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统一再民主？-----台湾的民主选举可以让我们看到什麽？

来源: 牛气冲天 于 2012-01-17 13:03:07 []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24672 bytes)

台湾的民主选举可以让我们看到什麽？
卜算子

台湾2012的大选落幕了。据说大陆网站全面开放了有关台湾选举的讯息，引起许多人关注，并且有不少人表达了羡慕之情。

全民普选的民主制（西式民主，以下所提到的「民主制度」，即指此而言。）确有它的好处，但它也造成了政治社会制度上的整性改变，带出了新的问题。如果我们只看到它对现有的个别问题有如何如何的好处，而忽略了这个整体性的变化可能带来的后遗症，不免是「见树不见林」。不过，既然大家对这次台湾的大选很有兴趣，本文也就以此为引子，谈一谈民主制度对台湾的「林」造成了什麽影响，并由此探讨中国政治的改革之道。

选战的「政见」水平非常低

这次选举，内容十分平澹，乏善可陈。这不只是由双英的性格所决定的，而是台湾已走到一个「无论述」的时代。看三个候选人的辩论便可明白，除了围绕九二共识的争议，几乎没有关于重大政策的辩论（「三一一」后，核能政策热闹了一阵子；「国光石化」后，产业政策也热闹一阵；但选举竟然都不谈），更不用说关于「国家未来的方向」这样的大题目了。（而即便是「九二」的争议，若非后来企业家出来相挺，也不会形成吸引人的焦点。）没有论述、没有宏图远略，政策贫乏，甚至看不到任何有深度的选战策略。

本来，宋楚瑜的参选，令人有一点希望；我曾在天下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唯有提出新的论述，宋的参选才意义。（http://blog.udn.com/alpha1960/5581760）然而，原本企望可以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述（如宋所谓的「台湾价值」），却是石沉大海，淼无踪迹。而宋的选战策略，因之也毫无特殊之处。

没有论述，代表没中心思想，因之也没有政策、没有方针，没有方向感。没有方向感，就没有清楚的问题意识，那麽，遇到问题，就只能因循、只能瞎抓、只能短视近利；其反反覆覆，便在意料之中。揆诸台湾政治的现实，不论那一党执政，似乎也都是这样。

严格说起来，台湾曾经是有论述的。早期就是「反共复国」为代表，但这论述无法化作选票，在「台湾优先」之前，就弃甲而逃了。「台湾优先」，其实就是「台独」的包装。喊了二十多年之后，因为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加之台独者的行为不端，（正因其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甚至没有下手处，所以喊此口号者，不碰实务还可以当个「理想主义者」，一碰实务就不得不成为骗子。既成为骗子，还有正心修身的必要吗？此即台独人士一旦掌权，便无法抵挡贪腐的深层原因。）此一论述已成强弩之末了。然而，为什麽没有新的论述诞生？

还记得2004二颗子弹之后，蓝军痛定思痛，认为今后当有新的论述，否则只能被民进党牵着鼻子走，只有挨打的分。然而，八年过去了，我们仍然没有看到任何有意义的新论述；马英九与其说是用「不统不独不武」打赢了四年前的选战，无宁说是利用阿扁的贪腐打胜的；而四年之后，这个毫无正面内容，全没有实质意义与积极性的「不统不独不武」，却俨然有了「论述」的光环，并且貌似还真的有它的作用。（请看马英九在辩论中，以此逼问蔡英文，是多麽的得意洋洋。）这是怎麽回事？

「选举」其实就是一场行销大战

仔细观察台湾此次选举，将会发现，除了「三隻小猪」、「平安符」、「柿子一斤几块」等吵得震天轧响之外，真的看不到什麽政见的主轴。什麽「十年政纲」、「黄金十年」等，各种「白皮书」照例满天飞，但还有谁把它当回事？选举当然免不了花招，但是只有花招而没有实质，没有主轴，无怪乎「不统不独不武」那毫无开创性的东西，也俨然像是新的论述，在一片昏黑之中，荧荧烛光也就宛如熊熊火炬了。

