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的两岸意义

来源: 谢盛友于 2011-07-06 13:12:57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3380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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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李登辉”的两岸意义

1994年，我访问台湾时，正好发生千岛湖事件，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4月9日批评中国共产党“像土匪一样”。李登辉至今说了很多废话，但也说了一些实话。

李登辉因国安密帐案遭起诉，日前在出席台湾团结联盟募款餐会上，李登辉说，身为一个总统，应该想到的是国家和人民，对国家人民有利的就去推动，但是要怎么执行，这种细节他从不曾多问。李登辉还说：“我不相信白白的布，会被染到变黑；就算人世间已无公义，但我相信还有上帝存在”。“我相信就算我李登辉死了，台湾人还有很多个李登辉，千千万万个李登辉，会继续为台湾的民主打拚”。

李登辉的第一句话很实在，因为公义的意义在于，为恶是要遭到惩罚的。当我们以上帝为我们德性之本的时候，便以他为圣洁；若我们从他处理世人的观点来说，我们便以他是公义的，他是一个公义的主宰；他一切的律法，无不圣洁、公正、和良善。

李登辉的第二句话更有意义。李登辉提醒我们：虽然一个为恶的人受到惩罚，但为恶的人不会只有一个，可能有千千万万个，而且还会假借著神圣的口号继续为恶，人们必须随时警觉，引以为戒。

现在李登辉自己本身终于被起诉了，正提醒了相信上帝存在的人，要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心：为恶之人必遭惩罚。我们相信公义的上帝，因为他处事没有偏私，审判力求公正；他从不处罚无辜，也不放纵罪人。

台湾有人认为，起诉李登辉是“政治追杀”，同样，全世界有更多的人认为，IMF前总裁斯特劳斯•卡恩企图强奸一名酒店女服务员的案子，是“政治追杀”。

是否“政治追杀”，现在很难确定，我们留给历史，留给上帝。马英九否认他在幕后操纵这些司法的进行，并说他“一向绝对尊重司法，并极力维护司法独立空间，不介入个案也不干预个案”。

国安密帐在2003年就已经终结了，因为陈水扁当年需要借重台联党的力量稳定政局，检方高层连李登辉都不准传，让这件原本该在八年前就可查清楚的案件，延宕、空白多时。沉寂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成立了一个特侦组，所以重启调查。

李登辉毕竟是中华民国自1947年行宪以来，首位由公民直选产生的第一位公民直选总统，也是第一位出生在台湾本土的总统，也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二名遭起诉的卸任元首。

陈水扁和李登辉都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虽然是民主选举，有很多的优势，但是如果说国家元首不受监管、不受监督，或者监管不严、自己自制力不强的话，同样可以犯罪。你曾任国家总统，又怎么样，贪污犯罪，照样要接受刑事起诉。

李登辉被起诉，是侵占公有财产罪，虽然法律规定是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重罪，但是，自1935年1月1日公布、同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民国刑法》即台湾地区现行“刑法典” 第63条规定，年满83岁的老人犯罪，不得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本刑为死刑或无期徒刑者，减轻其刑。

不管李登辉这个案子将来进展如何，是否判刑定谳，但是，像卡恩一样，这个案子是公开进入法律程序的，这是不可否认的法治意义。

几乎在李登辉案子的同时，大陆“释放”了艾未未。中国大陆的法治糟糕在于，“逮捕”和“释放”有时并没有公开进入法律程序。

艾未未的被拘留，北京当局是违反法律程序的。艾未未有地址、有住家、有工作单位、有正当的职业，公安无视于中国大陆刑事诉讼法，而随便拉人，随便拘留人，这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是不允许的。而对艾未未的“假释”，也没有公开的法律程序。根据新华社6月22日发表的英文电讯稿，遭到监禁的中国著名异见艺术家艾未未已经获得假释。新华社援引北京市公安局的话说，艾未未获得假释是因为“认罪态度良好和身患慢性疾病”。艾未未在回家时对等候他的记者们表示感谢，但是他说，根据假释条件，他不能再多说。

回到千岛湖事件，当年在台湾大学座谈时，法律系的同学问，到底两岸的法治差别在哪里？我一时无法回答，于是搪塞：“北京的判决书是用简体字写的，台北的是用繁体字写的。”

有点伤感，如今北京对艾未未却什么“书”都没有。“李登辉”的两岸意义在于，这个案子成了一面镜子，折射出两岸法治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