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七郎三媳张玉婵口述,父子三人同日遭难屈死经过

本帖于 2011-01-08 08:16:39 时间, 由超管 论坛管理 编辑

张玉婵口述 沈纺缎记录 《新使者杂?》80期 2004年2月 p.23-25 台湾教会人物档案。张玉婵是张七郎长老的三媳妇,夫婿是张果仁。1947年4月4日张七郎医师、张宗仁医师(长男)、张果仁医师(三男)父子遭难屈死,死时分别为60岁、31岁、25岁。张依仁(次男)亦被押走,幸未遇难。

三代为医

1888年12月16日,张七郎出生於新竹湖口客家家庭。由於父亲(张仁寿)是一名汉医,张七郎幼年即开始学习汉字、阅读古书。1900年,他十馀岁时,当时台湾为日本所统治,他前往清国厦门学习汉文3年。1903年,他回台湾,就读於新埔公学校。1909年,入学台湾总督府医学校(即现今之台大医学院)。

1915年4月张七郎毕业後,服务於台北州立基隆病院、台北马偕医院和淡水仁寿医院,并於1916年1月16日,在基隆生下长子张宗仁。後来,在瑞穗的大哥及在凤林当汉医的五哥都说东部非常缺乏医生,希望张七郎能来,因此,他1922年来到东部花莲港,在凤林区开业仁寿医院,并於1945年11月创办凤 林初级中学,为第一任校长。

终战结束後,他兴高采烈,写满欢迎新政府的书法,并在花莲筹建高大牌楼,张灯结彩,牌楼两边对联是「万众回春事事须把握现在,一元复始处处要策励将来」,上款则为「天下为公」、「国为民有」。1946年3月,他当选为花莲县参议员,并被推选为议长。同年10月,被选为制宪国大代表,赴中国南京,参加制宪会议。

张七郎的长男张宗仁,经台中第一中学校考入东京的日本医科大学,毕业时,留在日本服务,後来到中国东北的满州国,任满州国立医学院教授与产妇人科长。1946年9月15日,携妻、子离开东北,10月20日下午,全家回到凤林,接手父亲的医院,同年11月,并接手凤林中学第二任校长职务。育有二子文满、安满。

三男张果仁於1922年7月13日出生在凤林,及长经淡江中学考入东京齿科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後至中国东北满州国,与大哥张宗仁、二哥张依仁在海城仁寿医院执医,後来回故乡凤林当仁寿医院医生。其妻张玉蝉,6岁即入张家作童养媳,受张七郎夫妇栽培至高等女学校毕业,1947年年初,与张果仁结婚。先生受害时,她正怀有身孕。

枉死受害

1947年发生228事件,3月,在花莲工作的张连溪先生告知张家,他於县政府得知传言谓黑名单里有张七郎的名字,叫张七郎父子都去避难。然而,张七郎个性耿直,自认为张家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不满新政府的集会或团体,政府自会明察秋毫,根本无须躲藏。而一切欢迎新政府的活动事宜,张家仍都积极地参与筹备。

然而4月4日礼拜五晚上,国军干部带领六名荷枪实弹的军人至街上的仁寿医院,称部队内有许多士兵上吐下泻,请大夫尽量多带药品及注射药前往急救,张宗仁不疑有他,依命前往。半小时後,又把刚从商店购物回来的张七郎之三男张果仁不由分说的架走,同时警察又带领多名武装国军至山下果园张七郎的住处搜寻武器,不得一物後,即押走张七郎及二男张依仁。当天半夜11时左右,下著一场倾盆大雨,从南方3公里公墓处传来连续6声枪响。

4月5日天未亮,张玉蝉前去果园张七郎住处,欲向公公报告大伯、夫婿被捕之事,才知公公、二伯也被押走,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当中三人已受害,婆婆要她回去杀鸡,准备四个便当;当婆婆带便当去时,军方只收了一份,应验了婆婆在事发後所说∶「上帝一定会留一个给我。」原来张依仁被搜身时,衣袋内有一枚现职军医上尉证章,又询知曾前往中国东北病院服务,才免去杀身之祸。

5日下午约5时,家属在凤林公墓找到遗体,张七郎身上所穿的毛质内衣裤、橡皮长雨鞋、呢质礼帽等都被剥夺,只剩内衣裤护体而已;张宗仁眼眶层层密密受剑刺伤,右手腕下骨折;张果仁腹部受剑刺致大肠外露。当时父子三人都被反绑, 由背贯前胸各受二枪而死。张七郎、张果仁被同置一坑,紧邻约一公尺的另一坑置有张宗仁,三人均以薄泥沙覆盖著,状极凄惨,死时分别为60岁、31岁、25 岁。