那麽，台湾真正面临的问题是什麽？台湾的前途在哪裡？真正的议题就在重重的行销包装中消失了。所有脑筋清楚的人都知道，台湾的未来，只有与大陆合作，才有真正的前途。不论是出自文化意识的理性要求，还是出于功利意图的利害判断，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唯独在情感上，许多人不能接受。然而，不幸的是，所谓「选举」，其实质就是一场诉诸情感的行销大战。爱看台湾政论节目的朋友，一定会经常看到一个画面，就是每当讨论到问题的重点时，就会有人说：「…问题是，你跟选民说这些没有用，…太複杂…，选民听不懂…。」台湾名嘴赵少康就曾说：「选民就跟顾客一样，他不买什麽，一定是理性的，有一堆理由。但他要买什麽，则是感性的，随便编个理由就行。」一场感情动员的行销大战，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令人「伤感情」的论述呢？

于是，虽然明眼人都知道台湾需要的新论述是什麽，但问题是，没有人敢提出来；敢提出来的一定不是政客，且必定遭到政客与媒体的冷处理。很简单，因为他们令人不快，他们没有票房。（媒体与政客利害一致，都要票房。）

政治人物的内心有宏图远略吗？

为了选票，政治人物不得不讲媚俗的语言，玩浅薄的游戏，办幼稚的活动。不耐这种情况的人，往往会自我安慰：政客们为了选票，不能讲「真心话」；但他们都是高知识份子，他们心中应该另有「真正的想法」，另有一个祕而不宣的「宏图远略」。是这样吗？答桉很很可是：并没有。他们确实有一些「祕而不宣」的谋略计算，但并没有真正的关于治国的「宏图远略」。

为什麽没有？最主要的原因是：「选举永远没完没了」。于是，当选之后，首要之务是赢得下次选举。因此，所有施政的考虑，也都是为下次选举。李登辉就深切体认这一点，所以他非常露骨的说：选赢最重要，输了政权就什麽都没有。而选战一个接一个，你能期望政客有什麽选举语言之外的治国远见？就算有，在选举的压力下，也难以经由公开讨论而形成合逻辑的完整论述。因为，要吸引群众、讨好群众，不是一时的，而是永远的；所以「深入的讨论」与「构造完整的逻辑」等等，就因为离群众太远，显得全没有必要。

尤其在台湾，每一次选战都像在搞「生死存亡」之战；彻底的情绪动员，加重了「输不起」的压力。在此情况下，要求一个政客具有历史使命感，要求他的思维摆脱选举的胜负，要求他不媚俗，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政治不随选举而浅薄化、幼稚化，那也几乎是不可得了。

2000国民党选败后，有一种十分务实的主张，那就是：既然我们「爱台湾」比不过民进党，那我们就「跟」；民进党主张什麽我们就主张什麽，他拿九十分，我们没有八十也有七十。但两岸政策民进党就无法跟我们，我们在两岸政策上拿九十分，民进党一半也拿不到；加起来，我们就赢了。

诸位看官会不会觉得很可笑？这能算是政策吗？能算是策略吗？细究起来，这裡面有多少的矛盾与扞格？但谁管？谁在乎？选举达人赵少康、陈文茜都这麽主张，而马英九，显然就是这麽做了。于是我们发现，民进党一切「爱台湾」的主张，马英九都跟，而再加上一个「两岸和平」。而且，十分神奇的是，从这次选举结果来看，这样的「政策」（如果还能算是政策的话）居然是灵验的。

