台湾、中国大陆、韩国、朝鲜、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荷兰等国慰安妇受害者及支持团体近2000人参与此活动。这场女性审判法庭以民间审判法庭的组织方 式，运用与国际法庭相同的学理方法，参与法庭审判者包括4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团、两名检察长、多位历史学者、75名受害者（慰安妇），及两名日军。各国受害 者出庭陈述当年受日军非人道对待和凌虐后，2名坦承参与日军暴行的日本军人给出证词。最终审判结果是：裕仁天皇、几名军事将领和设立发展慰安妇制度的日本 政府，因违反国际人道法而被判有罪。
因为这个结果，妇援会和台籍慰安妇们一度曾对对日求偿的结果很乐观。但接下来5 年内在日本举行的三次审判，结果令她们失望：2002年10月15日，东京地院一审宣判，妇援会与台籍慰安妇群体败诉；2004年2月9日，东京高院二审 宣判，再度败诉；2005年2月25日，东京最高法院宣判败诉定谳——这意味着，通过民间在日本提起诉讼并得到日本政府的赔偿与道歉，已经不可能实现。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2008年与慰安妇阿嬷们茶叙时也表示：“（对日）求偿部分，诉讼已经终结了，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之下，国际社会通过政府对日施压的措施近年来呈上升趋势。
继 2007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负起慰安妇议题的责任且向受害者正式道歉后，荷兰国会、加拿大国会和欧洲议会也相继展开相同行动。2008年 11月11日台湾“立法院”也通过“要求日本尽速解决慰安妇问题、赔偿受害者、负起战争罪责、恢复受害者名誉”的决议文，成为全球第6个通过决议文的国家 和地区。
即使如此，“慰安妇阿嬷们几乎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得到赔偿和道歉”仍是大家默认的共识。
日 军在1945年撤离台湾时已经销毁了很多相关史料，慰安妇存在的物证已呈缺失状态，而还活着的15位高龄慰安妇阿嬷，则成为硕果仅存的人证。一旦她们往 生，则道歉没有对象，赔偿金也没有接受人。死无对证的局面，或许正是日本官方在对此议题一直回避的过程中，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心理疗愈
“用一张纸来表达你现在的情绪。”这是艺术治疗工作坊的主持人林惠爱给慰安妇阿嬷们设置的一个题目。
一位慰安妇阿嬷把纸团成一团，说：“我的心纠结。”
2002年开始，妇援会工作人员尝试针对慰安妇阿嬷开设“疗愈工作坊”，将美术、戏剧、瑜伽、摄影、与心理师对谈等活动加入其中，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这群平均年龄80多岁的阿嬷们，在经历生命的创痛后能够逐步放下从前的苦痛。
林惠爱是一位专业的美术心理治疗师，曾于2004年以艺术治疗工作坊的形式为慰安妇阿嬷进行心理治疗。慰安妇阿嬷对抽烟的高度依赖，令刚刚接触她们的林惠爱觉得吃惊。虽然无法让阿嬷们戒烟曾带给她挫折感，但她也由此对阿嬷们内心的伤痛有了感同身受的体会。
慢 慢的，林惠爱邀请阿嬷们接触不同媒材，“有几位阿嬷高度抗拒拿笔做画，所幸她们亦找到黏土做为创作媒材。”林惠爱经仔细评估后认为：使用黏土需花费较大能 量，因此更能将内在压抑的情绪转化出来；阿嬷们没受过良好教育，潜意识中将写字用的“笔”与画笔类化，所以抗拒拿笔做画。
艺术、摄影、戏剧、瑜伽等治疗工作坊，开始令慰安妇阿嬷们的晚年不一样。只是一个令人心痛的事实是，在早些年人数较多的时候，工作坊还需要在台北、台中等地分批进行；如今健在的阿嬷越来越少，只用开一个治疗工作坊就可以了。
2005年，时任妇援会国际部主任的赖采儿曾率领台籍慰安妇阿嬷到韩国参加交流活动，在一位韩籍慰安妇阿嬷家中看到当地妇女团体为她拍的婚纱照，不少台湾慰安妇阿嬷眼中流露欣羡之情。赖采儿决定要为阿嬷们“圆梦”。
2006年4月18日，阿嬷们终于穿上由知名婚纱公司提供、依个人三围订制的婚纱，还有专业的整体造形设计，并由摄影师拍摄了巨幅婚纱照。“过程不一定需要男伴，现存的另一伴也不会出现，纯粹是完成一个平凡女人的心愿。”
2009年7月，曾多次到日韩参与对日求偿抗议的吴秀妹还圆了自己的空姐梦，其时她已93岁高龄。也许，比起被动地等待别人的道歉，来自同胞的这些尽心尽力的慰疗，对阿嬷们另有别样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