孤儿寡妇

1947年4月6日主日下午两点,由凤林教会徐复增牧师主持父子三人的告别礼拜,徐牧师以圣诗347首(〈有时 咱经过美丽清静河?〉)安慰遗族,随後合葬於家宅後院,其墓碑写著∶「张七郎、张宗仁、张果仁父子遭难之墓,民国36年4月4日夜屈死。」虽然张七郎的未亡人詹金枝曾向当局诉冤,然而诉状不是被驳回就是相应不理。林献堂先生衡量当时局势,据实向她说∶「告是无效的。」却又担心她的处境,再三叮咛她∶「兄嫂啊,奶不可以自杀。」

当时55岁的詹金枝虽然伤心欲绝,却强忍住不在亲人或他人面前哭泣,也叫年27岁、19岁的大媳妇、三媳妇不要哭,要坚强,因为大家还得好好活下去,负起养育幼子的责任。由於土地还在,婆媳开始学习农事,有时詹金枝一边做一边哭,一边祈祷一边吟诗,半夜时,也听到她起床来吟诗、祈祷,还有哭泣的声音。

张七郎生前是一位开业医,太太是产婆,兼医院护士,小时印象最深刻的是,每个主日,孩子们先行至教会上主日学,而礼拜时间一到,他和太太一定放下手边的医务,准时到教会作礼拜,不会因事而耽搁下来。事件发生後,医院关闭,张家遗族全部住到山脚下的果园内。每天晚上举行家庭礼拜,大家一起读经、吟诗,再由詹金枝讲解经文、祈祷,患难中使人更信靠主,228事件不久後,詹金枝即被选立为教会长老, 1982年1月5日,於90高龄安息主怀。

感恩岁月

「有时咱经过美丽清静河?,树木真青翠的路边,有时咱遇到大忧闷流眼泪,如经过大风浪的苦海,免烦恼,心平安,倚靠主,免烦恼,心平安。」走过死荫幽谷,张玉蝉回首前尘,其中有苦难也有祝福┅┅

我幼时即来到凤林张家,张七郎夫妇慈悲良善,视我如己出,非常疼爱我。在台东读书时,因路途遥远,我只能利用璁假及过年回来。当时,凤林至台东的火车, 慢车需7个多小时,快车要4个多小时,每当要出门至台东时,向正在看病的爸爸道别,即苹身走往车站。然而到车站时,爸爸早已骑脚踏车先到,买好快车票在那里等我。

当时物资缺乏,大家普遍贫穷,相对的,我的家境就显得不错。我住女校宿舍时,3年没吃过肉,日本人煮的饭菜也不加油,对我来说,非常难吃。有一次,我在宿舍躺了一个礼拜,不吃东西,也查不出病因。学校老师无奈地写信给爸爸,告知我生病一事。爸爸接到信後,很快地来学校看我,没说我生了什麽病,只把我由学校带到台东他的朋友家,自己就先行回凤林了。爸爸的这个朋友家境与我们家相当,我住在他家,他们吃什麽我就吃什麽,过了两天, 我就康复了,原来只是缺乏营养与胃口罢了。

战後,我转学至花莲,因生活上难以适应,写信给爸爸说不要读书了,宁愿回家洗衣煮饭。爸妈不肯,後来爸爸还亲自来看我,当晚在花莲过夜。隔天清早,我准备好行李,很高兴地要跟爸爸回家,爸爸却要我先把行李放在玄关处,并邀我至海边散步。在海边时,爸爸说∶「奶看奶穿的衣服多麽漂亮,为何不读书呢?」他一直苦劝我,直到我被说服,答应继续读书。

也因为到外地求学,我有数年的时间未参与教会,事件发生时,我个人的信仰仍停留在主日学的阶段,家里也由不愁吃穿到有劳动才有得吃的农家生活,然而,年少的岁月,充满爸妈对我的爱,那份幸福帮助我勇敢地走过家庭的巨变,以及往後陪伴妈妈、照顾幼子的漫长岁月,并在信仰上重新得力。现今,孩子长大了,也很孝顺,回想往事,虽苦也甜。


二二八花莲消失的精英
台湾东社(花莲)制作,2009,2月18日

二二八事件如今(62周年)回想起来,其主因是中国(当时被台湾人期待的祖国)是个独裁、文明落後的政府,来台接收弊端连连(到处揩油),致使民不聊生,币值一度贬至「四万元换一元」的惨况,才会因查缉私烟过当(将求饶的妇女林江迈打得头破血流)引起台湾人全台骚乱。尔後,这个独裁(没有民主、人权思想)的政府又以镇压、整肃的手法处理骚乱,屠杀无辜在所不惜!与今日中国镇压图博(西藏)的手法异曲同工。当时全台包括澎湖地区,被镇压、整肃的死亡人数被推估约1万8千至2万8千之间。花莲县也在「绥靖」、「清乡」的政策实施後,有134人被捕、首谋重犯7人被通缉,50人被处徒刑,10人被处死刑,有234人「自新」,白色恐怖至今埋藏人心深处。