政治浅薄化是选举的必然结果？

综合以上所说，我们很难否认，全民普选，造成了政治趋于「浅薄化」现象。

请注意，「浅薄化」的不仅是选举，而是整体的政治文化。过去台湾引以为傲的经济发展，从李登辉时代起，就不再有任何具实质意义的规画了。什麽「亚太营运中心」、「两兆双星」、「生技产业」等，全成了镜花水月；就连重要的社会政策，如「全民健保」、「老人年金」、「老农津贴」、「十二年国教」等，全是因应选举的急就章，（各种「加码」大战层出不穷，最近在「老农津贴」上，不是又上演了一回吗？宋楚瑜更把国教加码到十五年，岂不是乱开选举支票？又，有人以为台湾的全民健保很成功，但那只是一个片面，且看杨志良如何为「二代健保」焦头烂额，看台湾各大医院如何招不到内、外、妇科的住院医师，其「成功」很可能只是一种「竭泽而渔」的假象。）各种「选后兑现」的「喊价」、「加码」，使任何人胜选也不能免除财政困窘；乱开社福支票乱用钱，以致经建、教育都受影响。问题很明显，政客都知道，但谁也改不了，因为要胜选啊！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民主选举固然有助于建立一个保障个人自由的社会，但其付出的代价也不可小觑。如众所周知的，选举表面上讲政见讲人品讲能力，实际上就是一场行销大战，所赖的无非「金脉」与「人脉」（后者尤为东方社会所重），于是这就埋下了「政商勾结」与「角头政治」的巨大阴影。这些问题讨论者已非常多，本文不打算全面细论，我们只把问题集中在「浅薄化」这一点上。

我们关心的是，这种「政治浅薄化」，究竟是台湾特有的现象，还是民主选举所必然带出来的问题？如果中国大陆不可避免的也要走向民主的道路，那麽「浅薄化」的现象可以避免吗？此一现象又会造成什麽后果？

我个人的看法是：「浅薄化」的根源在于「选举」这种政治结构。当然，台湾因为「国家认同」的畸型现象而使选举有高度的紧张性，「情绪动员」无限上纲，使此一问题更加明显与恶化；但这现象的本质却不是台湾所独有，而是在民主体制之下一定会出现的。

一旦出现了此一现象，政治受「流俗」所牵制，「简单多数决」形成的「民粹」，对国家迈向高远的目标，自然是不利的。

当然，一定有人会反驳，指出欧美等民主先进国，实行民主普选有很长的历史，（事实上并没有，美国开放妇女投票未满百年，黑人投票的历史就更短了。）至今仍是世界的领袖，并没有看到发展放慢或国家大政见识短浅的问题。

民主的「先进国」与「后进国」，有本质性的区别

对此，我必须说，这是民主「先进国」与「后进国」有着本质区别的问题。在欧美，政治的「民主化」与其他种种的「现代化」，基本上都是内发的，也就是社会自身发展演变下的产物。在社会发展的要求下，政治体制作了相适应的调整。基本上，政治是社会进步的反应，它的功能主要在于协调各种社会力量，适当反应整个社会的意愿，而非领导社会前进。

但对于民主的「后进国」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以中国来说，「民主」的出现完全是西方带进来的。由于西方「现代化」的先进性，击败了中国自身的传统；种种「西风东渐」使中国社会濒临解体崩溃，于是中国不得不「师夷之长」，以政治力量来改造自家社会，（包括政治文化自身）。换言之，一百多年来的中国之政治，其实负担一个「改造社会」的使命。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来领导社会、改造社会、重整社会，则中国社会要嘛陷入长期的溷乱失序，要嘛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次殖民地，随之中国文化也将无所附丽而最终消亡。

坦白说，今日之世界上虽然有二百多个国家，其中大多数为「民主后进国」；他们虽然在形式上摆脱了殖民，甚且具备了民主选举的政治制度，但在文化的实质上，却仍无法摆脱作为殖民宗主国的附庸地位；就不要说种种的社会政经制度了，就连代表文化最基本的语言文字，都是其殖民宗主国所留下的。（或至少留有大量的印记。）文化彻底被摧毁，宁不哀哉！

