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摘自李敖的《大江大海骗了你》中关于蒋介石日记的谈话，供543（吾是（阿）三）参考。
龙应台不懂老蒋日记
■ 不但在“素书楼”草坪上啃钱穆，还跑到史丹佛大学舐蒋介石呢。在她书裡，多次提到她去美国看《蒋介石日记手稿》，你认为她上了蒋介石的当，因为她被蒋介石弄胡涂了？
□ 文明国家的档桉，都有定时开放的年限，但是国民党当国，它的档桉却不肯开放。除了钦定的、御用的部分有意展示的档桉外，其他都扣在秘府，不肯示人。许多历史工作者呼吁开放开放，但依我看来，纵使开放了，也要有慧眼去辨别才成，否则的话，往往适中其计。什麽计呢？原来档桉中的文字，有的并不代表历史事实，只是专门用来骗人的，尤其用来骗后代之人和历史家。这种居心，我最早就看出来了。
■ 蒋介石日记也有问题吗？
□ 问题可多着呢。日记是档桉中第一线真伪搀杂的，然后才衍生出别的。我在沉亦云《亦云回忆》中，发现蒋介石的把兄黄郛的一则秘密电报，是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发给义弟蒋介石的。那时黄郛正在北方与日本人谈判，电报中有一段如下：
至尊电谓“应下最高无上之决心，以求得国人之谅解”一语，则兄（黄郛自称）尤不能不辩。两年以来，国事败坏至此，其原因全在对内专欲求得国人之谅解，对外误信能得国际之援助，如斯而已矣！最高无上之决心，兄在南昌承允北行时，早已下定，无待今日。兄至今迄未就职，弟（指蒋介石）如要兄依旧留平协赞时局者，希望今后彼此真实的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赤手空拳，蹈入危城，内扰外压，感慨万端，神经刺乱，急不择言，惟吾弟其谅之！并盼电覆。郛感印。
黄郛与蒋介石拜过把子，在一九一一年。二十二年后，他打这样的电报给蒋介石，内心之沉痛可知。他显然不满蒋介石以白纸黑字来跟自己人演戏，使后世之人，看了电报内容，以为“爱国的是你、误国的是我”。这种沉痛之言，岂不正令我们了然于心麽？可见白纸黑字的，处处玄机，何况日记呢？
蒋介石的“专立文字”骗术
■ 这种专门以白纸黑字来作弄你的干法，可说是“专立文字”而非“不立文字”。
□ 正因为蒋介石“专立文字”是给人看的，所以，很多文字我们就不可认真。詹特芳在《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一文中，透露吴嵩庆怎麽演政治双簧的事，颇为有趣。詹特芳说：“撤退到广州后，有一次蒋批给马鸿逵二万块银元，条子已经亲笔批了，可是就在马手下来领钱之前，蒋经国由黄埔来了一个电话，叫不要发。这真是一副难吃的苦口药，蒋亲自批发的条子，怎能不给钱呢？又不敢明言，吴只好一个劲地说好话，准备挨骂，要知道这些人都是开口就骂、动手就打的反动军人，而吴嵩庆又是个文人，真有些对付不过来。又有一次，财政部长徐堪到蒋处说，广东的金圆券实在对付不下去了，必须抛五万两黄金压一压涨风，蒋同意并亲笔批发五万两黄金。可是也跟上次情况一样，在财政部领钱人还未来时，黄埔俞济时（他的侍从长）的电话已经来了，一句话，不要发。这一次更难对付了，徐堪是吴的恩人，吴之所以能当上财政署长，是当初徐做主计长时向蒋推荐的，怎麽办呢？只好硬着头皮顶。记得那天徐因未领到黄金在电话内骂吴时，吴急得满头大汗，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一个劲地喊‘可公可公’（徐堪又名徐可亭，旧社会下属对顶头上司最尊敬的称呼是公，故喊可公），要求可公原谅，然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更不敢说明得了蒋介石不发的电话。”这个有趣的回忆，清楚的告诉了我们，蒋介石笔下“批给”“批发”的钱，其实不一定拿得到，蒋介石只是“专立文字”给人看而已，你是不能认真的。
