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此,台湾最喜欢的就是大陆的负面新闻,因为这些新闻证明了台湾的优越;台湾最討厌的就是两岸互动中显示大陆也有不错一面的新闻,例如ECFA(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大陆说什么“因为是兄弟,所以才让利”,台湾就假装没听到,而只是宣传说是自己的谈判技术厉害云云。如果大陆让得太多,台湾官方就会宣称这是对台湾在搞统战。
台湾这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风格,其实都是优越感在作祟。“八八水灾”时大陆表示要到台湾来帮忙救灾,这怎么可以,別国可以,大陆绝不可以,这是统战,但真正的原因还是优越感在作祟。
最近,大陆富豪陈光標的“大陆爱心企业家感恩之旅”到台湾,儘管他特別在胸章上印?“低调之旅”,但大陆富豪到台湾捐钱行善,单单这一点就使得他此行低调不起来:
——在以前,台湾號称“台湾钱淹脚目”(台湾钱多到把脚背肉都盖住了),但近年来台湾社会M形化日益严重,富的人住豪宅开名车吃大餐,而穷的人已穷到了贫穷边缘,每个月家庭所得台幣3万(人民幣7000)的至少有300万户,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街友),靠政府微薄补贴的独居老人和低收入家庭,前年受到服务的为55万人次,去年已增至72万人次,今年台北市为这种人所办的年底聚餐,席开2000桌,比去年增加了1000桌。台湾社会的贫穷化,已使得台湾在富裕上的优越感大打折扣,虽然台湾的穷人毕竟还是比大陆的穷人好,但相对於大陆中产家庭的兴起,台湾富裕的优越感毕竟已难持续,这时有个大陆富豪到台湾来撒钱行善,许多人自然大受刺激,陈光標到台湾惹出一阵喧哗,优越感的失落,无疑的是个重要原因。
台拚命宣传低调行善优於高调
大陆早已习惯於“我们是兄弟”、“祖国”这种口头禪,陈光標到台湾,演讲稿里“祖国”出现了4次,还有“祖国的温情”、“祖国是台湾的靠山”这种话,纵使国民党的御用媒体都无法消受,当然更別说台湾的独派更认为他到台湾撒钱行善是在“羞辱台湾人”了。陈光標到台湾是搞慈善统战或羞辱台湾人,无疑的已成了许多政治人物心中的情结。最荒唐的是台湾的陆委会,既不敢拒绝陈光標到台湾,但又怕被民进党说是在帮大陆搞统战,羞辱台湾人,因此也必得讲一些奇怪的酸话,在他的高调慈善上做文章。意思是说台湾的低调行善才是更优越。
因此,区区一个陈光標,把旧历年前的台湾搞出一堆慈善口水,关键即在於他到台湾撒钱搞慈善真正伤到了台湾那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以前的台湾总体而论是比大陆富,因此富台湾人娶得起大陆的女明星,现在则是大陆的富人多了,大陆的豪富人家已开始娶台湾的美女明星,这是两个社会贫富易位的象徵,而陈光標的大陆富豪到台湾撒钱行善,由於更涉及到社会面,將台湾穷人愈来愈多的这一面揭露了出来,將那种自以为是的虚假优越感撒开,对於有优越感的人,这简直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大事,台湾拚了命在宣传低调行善优於高调行善,只不过是替这种优越感留住阿Q式的顏面罢了。
陈光標到台湾,触痛了台湾的优越感假象,也惹出一堆高调行善和低调行善的口水,这时我们已有必要回头看西方过去200年由“慈善事业”(charity)转型到“人道公益”(philanthropy)的转型了。
在西方民族国家形成前,现代国家的功能不彰,诸如济贫救助等事情皆由教会及富人成立的慈善团体为之,这也是低调行善的阶段。但自从资产阶级兴起,现代国家形成,济贫慈善已成了政府的社会政策,这时候资产阶级的社会责任遂必须转型,这种转型最成功的乃是美国。
而皮波迪(George Peabody,1795-1869)乃是第一人。他是农场工人及皮革工人之子,后来致富,最先也是带许多钱看到贫苦地方就惻隱之心大发,撒钱济贫。但很快他就觉悟到济贫应是政府的事,富人应该做提昇文教,更具有未来性的事业,於是他捐书耶鲁大学自然史博物馆、巴迪摩尔市音乐学院,资产阶级高调搞人道公益,做比政府更先进的事遂成了至今的主流价值。钢铁大王全世界捐建图书馆及成立国际和平基金会,豪富捐书博物馆和一流大学是种新的人道公益。他们皆高调为之,甚至还彼此做公益竞赛。巨富豪门不抢政府的慈善角色,因为这会妨碍政府的进步,他们只做比政府更超前的价值创造的事业。从这个角度而言,台湾的高调行善和低调行善的口水战,可以说连人道公益的边都还没有沾到,它所碰到的只是优越感这种自以为是的假问题而已。
近年来,两岸形势已主客易位,台湾的优越感正在快速失去。“十二五”规划大陆高新科技为重点,也將加强扶植它的中小企业,大陆的发明力及创新力已在窜起,国际产业界因而有了“节俭式创新”(frugal innovation)这种说法,但台湾却仍在优越感中志得意满。陈光標的一趟台湾行,其实已在默默中说出了许多事!
(作者:南方朔‧亚洲週刊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