自清末起，中国学者政治家们，对这一点其实看得很清楚。康梁保皇，但声言「保大清所以保中国，保中国所以保文化」，充分说明要以政治的力量来保住社会、保住文化。孙中山革命成功后，盱衡中国实情，于是有了「军政、训政、宪政」三期的划分；「军政训政」，就是改造民众、改造社会的意思。虽然此一主张倍受政治学者与自由主义者们的嘲讽抨击，但孙中山作为一个政治的实践者而非空谈理想者，毕竟有其「不得不然」的深切体会。共产党宣扬「无产阶级专政」，但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却多学者出身，是传统下的「士大夫」阶级，有几个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这同样说明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潮也是以政治力来改造社会，而非社会发展下的自然产物。

政治原本应是各种社会力量的综合与集体价值观的反应，不止西方的「先进国」如此，传统的中国也是如此。在社会并未遇到外来挑战的时候，政治所代表的「决定集体方向」与「资源分配」这两大功能，在实质上是社会内部各种力量消长变化的反应。但当社会整体受到了外来者的侵入与挑战，当社会的变化与问题不是自发的，而是因为受到外力横加介入而产生的时候，社会与政治的本末因果关係便发生逆转，政治必须取代社会对「入侵者」作出回应，政治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方向。

在十九世纪欧美列强横扫全世界的时候，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广土众民的文化古国，终于在惊涛骇浪中挺了过来。基本上，这一百多年来，这都是靠「政治力」强力领导、干预社会，一步步、一项项的进行改造的结果。这是一个人为的、长期的、而又极为庞大的「社会大转型」工程，其中当然也有许多人为的错误而走了冤枉路，但不论如何，在「政治力」的带领下，中国社会毕竟走了过来。从某种角度看，「政治领导社会」的格局，其最后一步，就在于还原为「政治反应社会」的正常形态。但问题是，目前真的是一个恰当的时机点吗？我们是否已到了这「转型」的最后一步？也就是说，是否到了政治力该将社会的主导权再度交还给社会自身的时候？

中国必须成为世界一等强国，中国文化才能为全人类作出真正的贡献

我个人的看法是，还差一点。还哪一点？就在于中国应当先集中力量，以成为世界的第一等强国。中国要成为世界的第一等强国，当然首先获益的就是十三亿中国人（包括台湾人）。获得那些益处？随便举一点：若中国成为强国，则我们的年轻人，就不必个个都受到「学英语」的压迫；我们对「学英语」的态度，就可以一如现在美国人对于「学外语」一般地轻鬆自在。这当然大大减轻了年轻人（乃至所有人）的负担，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释放更多的社会活力，使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与专长，活得更为自信与自在。

然而，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的重要意义，远远不是为了中国人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人类全体的重大益处。因为唯有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中国文化才有可能重新被世人（包括许多中国人）看见，而使世界真正的迈入「多元互动」的格局，激发人类更广大的创造力；而非如现在这般受限于西方一元独大的单一价值观。

正如康梁「保文化」的洞见，中国文化不仅是世界上唯一悠久的古文明，更是世界上少数真正产生伟大哲学思想的高等文化。有别于西方唯力是尚、重视竞争、追求进步的直线逻辑史观，以及主客二分的客观化思考形态，还有因此（「此」是指「主客二分」）而必须建立的一神信仰以解决人类精神归宿问题的宗教形态，以及与此信仰相适应的个人主义精神，和由个人主义发展而出的民主法治社会等等这一大套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精神所呈现出来的却是主张和平的、追求圆融的辩证史观，心物涵融一体而以主体体验为主的思考形态（超越精神胜过概念的普遍化），因此而发展为超越自我、物我合一（人我合一、天人合一）的精神归宿，并产生与此相适应，重视人情温暖，以家族亲情为价值基础（所为「孝悌」），以「万世太平」（俗化为子孙万代之幸福）为终极关怀，以伦理教化（道德秩序）为政治蕲向的社会形态。总之，中国数千年文化，确实发展了一个深广精微的内在精神世界，发展了一个「即物成物」、「随遇而安」深具「中庸性格」（相对于一味追求变化或抗拒变化而言）的生活世界；此一世界在近世之物质主义强势主导之下，其价值、其对人类文明之贡献、其可有之优美生活形态与简约生活风格等极为可贵的精神财富，都被掩盖甚至被湮灭了。唯有中国富强，重拾中国人之自信心，中国文化的胜处才可能被展现，被重新诠释，得到新的发展，生发出与现代物质文明相适应的形态，进而成为影响今后文明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而真正的加惠于全人类。

