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菲
带着钱和乡愁来了
在上海的虹桥古北地区,云集着十几万台湾新移民。
这些台湾人中的许多人,是他们父亲一代从上海出去的。而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又重新回到了父辈魂牵梦萦的上海。
这些三四十岁的台湾人记得在他们小时候,有种说法说上海人是精明、厉害、一加一等于三的。对于上海人的刻板印象在他们小时候就形成了。其实台北市充满了不少上海人和上海的遗迹,只是他们很少去注意到, 或者已经刻意去把它遗忘了。
但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的时候,上海突然崛起。上海升起的那一刻就像吸星大法,把一切有能力的东西都吸了过去。
其实台湾人十有六七恋乡怀旧,老一辈的余光中、白先勇可谓代表,理性时悲天悯人,感性时喟叹自己是“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于是90年代,大量台湾人带着钱和乡愁来到上海,投资、工作、定居,这一群落常常聚集在虹桥地区。
休息天逛逛淮海路,有人告诉这些台湾人,这条路就是往昔声名赫赫的霞飞路,他们的反应有点茫然。和朋友路过一间其貌不扬的旧公寓,没有丝毫预警的情况下,忽然,朋友指着那栋建筑物,随口说那是当年张爱玲居住的常德公寓。一身家常的台湾人心里一颤,完全缺少心理准备,扯一下身上简单甚至有点寒碜的衬衫,尴尬地胡乱点头。夜晚搭车回家时,经过静安寺,对面一栋稍嫌俗气的粉色大厦,楼下停了许多出租车,司机们站在车外,三五成群,抽烟聊天。有人悄悄地在台湾人耳边说,这曾是杜月笙的百乐门大舞厅, 台湾人惊诧不已。
这就是当时的台湾人,对上海略知些皮毛,对内里却一无所知。虽然上海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原乡。
融入上海市景的辗转
不过在台湾人还没理解上海之前,就已经去水城路买小笼包,去仙霞路的转角上馆子,到吴中路挑选窗帘和沙发布,上衡山路剪发……他们对于这些地标了如指掌。
早几年台湾人甚至还去东台路——这条上海人都很少会去的马路。他们去那里怀旧。在他们看来,东台路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普世对怀旧的渴望。一块破烂的标语,封尘的风扇,缓转的唱盘,玷污的旗袍,发黄的老照片……邂逅旧物,也是缘。
到东台路,原来就是那么一个缘分游戏。没有一心要找的某种物件,而那打动他们心的旧情,会适时而至。伴随着来自历史的微凉。他们在东台路古董市场杀价,为了一只一看上去就像是仿造的老钟。台湾人让上海老板便宜些,因为他不是观光客,他是新移民,他是要摆自己家里用的。五分钟后,台湾人达到了他的目的。
即便把这只老洋钟搁在台湾人的电视柜上,他们依旧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住在现实生活中的上海,而不是留存在意识里的、具有三四十年代固定影像的上海。他们让自己的脑子活动着,如一般异乡人该有的反应,想把脑海里所有曾经读过关于上海的书本段落默默地重新温习一遍,他们焦躁地想要去书店搜刮一些关于这座城市的过去与现在的书籍,好好恶补一番。因为他们其实不懂这座历史不算长、人情世故却博大精深的城市。
他们已经进入它的管辖地,成为它的子民,远在他们理解上海之前,远在他们对上海有任何想象力之前, 远在他们得知有多少台湾人已经来到这个城市之前。
但有一点使台湾人立刻有了感觉。他们看见台湾人在上海西区落满梧桐叶子的街道上开了面包店、泡沫红茶店、洗衣店、照相馆,听见台湾人在餐厅高谈阔论台湾政治与计算机软件。真锅咖啡店里摆着《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供人阅览。当走进“家乐福”时,那些标准台湾话令台湾人有了一个错觉: 以为自己在台北的忠孝南路。无论去上海哪里,他们都会告诉台湾人,他们刚刚才做完一个台湾人的生意。书报摊上,标题印得斗大:“上海新移民——台湾人。”
