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宁简介
浙江嘉兴人。1947年生于南京，后居上海。1953年随父母迁北京，读小学和中学。1966年大陆文革浩劫，高二停学。1969年到陕北山村落户，接受劳动改造。。1977年秋，大陆恢复高考入学制度，考入西安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至陕西省电视台电视剧部工作，参加电视剧编剧及拍摄制作。1983年夏赴美国爱荷华大学自费深造，学习东亚文化学、大众传播学、教育学。1986年夏获东亚文化学硕士，应聘至旧金山任教。1990年后，在多家美国公司任职，曾任美国之音广播电台新闻主播，亦于美国联邦空军军官学院任文职教官。工作之余，勤于写作。除在中美港台各地华文报刊发表多种文字之外，近年出版书藉包括：
《唢吶烟尘》,《美国十五年》（中国经济出版社），《战争地带》（中国华侨出版社），《商业眼》（光明日报出版社），《点击美国中小学教育》（湖北人民出版社），《教官笔记》（中国电影出版社），《A Different View》（美国）。
人在海外，只通过报纸和电视发布的点滴去认识台湾，结果是负面的，以为台湾政府业绩不彰，官员品格拙劣，台湾人素质低下，文明缺乏，社会混乱，令人觉得恐怖，乃至若干年前有机会在台北谋得一份很好的工作，也推掉了。
最近去了一次台北，发现过去多年的印象，至少百分之八十都错了。
台湾政府确实业绩不彰，官员品格确实低下，但仅此而已，就我个人所见，台湾人（至少是台北人）的素质文明，已达到就中国人而言的最高度。
我是第一次去台湾，希望亲身了解真实的台湾社会和台湾人，所以推辞了接待单位的盛情，争取更多个人单独活动的机会。台北之美，固然依赖台北饭店之众多，夜市之繁荣，小吃之丰富，饭菜之精美，但更加吸引着我的，却是台北的人，普通市民们。
走出中正机场，立刻体验台湾人敬业乐业的精神。我找到长荣公交车柜台，买票坐车到台北。从桃园到台北，一小时路程，票价135元新台币，折合4.5美元（设以30:1计），实在便宜，美国丹佛这样公交车，要贵一到两倍。我对台北毫无所知，询问去下榻旅馆在哪站下车，他们拿出汽车路线图，指给我看，并用红笔勾出下车站名。我又问在台湾怎么打公用电话，他们详细告诉我，讲解几种价格，告诉我省钱窍门，给我换了几枚硬币，说是还有十分钟开车，我可以先在候车室打两通电话，指给我用哪架电话机。
在台北期间，我因故换过两家旅馆，没有来得及告诉妻子更新电话号码，怕她打来找不到，跟前台服务员一讲，他不仅在本旅馆计算机上做纪录，以便所有服务员接到找我的电话，都能转给我，而且分别打电话到我原先住过的两家旅馆，请那两处的前台做好纪录，凡有美国来电找沈先生，便将电话转过来。那两边的服务员，也都很乐意地答应下来。
事情都是小事情，但我看出大意义。他们既没有板了面孔，爱理不理，也没有「堆满笑容」，为赚你的钱而忍痛做出「笑模样」，或者脸上带「笑」却心不在焉。我所见到的台北服务员们，脸上总是很和气，很真诚，也很认真，似乎那样做很自然，很平常，让我觉得自己并不比别人低贱，也不比别人高贵，所以很舒服。
我住在忠孝东路和复兴南路的交点，是台北闹区的中心，每日从早到晚，车水马龙，热闹非常。早晨上班高峰，捷运（地铁）忠孝复兴站里人涌如潮。但挤在人群中，随众进退，发现台北人虽然匆忙，却晓得礼让，颇有君子风。即使在捷运车站里，人满为患，却似乎并不喧闹。那是我在任何中国人聚集之地，从来没有体会到过的。公交车上，饭馆里，就算西门町那样的热闹地方，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台北人，也都懂得尽量保持安静。我从经验总结：喧闹与文明成反比。喧闹之地，必是文明低落之处。喧闹度越高，文明度越低。而凡文明之地，自然不见喧闹。由此可知，台北人的文明程度实在相当高了。
此言不虚，有例为证。在台北乘捷运，站内上下自动扶梯，所有乘客都自觉站在右侧，空出左半边，让赶路人走。我从未见到一个人，站在左半边，即使整条扶梯左侧都空着。最可爱那些中学生，也如此守规矩。中学生本来是最调皮的一群，喜欢结伙说笑走路，可一上扶梯，便都自觉站在右侧，绝不为说笑方便，挤在左侧挡路。
捷运车厢内，靠门处安排博爱座，即老幼病残专座。我每天乘几次捷运，经常看见那博爱座都空着，许多乘客站在旁边，却都不坐。上下学时，很多中学生乘车，也都站在博爱座前聊天，绝不占座位，特别有规矩。一次我见到有人抱个孩子上车，立刻有四五人同时站起让座，令人感动。
捷运车站月台，每个车门前地面，都画了斜斜的排队线，我发现不论多么拥挤的时刻，所有乘客都会自觉依线排队，绝不乱挤，而且永远先下后上，绝无抢先之举。我在台北六天，街道上，商店里，公交车上，饭店里，无论何处，从未见到一处有人发生争执，脸红脖子粗，更别说骂架甚至斗殴。中国人聚集的市面，能做到如此，实在是让我感叹万分。