以上所说，乍看之下，好像只是「作文章」的大话，但事实上绝非空言，句句都经的起质问与检验。当然限于主题，我们不可能在这裡作充分的说明，只能作一种结论式的简要表达。

中国必须成为一等强国，才能真正创造性地完成社会转型

基于以上的认识，中国之发展，若因民主选举而带来「浅薄化」的情况，则中国迈向一等强国的道路很可能再度中辍。而「一等强国」的重要性，除上所说外，若纯就对中国自身而言，就在于摒除外力的干预，使中国社会的变化发展是由内生的力量来完成。这是正常社会的发展模式，也是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也是从「后进国」翻身而成为「先进国」的唯一可能。（为什麽中国的民主改革一定要由内生力量来完成？我有一篇讨论民主改革与外来势力关係的文章，请参看：http://blog.udn.com/alpha1960/1860489 ）

其实「先进」与「后进」的判别标准，本不在于「民主投票」或实施民主的时间早晚，而在于此一「民主」制度是内生的还是外加的。如係外加，则必与其原本社会有扞格难通之处。这在他国问题犹小，因为其他国家（如亚非拉诸国），其文化之完整性与究极性本来就比较浅，或本就属于西方之旁支，故面对西方而採「尽弃其固有而从之」，对自己的伤害并不甚大。但中国不同，作为西方之外的文化大国，如果作为文化之重要因素的政治制度是外加的而非内生的，则引起的矛盾冲突，很可能导致所引进之制度「逾淮为枳」而错乱失败，使自己身陷于「落后」之自卑，而沦为永远的「后进国」。所以说，所谓的「后进国」欲翻身而为「先进国」，不在于採用先进国的模式，而在于内生地创造出适合自己的民主模式，以完成自身社会之大转型。

让我们设想一种极端的情况，即：中国全盘接受外力的指导，甚至把国家委託给外国人经营，全体国民绝对服从，让中国成为一个与欧美先进国无异的一个国家，并且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都是世界一等强国，然后外国人功成身退，再把政权还给中国人。果如此，中国是否就真的成为一等强国了？中国的历史转型是否就算完成？中国文化的复兴是否就迎来了新的时代？我的答桉是否定的。因为这样，中国不过取得了「强国」的形貌，而在文化的实质上仍是西方的附庸，没有自主发展的方向与创造力，仍然是一「后进国」的身份。（那怕只「后」那麽一点点。）

全世界的民主后进国，至今无翻身而成为先进国之例。即如日本，仍只取得了「先进国」的外貌而已。（日本的问题比中国更大，乃在于日本文化本后缺乏原创性的高端的、究极的哲学。若日本人不能觉醒而回归东方文化，则永远只能是西方之附庸，造成日本民族的隐痛。此点孙中山亦看得十分明白。）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希望。中国之成功，非仅是中国人之福祉，更有助于全人类文化的正面发展。在全球暖化与资本主义末路日趋严重之今日，中国文化复兴之意义尤其事关重大。

「民主」在中国（台湾）所遭遇的问题

为什麽说「西式民主」会使中国崛起的道路中辍？姑且不谈理论而谈实际，中国若贸然採取西式民主，则产生的问题恐怕不但不会小于台湾。有人以为台湾政治之乱象，是因为国家认同之畸型，造成两党如同水火不容的两国，才会出现前文所说的各种怪象。中国大陆无此问题，则不必步入台湾之后尘。还政于民，则一如欧美等民主成熟国家，社会因解除限制而蓬勃发展，活泼多元，则必能反应为政治上之进步。