下面简介的3人(应该说5人)是没经过任何审判,就无辜被杀的受难者。


张七郎父子遭害後,张家将父子三人合葬於自家农园。
墓碑左右书∶「两个小儿为伴侣、满腔热血洒郊原。」

客家人∶张七郎 (1888--1947)、(包括其子张宗仁1916--1947、张果仁 1922--1947),死时分别为59岁、31岁、25岁。张七郎出生於新竹湖口,最後以台北总督府医学校(台大医学院前身)毕业,前後当过基隆医院、台北马偕医院医师,1922年迁居花莲凤林,将淡水所开过的「仁寿」(其父之名)医院也於凤林开设,为缺乏医疗的偏远地区的人民服务。1946年2月创立凤林初中,为第一任校长,作育凤林子弟。1946年3月当选花莲县参议员且担任议长,当年10月31日又当选台湾省制宪国代,曾在南京与蒋介石合照,且回乡宣扬制宪,并号召儿子返国报效乡梓。


一九三七年,张七郎夫妇与子女在凤林仁寿医院前合照。右起为张七郎、
张宗仁、张依仁、张果仁、张秀惠、张性惠、张秉仁、张存仁、詹金枝。

没想到仁寿医院不但被一位名叫「方廷槐」的情治人员卧底,而且在清乡「找出恶人」(其实是有影响力之人)的政策下,父子3人被枪、剑打得遍体鳞伤再枪杀於凤林荒地里。其孙张安满先生为其父子3人的蒙难,下了悲痛的注解∶「我所响往、拥抱的祖国,却让我遍体鳞伤的拥抱死亡。」。

(资料引自张安满《二二八事件张七郎父子受难纪事暨文物展专辑》,台北市文化局 / 台北二二八纪念馆,2006年11月)

福佬人∶许锡谦(1915--1947),死时32岁。花莲首富之子,毕业於台北二中。1931年组织「台湾经济外交会」花莲港支部,属於当时台湾民众党外围系统。战後,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花莲分团」,担任宣传股长,是该团7名干事之一。1946年6月起担任《台东日报》附属之《青年周刊》、以及《青年报》(9月起易名《团训周刊》)的编辑。二二八事件爆发後,3月他在花莲相当活跃,不仅促成三青团印发通知单,在花岗山召集民众大会,还游行花莲市,并担任「青年大同盟」总指挥,负责维持治安、收缴武器、接收粮食等工作,也参与3月5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花莲分会」的成立。当蒋介石派遣21师抵台後,各地滥捕屠杀的消息纷纷传出,他走避至台北附近,经宪兵队及花莲县长出面游说其叔父劝说回乡,於返乡途中(传说在清水断崖)遭埋伏的军宪人员捕杀。

(2007年於花莲东社二二八事件追思会上所得资料及相关人员口述,据悉不少资料在其外孙杨照手中)

泰鲁阁族∶林明勇(Wa li shu min)(1913--1947),死时34岁。花莲秀林乡泰鲁阁族世袭酋长,日治时代为带刀村长,获选为「武士林」即模范村长,现在的「秀林路」以前称「武士林」,据其子林国梁口述∶「他爸爸走路有风,前面有3、4个保镳,後面有2人抬酒。」,还是战後第一任官派的秀林乡长。二二八事件发生後,林明勇与许锡谦、王明进、马有岳等人为处理委员会的5个委员,大家都主张不要打,林明勇还去救出花莲医院(现在署立)大桥边的司令部被关的国民党高官,结果也在蒋介石「清乡」、「整肃」的政策下,和张七郎一样,被警察到家里抓走,然後枪杀於山中,家人找到时已成白骨,家人为他筑墓立碑。可惜林国梁的母亲在过世时,孩子们依母亲要求将母亲保管的林明勇之照片都烧掉祭母了,但其子林国梁虽遭重创,却努力在神学院读书,曾留学韩国,现为南部地区名牧师。林国梁自小的孤儿悲痛,使他在花莲秀林乡设立孤儿院多年,照顾不少孤儿。

(资料整理自2008年花莲东社所做的林国梁口述记录,现存於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

二二八事件在花莲,还有藏匿深山的林茂盛、死里逃生的王明进以及阿美族卡车司机冲入海底,和军舰士兵上岸射杀海边为婚礼捞鱼民众等传说。然而,我们今日纪念二二八事件蒙难者,不在记仇,而在於深深体会民主、人权的国家体制的建立非常重要,我们要坚定地保卫台湾已有基础的民主、人权的思想,以确保我们子孙万代都不会再发生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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