这些从台湾来的上海新移民, 先是男人只身前来,几年后,便个个在上海置产,举家搬迁。也有的娶了上海太太,有的包了二奶, 孩子读了双语学校, 春节回家乘上了东航包机……无论衣食住行, 台湾人都轻易地融入了上海市景。很多台湾人因为在上海住得太习惯而觉得不习惯。因为当初他们到大陆之前种种臆测,竟然不发生效用。
不过在这座城市,当台湾人走在路上,无须开口,就能让别人轻易猜测出他们的来历。他们身上有一种气味,肢体有一种语言,脸孔有一种神情,都透露出台湾背景。他们走到哪里都四处张望,喜好评论, 内容不外乎是拿上海跟台湾作番比较。例如, 见着了上海的旧建筑,就会提台湾的违章建筑;搭了上海地铁,就要提台北捷运;吃了一道上海莱,就要说台湾也有;看了上海的电视报纸,就谈台湾媒体;去上海的“前后花园”苏杭游玩,就要谈到台北的桃源和花莲。
他们越辨认上海的面目,就越是花时间花精力描述台湾社会的长相。好像他们不能单独认识上海, 除非将两座城市放在一起,他们才能了解上海。他们的根到底在哪里,是越发模糊了。不过他们适应上海的生活, 至少在虹桥地区如鱼得水,那是肯定的。
水城·古北·上海的台湾物质元素
水城路是一条有点面目模糊的路。如今提到水城路,上海人就立刻会提到古北,提到虹桥,提到台湾人。
二十年前的水城路其实是条田间小路,后来拓宽了一些,被命名为红旗路。当时从公房三楼的窗口就能看到仙霞宾馆的霓虹灯广告, 隔在中间的是成片的田野和村庄,还有一座碉堡。
再后来它就改叫水城路。这个名字跟仙霞路一样,都有点古典浪漫的意味。
水城路的南北差异很大,节点在虹桥路。靠北一段直到天山路,火柴盒一样的老公房,外来人口很多,路上总有行迹可疑的男女,男的谢顶、委琐,女的纹着青色的眉毛和眼线,庸俗不堪。夜晚,民工骑着自行车一路狂飙、狂喊,似乎要发泄过剩的精力。这一带出没的出租车都显得破旧脏乱,车里有一股隔宿的恶浊气味……整个水城北路泛滥着一种城市边缘的气息。
而虹桥路是水城路的分水岭。自虹桥路向南,水城路陡然换了新天地,全部是新兴商品房和外销房,并聚集了鹭鹭酒家、真锅咖啡、名典画廊、“棒约翰”比萨店等比较像样的精巧的所在,洗衣店、俱乐部、书店、私车停车场、“家乐福”卖场也一应俱全。那是90年代后期的商业杰作, 建造出虹桥古北地区富庶、便利、既开放外向又自成一体的生活氛围。
夜里,站在水城路最南端的高尚楼盘“明珠城”的高处露台上俯瞰古北,霓虹闪烁却又不俗气,空气清新,感觉宁静舒泰。
虹桥水城路的出租车司机明显精神整洁很多,开口说上海腔的国语,车里播放着诸如“魅力听觉”一类的具有小资情调的电台节目,车里还散发着柠檬味空气清新剂的味道。在这条路走着的人们都衣着光鲜、精神振作、举止文雅。
其实虹桥路以南的水城路上主要也是外来人口,只不过是大量的台湾人的聚集区,还汇集了一定数量的香港人、日本人和少许欧美人。
这条路上的任何一家饭店和咖啡店,都能听到台湾人那种说来轻言细语,慢条斯理,尾音和谦词特多, “啦啦啦啦”的国语。台湾人理性,似乎一边说话一边在思考,语速的缓慢是为了追求逻辑的通达,思维的慎密。台湾人讲究规矩和保持距离,不卑不亢,说话作文务实谨慎,常对事情本身多作分析和求证,少下主观判断和结论,很少有“铁口直断”,表现出尊重客观、务实求实的精神。这也使得虹桥的水城路沾染些了台湾人斯文务实的气息。
虹桥的水城路,有许多“罗森”、“可的”之类24小时便利店,随时可以买到无糖配方的““Extra”口香糖、优诺酸奶和日本配方的塑发用品,买到台湾烤肠,买到《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这些窗明几净的便利店最早就是诞生于虹桥地区,它们使爱好夜生活的台湾人得到了保障和鼓舞,也同样被照亮。
许多上海人还能记起当年“永和豆浆”上海第一家店在水城路开张的盛况。记得在开张前,不时有新村里的老头老太在豆浆店的门口探头张望,不时发出惊叹:“‘嘎具啊’!一根油条要2块?! ”开张后门庭若市, 吃根油条都要等上10来分钟。到了半夜一两点更是热闹非凡,店里几乎成了台湾人的天下,满耳的闽南话和台湾国语。而且吃完了都是一马甲袋一马甲袋地把油条豆浆蛋饼带回家充当早餐。那时的热闹景象现在恐怕是再也找不到了。