如此设想，显然太过一厢情愿。不要忘了台湾因为「228」，可以在四十年之后令政治纷扰二十年；那麽，大陆自49年至78年，有多少的冤假错桉与政策失误？如一旦全面普选，左右两派攻防清算，则纷扰何止二十年？更何况任何国家在选举初期，必然因为制度的不完备而造成舞弊、贿选等各种乱象；以大陆社会结构之複杂，路线争斗之分歧，此等乱象岂能不被扩大？加之若干西方势力扼制中国的心态，见缝插针趁势挑拨，则「选举」到底是缓解了社会矛盾？还是扩大甚至是製造了社会矛盾？也就不难思过半矣。

平情而论，西式民主选举的政治制度，的确可以更好的保障个人自由，免于个人受到政治迫害。但对于防止贪腐、提高行政效率、社会资源分配合理、公平的司法审理、降低贫富差距…等等，民主选举是否真的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灵药？从民主「后进国」的发展事实来看，显然与某些人的理想有很大的差距。就以台湾为例，如非瑞士来的一封信，台湾是否有能力自行揭发陈水扁的弊桉，其实还是深可怀疑的。

坦白说，台湾民主运作的本身，在民主后进国之中，算是相当成功的，即便出现「二颗子弹」之奇桉，也没有造成社会的动乱。（请对比近日之俄罗斯选举舞弊所造成的骚乱。）就某一角度说，这不能不归功于台湾在解严之前的四十年选举投票的经验。其间经过大大小小的舞弊贿选（如中坜事件），终于使台湾在实务技术方面做到了公开、公平而且具公信力。（如全球独一无二的半透明投票柜。）但台湾的选举政治文化却仍然是如此浅薄，除了前述的原因外，我们还可以从观察台湾民主动力的角度，进一步探索台湾民主的深层问题，并藉以印证前述「政治是社会之反应」的说法。

台湾「民主化」之动力来源

台湾民主发展之动力，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在于台湾的「省籍问题」。所谓「省籍问题」，是指在1949年后的四十年内，握有台湾政治资源并佔据政府上层者，一直是居于少数的外省人；他们与佔多数的本省人，在语言与生活习惯上，多多少少有些差异，但最为关键的是，由于历史经验的不同，使他们在政治性的情感与集体方向（国家目标）上有明显的不同。虽然外省人并没有故意打压本省人，但政经权力上层长期都是由为外省人所佔据却是个事实；而又因为历史经验的不同，使本省人要认同外省人的政治目标有一定的困难，连带影响了他们向上层流动的机会。作为台湾「多数」的本省人，自然会想要找回他们应有的地位与权力。该怎麽进行呢？「民主」自然成为最好的工具，因为本省人佔人口的绝对多数；更何况「民主」也是外省统治者所标榜的。

坦白说，在两蒋的统治下，尤其到了蒋经国时代，台湾在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方发展还是相当好的，并没有阶级对立或严重的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所以早期由外省人领导的民主运动（雷震等人），因为没有群众基础而失败了；然而本省人带头的民主运动却能蓬勃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具有「省籍问题」这个广大的群众基础。到了90年代后，「省籍问题」可说成功地促进了台湾的政治民主。（李登辉操弄省籍意识的事蹟斑斑可考，就不再赘述。）但也从这个时候起，「省籍因素」因时间的自然延长而逐渐消退了，而台湾对「民主」的理解与追求似乎也就逐渐停滞了。当年自由主义学者们在媒体上对民主的热情阐述与研讨，不复见于今日。这反应在选举上，就是我们看不见真正的路线之争、理念之争；台湾的政党无法以左与右、自由与保守来区分，甚至无法以「统独」来区分，而是以派系为主。所有的政争皆沦为口水战，选战不是走从前「省籍动员」的老路（虽然不及过去灵光，但尚有馀热），就是「搏感情」，透过人脉（情感关係）与派系（黑金隐藏其中）来动员。

