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聚合力量 迈向中国会合

　中评社香港2月14日电／台湾前东吴大学校长刘源俊教授在《中国评论》月刊二月号发表专文《两岸关系新阶段的方向与目标》。作者认为：“孙中山是两岸的共同源头与自然凝胶”，“中华文化是两岸共同的语言”，两岸应该通过调整“中华高等教育的新方向”、“共同保钓”等凝聚合力，“两岸最高领导当局更站在历史的最高点，胸怀宽大，拿出勇气与智慧，检讨现行两宪；所有知识分子跳出已往政治学框架的局限与意识型态的桎梏，从百姓的角度思考问题；朝未来‘中华新民国’的目标，携手前行。”文章内容如下：

　　孙中山是两岸的共同源头与自然凝胶

　　抛开“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间众多复杂的历史纠葛不谈，两者的共同源头无疑是孙中山。没有孙中山当然就没有中国国民党；没有孙中山当年的联俄容共，中国共产党如何能成长？1949年后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成功，基本上是由于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78年后中国大陆发展经济，所标榜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非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所从事的各项计划亦是奠基于孙中山的“实业计划”。

　　虽然过去若干年来中国国民党已悖离三民主义──只剩一半（民权主义加半个民生主义），中国大陆却在开始实施另外一半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加半个民生主义）。可说，海峡两岸虽各走各路，却存有保全三民主义的默契，孙中山是两岸凝胶。

　　一般说，国家的要素是人民、土地、政府、主权四者；这是从执政者的角度的说法。从人民认同的角度说，则国家的要素是人民、土地与文化三者。人民自有权不认同政权；人民若只认同土地、同胞、文化，虽不认同相关政权，政权还是必须承认他们是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是发给“台胞证”吗？“中华民国”政府也应发“陆胞证”。

早有人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若是真心要“统一”，何不摘去“人民”一词，恢复“中华民国”国号，则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当顿失凭依，不得不俯首称臣。另方面，若是“中华民国”改名台湾共和国，则是自毁长城，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武力统一”的藉口，乃属“自作孽，不可活。”任何人都不至于愚蠢至此。

　　因此，在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在孙中山思想的概括下和平共存似是唯一可行的道路，有以俟新阶段大智大勇者的到来。

　　中华文化是两岸共同的语言

　　2009年7月在长沙举行的“第五届两岸经贸与文化论坛”，在结论第一条标举“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谈文化问题，先要讲社会主义的源头。中国社会主义的源头应当回溯到《礼记.礼运》（大同篇）：“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1945年，中华民国加入联合国成为安全理事会会员国；1968年4月28日“中华民国”赠送联合国一方蓝色大理石碑，上面镌有孙中山先生所书的〈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一重要文物在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中华民国”后仍然存在）。

　　孙中山先生对文化问题的看法有两项要点：一、中华民族固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孙中山先生继承这一道统）。二、我们一方面要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固有文化，另方面要采撷西方文化的精髓。中共领导当局应谨记在心。以下例举两端，略加说明： 
 
文字是文化的载具。中共当局当年推行简体字，固有其时代因素。然随着中国大陆人民与外只华人世只接触日广，中共当局不得不承认，中华文字的正统仍然保留在台湾，在港澳，在马来西亚。吾人不敢期望废除简体字，至少希望做到马英九所提倡的“识正书简”，最好是在小学教习正体字，也允许正体字书刊在大陆正式发行。两岸科学名词的会通与正误，当亦是一即刻而具体可进行的重要课题。

　　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里的主流思想；而科学精神不只与儒家思想原相通，孔子所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更是科学精神的上位思想。这点，两岸的大部分提倡科学的知识分子（无论是科学只或非科学只）与当政者都尚未能认识到。

　　中华高等教育的新方向

　　西方一向视大学为“造就并管理知识”的场所──其任务包括知识的传授、保存、创造与传播。这符合西方文化的传统──“以智辖德”。有些大学重视所谓“通识教育”，以与“专业教育”相平衡，但其中所强调的仍是关于知识的教育，只不过强调专业以外的知识耳。

　　“中华民国”〈大学法〉第一条以前的文字是：“大学以研究高深学问，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1993年公布的新〈大学法〉第一条文字改为：“大学以研究学术，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务社会，促进国家发展为宗旨。”换言之，已不强调研究“高深的”学术，也不强调养成“专门的”人才。实际上，有些大学把研究学术放首要，有些大学把培育人才放第一，有些大学则以服务社会（推广教育）为重点。1970年代以后，各校开始重视“通识教育”，以补“专业教育”之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998）相应的文字是第四条：“……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第五条：“……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大学也开始重视“文化素质教育”，以补“专门教育”之不足。