台北是个大城市，马路上行人多，汽车更多。自行车极少见，但轻便摩托车成千上万，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上下班时可说震耳欲聋。但我发现，市内交通乱中有序。十字路口，每遇红灯，大群摩托车都会停下，而且全部停在停车线后面，几乎看不到有人抢出白线，停在斑马线上。左转摩托车，也都会停在专设的左转区内，规规矩矩。行人过马路，从不乱窜，都走斑马线，遵守灯标。所以虽然车多，还是很有安全感。
我相信，这是台北全民崇尚推广文明五十年的成果。上世纪后半段时间，当有些地方把野蛮落后当作光荣来崇拜的时候，台北社会开始对三代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文明教育，已见硕果櫐累。现在台湾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所有青少年都起码国中毕业，进一步建设文明社会，更有雄厚基础。
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到重庆南路的书店街去逛，只在瞻仰国父纪念馆的路上，顺便去了诚品书店，觉得真舒服极了。台湾出版书籍，讲究纸张装帧，所以摆到架上总是很好看，毫无简陋之嫌。书店之大，之整齐，之华贵，显示著书世界的壮美。里面人并不少，但极安静，绝无拥挤杂乱之感。我走了走，买了一套自己多年前出版的《唢吶烟尘》，当晚要送人，又买了一批音乐唱片，价格都比在美国便宜一半，真想多买，苦于无法携带太多行李。
我星期天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看到许多家长带领七八岁的孩子，细致观看各种展物，低声地讲解，耐心地回答孩子的问题。我看到孩子们惊喜的眼睛，景仰的神情，家长的笑容，非常感动。我想，那些家长肯定都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希望下一代也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当然会成为文明的人。由此可知，不论有人怎样地企图切断历史，中国文化将永远代代承传，绵延不绝。
我向台北的友人们谈到这些，赞叹不已。他们则几乎一致表示，我选了个不幸的时刻，来到混乱的台北。十年之前的台湾，远比现在好得多，到处是欣欣向荣，愉悦和谐，人与人之间充满亲切和温暖。这八年来，台湾被挑起族群仇恨，社会分裂，经济衰退。我对台北的赞美，倒使台北的朋友们十分感慨，想起过去的美好年代，似乎已是很遥远的事了。两个台湾影视界的朋友，跟我吃两次饭，叹了几次：实在怀念过去上学读书的岁月，虽然生活不那么富足，但真是和平快乐，无忧无虑。
我到台北的第二天，是台湾政府拆除中正纪念堂牌楼上「大中至正」四个字的日子，所以我一早赶到现场，拍照留念。在报纸上读，或电视上看，纪念堂前好像万众拥挤，冲突频频，混乱不堪。实际上，当时在场的不过三五十人而已，警察护卫和新闻记者及工人人数，倒比聚集的市民还要多些。媒体，特别是电视，实在过度夸张，不光误导民心，而且给台湾人的品格素质抹黑，确是不该。台北人根本不是那样子的，那天星期五，几乎所有台北人都在正常上班，很少人愿意去参加这个政治闹剧。
也在中正纪念堂前，我看见绿营的人排队呼口号，也看见有人高举青天白日旗示威。一个妇女静坐地上，举着一本杂志，向路人讲解纪念堂的建设。两三队警察都背着手，站在旁边看。听见一个警官指示部下，见此种种，只要民众不发生肢体冲撞，警察不得干涉，公民有表示自己观点的权利。
纪念堂广场上，成群的和平鸽，漫步在森严的铁丝网前面，看到很感痛心。那情景，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图片上见到过。想不到居然发生在今天，在相当文明了的台北市中心，可见台湾政府确实太落后于时代了。不过，我愿意相信，这只是暂时的。美国有句话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既然台湾人已经走入了理性和文明，他们就一定能够选举出理性和文明的政府，造就理性和文明的官员，建设理性和文明的社会。
在台北短短六日，对台湾社会和台湾人有了近距离的认识，并因此增加了许多信心，相信中国人还是有可能达到高度文明。所以我尊敬台湾人，爱戴台湾人。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再次到台湾去，享受一个正常，理性，文明的中国人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