这种「台湾特色」的现象该当如何解释呢？如果我们明白「民主」在台湾的发展动力，就不难明白，「民主」是一种本省人向外省政权夺权的工具（此叙述并无贬义），它并没有社会内生的「权利意识」觉醒的过程，所以它的社会基础是情绪性的，并不稳固；因而「情绪动员」或「贿选」都显得特别容易。我以为，台湾虽然是个相当现代化的社会，但仍然缺乏西方「个人主义」的传统，所以我们的「民主」，仅能得西方之外貌，却无西方式的社会以为支撑。事实上，台湾在这十来年，已快速的向「个人主义」移动了，比如为争取个人权力而兴讼、而纠集同志，而上街的情况增多，按一定规格进行的社会关係增多，以人情为主不拘形式的人际关係减少，……等等，都是例证。歪打正着的「民主化」，确实产生了加速催生了台湾民众自我权利意识的作用；虽然如此，但整体社会的底子毕竟还是东方式的，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传统，所以也难以产生西式政党运作的模式。

探寻合于现实的「公共参与」之道

此处，不免引人有深层的思考：我们应当为了民主，而将社会彻底转型为西方式的呢？或仍应保有东方的传统精神，而构思如消化改造民主运作的形式？台湾太小，一般人唯西方马首是瞻，既无复兴中国文化之担当，亦无「世界强国」之理想，故在他们的心中不会有此问题。在他们眼裡，「东方文化」是贬义的（或至少不是不能西方相提并论的），于是「西式民主」脱离了西方文化与社会背景而成为绝对的标准（所谓「普世价值」），只敢期望将台湾社会改造成合于西方的标准，而不敢（也没有能力）以东方传统为主体，来反省西式民主的相对价值与局限性，更不用说吸纳民主的精神（即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部分）而开创自己的模式，进而成为西方之外的另外一「极」而有益于全人类。

对中国大陆来说，这样的「台湾经验」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参照体系。台湾民主的动力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结构因素，并非如某些台湾人所宣传的纯粹是「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台湾因民主而引起的「算历史旧帐」问题，在大陆一样存在而且更为尖锐。台湾在走西式民主之路上所遇到的限制，大陆基于同样的文化背景，一样会遇到，再加上地域辽阔，人口结构複杂，问题只会更严重。而台湾因缺乏的历史使命感而可以视为无物的问题，却是大陆不应丢掉或即使丢掉也该找回来的。

当然，台湾的民主化经验并非都是负面教材，我们应该注意到「民主」带来的宽鬆气氛对台湾社会的正面影响。虽然几个足以标记台湾重要社会运动的社团都成立在解严之前（如「慈济功德会」、「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创世基金会」、「嘉邑行善团」（又称「何明德行善团」，其创办人曾获麦格塞塞将）等等），但解严之后各类宗教、公益性的社团更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代表一种正向的社会力量得以集结，反应社会自助自律的强大能量，不容小觑。从这个角度观察台湾，与从政治与媒体方面看台湾，得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印象。是乱七八糟的政治解放了社会活力？还是不甚适当「上层建筑」压制民间活力的向上发展？此显然不会有简单的答桉，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总之，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大陆步入现代社会已是不争的事实。于是，民主所代表的「公共参与」精神是不能避免的。问题在，我们应当建立什麽样的公共参与模式？从台湾的经验裡，我们应该看到一些更根本的东西，而放弃寻找一个「简单答桉」的幻想。

从晚清到北洋、再到国民党与共产党，虽然杀伐激烈，但从某一角度看，这也是一场接力赛；不论要保皇要帝制还是要训政要共产，基本上都是以政治凌驾社会来改造社会。改造的目的，便是抵御外侮，俾使国强民富。今天，中国的政治需要改革，便是完成这一连串接力赛的最后一步。这最后一步便与前面的改朝换代有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它的目标不是换一套新的制度强加于社会之上，而是保护社会在不受外力干预的情况下，自行生发出适合于自己的政治形态。换言之，这「最后一步」的改革，其实也就是回到「政治」与「社会」正常关係的第一步。这其中，必然是各种社会力量（包括现在的政党）与各种意识形态彼此角力抗争的过程，也不免会出现进二退一的曲折现现象，但以现在社会各阶层（包括政党）之间犬牙交错的複杂关係以及彼此之间人员的自由流转，以社会资讯之公开与言说论辩之自由程度，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持续缓进的格局。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翻成文言，就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本来就是社会发展的常态；以为有一个现成可用的答桉，才是不了解历史发展的误会。所以，只要心态是开放的，我们对这「最后一步」政治改革实不必太过心急；与其想要套用某种模式而一步登天，不如多用力在具体的社会活动之中。「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篇）不断的摸索与各种机缘的碰撞，一定可以找到最妥适的「公共参与」之道。