若只重视知识的造就与管理，其后果则会是学术风气、学术伦理与学术品质的败坏。在中国传统教育里，既重视德性，又重智慧──“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在西方，即使是沿着重视知识这条道路，艾德勒（MortimerJ.Adler）也指出：“知识”的最终目标是为获取“智慧”。19世纪的纽曼主教还有一段话，颇有启示：“大学之道，博大而平庸；在提升民智，教化民心，淳化民风；在为大众立心，为生民立命；在发扬并匡正时潮；在利导权势，在改善平日交往。……”他的观点与中国儒家相近，注重德性与智慧。

　　一般西方大学教育里虽并不讲德性与智慧之类，但他们在大学外另讲求宗教以补其不足。但若中国现代大学也学西方，在大学里只重视知识，在学校之外又没有宗教的潜移默化，就有很大的盲点──换言之，德性既无从培养，智慧也无从启发。更何况，现代的家庭教育已经式微或受扭曲，不足为恃！

　　2008年以来，全球已陷于金融风暴的危机中；究其本质，是资本主义带来的。其中隐含的问题包括：能源与资源匮乏乃至逐渐枯竭、大气增温因而天灾益频、环境破坏、贫富悬殊、道德伦理沦丧、科技挂帅与恶性竞争、意识型态冲突（特别是穆斯林与基督间的）、信息泛滥……，人类前途其实茫茫。展望未来，人们应全盘重新检讨大学的宗旨与做法。

　　在这方面，台湾与大陆的大学有很大的合作空间。除了彼此撷长补短外，应互勉在高等教育的宗旨里，在研究学术、培育人才、提升文化与服务社会之外增加“砥砺德性”、“启发人生智慧”，与“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和谐发展”三项。换言之，大学对发扬中华文化与关怀人类前途负有更高的使命，非只是“促进国家发展”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已。

目前华人世只的各种大学评鉴与排名评比，已让高等教育只卷入竞争的漩涡，插翅难飞，而所依据的指标又通常踵武西方──且不具前瞻意义。拾人牙慧的后果，只不过是当西方世只的精神附庸。研讨出一套适用华人世只与全人类的福祉的中华高等教育新指标，当是海峡两岸高等教育只共同的课题。

　　两岸共同保钓

　　回顾过去，自1970年迄今有四波大规模的“保卫钓鱼台”列屿的运动，其间小运动无数。

　　1970年，消息暴露，美国为讨好日本共同围堵中国，拟将钓鱼台列屿随琉球一并交与日本；当年11月，台湾留美学生发起“保卫钓鱼台”运动，其后迅速扩展到台湾与香港各地，是为保钓运动的第一波。运动最高潮是4月15日华盛顿的游行及对美、日及“中华民国”政府的抗议活动。这一波运动终使美国于1972年5月15日只将“钓鱼台”列屿的“行政权”交给日本，而对其主权问题采中立立场；而日本原先要在“钓鱼台岛”建立无人看管的气象台的想法被迫放弃。

　　1996年7月，日本片面宣布其领海范围，包括“钓鱼台”地区一直扩张到台湾外海，并开始驱逐进入列岛地区的台湾渔船；日本右翼青年社并在列屿之北小岛建立灯塔。这些举措激起全球华人的新一轮怒潮与行动，可称为第二波保钓运动。这次运动以台、港为主导，北美华人与大陆同胞为支援。运动的高潮先是9月22日在台北的大游行；最后是10月7日台、港、澳三地人士近三百位联袂前往“钓鱼台”岛，并成功登陆，同时插上“中华民国”国旗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这一运动有宣誓主权的效果，也促成台湾与日本就渔权问题磋商。

　　第三波保钓运动开始于2002年9月。首先，因李登辉于接受《冲绳时报》访问时表示“钓鱼台是日本领土”，保钓人士于是在台湾发起连署声明谴责，串连全球保钓人士筹组“全球保卫钓鱼台联盟”。大陆人士且于2004年3月24日突袭成功登上“钓鱼台”。