水城路上的台湾小吃店不少。里面的鲁肉饭、四物排骨汤、蒸蛋味道非常正宗。一元一只的红豆糕、15元一碗的红烧牛肉面、绿色的菠菜凉面甚是好吃。那里在90年代后期是一些在上海打拼的台湾小白领海晚聚会的场所, 点几份卤水喝几瓶啤酒,兴致高了还会从隔壁的小饭店里叫上几道炒菜,把酒当歌,好不痛快。台湾人的这个习惯一直延续下来。
如今,他们吃罢,往往就去仙霞路、水城路附近的“一茶一座”打上几圈大怪路子。台湾人历来是比较节俭的,不会乱花钱,情调要讲,痛快要找,钱还是要算计着花。所以虹桥地区这种既舒适便利又不曲高和寡的精致生活业态很适合台湾人的胃口。
如今,台湾人周末聚会的地方虽已扩展到陆家嘴、新天地,但虹桥始终是他们的固定据点,是他们的“小台北”,从扎根在此开始,他们就从未打算淡出虹桥。
他们可以到公寓楼下的唱片店买罗大佑的唱片。听着这个摇滚的思想者潜吟具有原乡情结的“光阴的故事”,思恋没有霓虹灯的“鹿港小镇”。然后去“鹿港小镇”或“雅玛”吃芒果冰沙。吃完,逛逛书店,王文华、几米、刘墉、吴淡如的精致小品满目皆是。无聊时,把电视机调到凤凰卫视, 看看幽默男人胡瓜的主持,或者看看李敖骂人。新一波台湾文化热在神州燃烧,不知不觉间,上海已经有太多台湾的物质元素了。
台湾男人
生活是沉重的,但男人们却要肩挑生活,笑着是生活,黑着脸也是生活,不如笑着。总体来说,台湾男人笑得比大陆男人好。
台湾男人比较富裕,勤奋打拼,号称“爱拼才会赢”,以会做生意著称,曾是大陆百姓羡慕的对象。但随着大陆经济的持续发展,尤其是“长三角”的腾飞,台湾男人的魅力在这一地区大打折扣。到了上海,台湾男人成了“台*****”。
台湾男人的精明曾为他们招财进宝,但这种精明只能算作小聪明,不作大智慧, 因此,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台湾人很少涉足高新产业,又无核心技术,于是这几年很多台商败走“一切追求最好”的上海而转战苏杭。在上海和苏杭,有了自知之明的台湾男人也不再有底气昂首阔胸,目空一切。他们不再敢蔑称上海女人为“大陆妹”。事实上,许多上海女人的目光早已经越过了台湾男人本就不太高大伟岸的肩膀飘向了远方。她们心中的城市根本不是台北,甚至已经不是香港,而是东京和巴黎。
台湾男人花, 也许只能在落后的小城市花了,也许只是金钱惹的祸。他们历来花的对象就不可能是上海略有点腔调和层次的女人。如今在上海,我们可以看见台湾人如同在台湾那般克己复礼,做谦谦君子状。
台湾人与上海的微妙关系
台湾人喜欢在上海的那些法国梧桐林荫夹道的老街上散步,享受夜的诱人气息。古老优雅的小洋房娴静地站在两旁,带点好奇但十分节制,不紧不慢地注视着这个城市的新移民们。无数平常人的爱欲生死天天在她的鼻下活生生进行着,她早已学会无动于衷。
这就是上海的魅力。
其实,住在上海的台湾人与19世纪在欧洲的美国人有着相似的处境。台湾人一方面处处发现自己自小熟稔、乃至个人向往的文化痕迹,迷醉于这座城市的风华,另一方面却又想保持某种程度上的独立,努力要置身事外。台湾人面对上海的犹疑,正因为文化上的轻易跨越,更烘托出政治歧异的进退两难。
所以,一个台湾人来到上海,他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大力拥抱这座城市,还是应该保持冷漠的旁观者地位。因为他猜不清他在这座城市的未来。
台湾人爱上过无数的境外城市,例如东京、纽约、巴黎……从来也没被人指着鼻子骂过媚俗。每年移居纽约的台湾人数目高过前往上海者,这正好强烈反应了台湾人对上海的说不清的情结。面对上海,台湾人拿捏不准自己的态度, 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跟上海的关系,或者,还未决定自己该跟上海维持如何的一份关系,因为他们还未琢磨出自己是谁。
《上海采风月刊》2006年第5期
台湾人在上海: 讲上海话
香港的“泛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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