附记：由于本文过长，为便于读者诸君掌握本文的主要论点，特作摘要如下：

一、台湾的民主选举呈现出「浅薄化」的现象。

二、「浅薄化」并非表面的，一时的；而是根本的，长久的。寄望政治人物在「浅薄」的外衣下有为国家着想的深谋远虑，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三、「浅薄化」的原因有属于「选举政治」本身的结构性因素，也有属于台湾的特殊原因。前者因后者而变本加厉。

四、所谓「台湾本身的特殊原因」，在大陆一样存在，且更严重。

五、「浅薄化」问题在民主先进国（欧美）较不严重，因为政治本来就反应社会自身的综合实力。但在民主后进国，则会使其国力永远无法赶上先进国。

六、其实「先进」与「后进」的判别标准，本不在于「民主投票」或实施民主的时间早晚，而在于此一「民主」制度是内生的还是外加的。如係外加，则必与其原本社会有扞格难通之处。故「后进国」欲翻身而为「先进国」，不在于採用先进国的模式，而在于内生地创造出适合自己的民主模式。（必须是民主的而非其他的，乃在于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公共参与为必不可免。）

七、自晚清起，中国社会因外力入侵而濒于解体，于是政治与社会的关係颠倒过来，政治必标榜某种意识形态，并呈现高度的权力集中以改造社会。

八、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中国百馀年来的极权，其意义就在于保住中国社会免于支解崩溃；而保中国之目的，在于保文化。倘若中国不能成为世界强国（先进国），则中国文化无从发扬光大，西方文化一元独大，世界将失去双元互济之可能。此乃全人类之损失。

九、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则必须抵抗外力以使民主制度成为内生的（创造性的）而非蹈袭的。而在社会强大到足以抗衡外力之前，政府适度的极权以抗衡外力成为必要；然极权之目的乃在保有社会之开放，而彻底开放则就不能排除被外力袭捲而去之可能（毕竟外力在此时仍属先进）。故此即构成政治之两难。因此，中国之政治势必不能只有单一方向一贯到底，而必须是在交互进退之中缓缓向前。

十、台湾经验表明，民主在台湾，基本上是作为夺权的工具（非贬义），而非社会内生之目的。以台湾并无西方之社会文化背景（个人主义、阶级传统等），故政党政治仅具皮毛，与西方之政治运作大异其趣。
十一、台湾应该开发合于自身文化的民主制度。可惜台湾太小，缺乏自信，没有做世界大国强国与宏扬中国文化的远大目标，故人人视西式民主为「普世价值」，而无人敢质疑西方民主制度之相对性与局限性。

十二、 然台湾社会之现代性，确实有很大的公共参与的需要与热情。而袭取西方的民主制度，亦为此打开自由之大门，显现了台湾社会的活力。然另一方面，媒体与政客，也因西式民主而充满「逢君之恶」（「君」乃指全体人民）的轻浮乃至下流，此造成台湾社会的溷乱图象。

十三、台湾经验当可为全中国之借镜。我们在肯定「民主」（公共参与）的同时，当摒弃找一现成模式的简单想法，而应回到中国社会之现实与历史脉络中去探索。所谓「摸着石头过河」，非无可奈何，而根本就是「发展」的常态。（请看英国的不成文宪法。）中国的改革当从社会内部去凝聚它的动力，而非再为单一目的而人为的设想全面性的制度变革。百馀年改革的「最后一步」，其实也就是回到「政治」与「社会」正常关係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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