　　2008年则有第四波保钓运动。起因是6月台湾渔船于“钓鱼台”海域遭日舰撞沉，舆情愤慨。十二名保钓人士于是再度乘渔船出海驶往“钓鱼台”，在数十位媒体人陪伴及海巡署五艘巡逻艇护航下，冲破日方巡防舰防线，于6月16日成功挺进距离“钓鱼台”岛零点四海浬处，绕岛一周宣示主权。日本后来并正式为撞船事件道歉、赔偿。

保钓不能只有行动，还必须有学理的依据。三十多年来，台、港、美、中国大陆各地均出版了许多学术论着，探讨钓鱼台列屿问题的历史、地理、国际法诸面相。东吴大学于1998年5月与2003年9月两度举办“‘钓鱼台’列屿问题学术研讨会”，会后并将论文编印成书。有关保卫“钓鱼台”运动的文字，也编辑出版了好几本书。新竹的清华图书馆自2007年开始进行“1970年代保钓暨海外留学生刊物文献特藏计划”；同时，北京的清华大学图书馆也开始收藏有关文献。

　　“保卫钓鱼台”是一长期的事业。我多年参与的深切感想是：这一运动一直只是民间活动，两岸政府都裹足不前，令人遗憾。我在2004年6月东吴大学出版“第二届‘钓鱼台’列屿问题研讨会论文集”中所写的〈代序〉中写道：“钓鱼列屿，要扼海枢；攸关东亚，各方瞩目。日人窃占，早有阴图；瓜分礁层，攫夺渔库。美国助成，意在霸主；藉名安保，其实围堵。奸人媚外，放弃国土；侈言爱台，心迹暴露。政府软弱，中共裹足；百姓丧志，先忧疾呼。志士奋勇，驾舟冲突；贤良竭虑，研讨出书。后人取法，吾代不辜；常维争议，以俟光复。海峡两岸，中华民族；携手同心，畛疆是固。”

　　“钓鱼台”问题在历史、地理及法理上应由台湾出面，但在实力上必须有中国大陆做后盾；换言之，必须两岸合作才能解决。期望两岸政府认真把“保卫钓鱼台”列屿放进合作项目，可从召开学术研讨会开端。 


也提十六字箴言

　　中国共产党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会见中国国民党连战前主席时，提出十六字箴言：“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2009年马英九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时提出：“正视现实，建立互信，搁置争议，共创双赢。”十六字诀。显然两岸共识已逐渐接近。我在此也以在野知识分子立场为两岸关系的新阶段，提出十六字箴言：“会通合作，互信互救，中华新宪，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语出《论语》，本是中华文化的固有精髓。已故的费孝通在2003年概括对人类社会及其文化未来发展的途径及其前景的看法，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最早是1990年说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一次研讨会上，方克立建议改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费先生也同意。2009年“两岸论坛”在结论中既同意要“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和而不同”当是两岸共识。“会通”、“合作”、“互信”表面上有了共识；既已在意识型态的铜墙铁壁上开出一缺口，双方应再接再励，付诸行动。“互救”一词则需要多做些说明：

　　过去在大陆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期，台湾推行“文化复兴运动”，相当程度地在海外保留了中华文化的根；当大陆走向“改革开放”期间，台湾的企业家曾挹注大量的资金与人才。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与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发生，大陆的“及时雨”订单则相当程度地挽救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当台湾近年进行“文化小革命”，致力“去中国化”时，中国大陆开始重新重视中华文化，无疑也会对这一逆流有导正作用。两岸唇齿相依，彼此互救（包括次一层意义的救灾互助）很可能是未来的常态。 
 
认清这点，当知两岸现阶段不急着谈统一，会同合作是最适的安排。再进一步，前面所提的文化、高等教育、保钓诸种会同合作，就是两岸建立互信、输诚互救的具有指标性意义的试金石。到了这时候，两岸的军事对峙毫无意义，徒然浪费而制造紧张。大陆撤除对准台湾的飞弹，时机当已成熟，这会是大陆对台湾所能表达的最佳善意，也将是迈向中国会合的重要里程碑。

　　在此期盼：两岸最高领导当局更站在历史的最高点，胸怀宽大，拿出勇气与智慧，检讨现行两宪；所有知识分子跳出已往政治学框架的局限与意识型态的桎梏，从百姓的角度思考问题；朝未来“中华新民国”（NewRepublicofChina）的目标，携手前行。两岸的政治学者与专家们，现在到了可以开始草拟基于中华文化与孙中山思想的，以“同根同源，相互扶持，一枝多叶，和而不同”为主调的，比欧盟更有创意的〈中华新民国宪法〉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