当事人根本没看到
■ 依此类推，其他的也一样？
□ 依此类推，其他的也一样。例如蒋介石关了蒋百里，一年以后，李根源、张仲仁等人跑去找蒋介石，说“外侮日亟，将才苦少”，希望当局为国家保全人才。蒋介石当面批了“照准”字样，下令放蒋百里，可是事实上却仍旧关着，事见曹聚仁《蒋百里评传》。可见这种“专立文字”，你是不能认真的。又如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兵败退却，对蒋介石甩都不甩，只叫他在重庆的手下做间接报告，蒋介石在文件上批示：“史蒂华脱离我军擅赴印度时，只来此电文，作为通报，不知军纪何在！”事见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增订版。但是，这种“专立文字”，史迪威（史蒂华）当事人却根本没看到。你若以为蒋介石有种这样责备他的洋参谋长，你就错了── 蒋介石的威武，原来只是给“龙应台之流”看的啊！
蒋介石的“不立文字”骗术
■ 蒋介石的“专立文字”以外，还有什麽花样？
□ 他还会玩“不立文字”。蒋介石的习惯是，口头上可以答应许多事，但拒绝立成书面。当时没有发明录音机，空口无凭，只要不形诸文字，就没有把柄在人手中，一切就好办。蒋介石这一作风，表现在西安事变上，最为高段。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等提出八条件，蒋介石口头答应，可是“不立文字”；对张学良等不咎既往，蒋介石也口头答应，可是也“不立文字”，口头答应之承诺，且经宋美龄、宋子文、洋顾问“背书”，但事后或认帐或不认帐，全凭他高兴。这种“不立文字”的禅门功夫，表现在对外关係上也有一手。蒋介石跟日本人办外交，怕卖国事洩，就尽量以“不立文字”偷关漏税，纵立文字也避免条约或协定的形式，以掩人耳目。例如与满洲国谈判通邮，最后约定“双方均用记录，不签字、不换文，以避免条约之形式”（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外交部致各驻外使署电）；又如《何梅协定》，何应钦一直不承认有所谓协定存在，但是，这只能骗中国人，骗不了日本人的。胡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日记说：“所以不发表此项文件之故，他们说是‘不愿把此件做成外交文件’。然而日本人早已把此件认作‘外交文件’了！”可见日本鬼子才不跟你一厢情愿呢！有的时候，纵立了文字，也动手脚，达到“不立文字”的效果。例如《塘沽协定》，第四条第二项与日本人约定不予公开，并且在签字之协定外，另有口头约诺之日方希望事件四项，也没公布。这种立如不立的绝技，更不是禅门人物想像所及了。
档桉裡根本找不到
■ 沈醉在《军统内幕》，有这样一段：“国民党的档桉，特别是像军统局这类特务机关的档桉，也不都是可信的。蒋介石叫戴笠杀害了那麽多革命人士和反蒋人员，我在为军统局特训班编写《行动术》教材（专门搞逮捕、绑票、暗杀、破坏等特务活动的东西）时，曾调阅过不少有关暗杀等事件的档桉材料，就没有看到那一件中有蒋介石的手令或批示，只有戴笠写的‘奉谕速办’和‘奉谕照办’。究竟是‘奉’了什麽人的‘谕’，档桉裡完全找不到。”可见蒋介石的禅门功夫，真不是盖的。
□ 清朝皇帝在臣下奏摺上有硃批，上立文字，但规定臣下看过后须将原摺交还，那时没照相机影印机，纵立文字，不虞外洩。蒋介石当科学昌明时代，“不立文字”，更形正本清源。看到他这些禅门功夫，谁还相信他是基督徒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