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的感伤主义 ．林沛理
历史教训与启示存在于历史本身的矛盾、暧昧与反讽中，道德优越感的说教难靠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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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文化杂志《瞄》（Muse）主编，《信报》及《南方都市报》专栏作家。着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香港，你还剩下多少》及《能说「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书是《破谬．思维》（天窗出版）。
龙应台的写作向来带有强烈的说教味道，不时散发着一种「深信自己站在道德高地伸张正义」的道德优越感(sense of moral superiority)。问题是要用这种方式写作，作者便必须具备过人的道德感悟(moral perception)、道德敏锐 (moral sensitivity) 和道德判断 (moral judgment)。倘若作者未能身体力行、躬行己说，即英文所谓的「practices what one preaches」；那他她在重大道德议题上所持的立场，就难免被诠释为一种道德上的矫揉造作和故作姿态(moral posturing)。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既要「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却又同时带着仰慕，甚至敬畏的心情为各式各样、来自那个时代的杰出人士和成功人士树碑立传。龙应台一方面深刻地感受到「那麽恸的生离死别、那麽重的不公不义、那麽深的伤害、那麽久的遗忘、那麽沉默的痛苦」，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意识到在一个崇拜名人的社会里，「报大名」(name dropping)作为一种写作策略无往而不利。于是，在她笔下，朱经武是「创下高温超导世界新纪录而着名的物理学家」；梁安妮是香港公关界的「大姐大」；程介明是「有名的教育理论专家」；席慕蓉的诗「华文世界里到处被人传诵」……坦白说，如果《大江大海》写的只是「被时代践踏、污辱和伤害者」的「伤害、遗忘和痛苦」，它断不会成为目前这本全球已卖出逾二十万本的超级畅销书。
龙应台在《后记》中自言是「历史的小学生」，面对「林深不知处的浩瀚史料」不知所措；有如「踏进大兴安岭採花的小红帽」，每走到一个分岔口都很痛苦，因为「两条路，我都想走」。实情是龙应台「都想走」的「两条路」是「讲故事」和「写历史」，结果她选择了将历史改写成故事。我不是历史学家，所以在这里不谈《大江大海》忠于历史和事实的程度(historical accuracy)而只谈它的语言。
一般来说，历史写作皆奉行「少即多」(less is more)的简约主义风格，因为事实不需要装饰(embellishment)；而历史所包含的权力冲突和人性戏剧，自有其内在的动人力量。从事历史写作的人需要做的，往往只是「实话实说」(tell it like it is)而已。《大江大海》最大的败笔是用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t)的笔触来渲染悲情，我没有正式统计过，但几乎可以肯定，《大江大海》所用的「最高级词语」(superlatives)之多，超越龙应台之前的所有作品。这种修辞上的夸张(rhetorical excess)在书中随处可见——龙应台回忆儿时住在大仓库，「下雨的时候，整个仓库噪声大作，雨水打在一定是全世界最大张的铁皮上，如千军万马狂杀过来」。在一本一字一句都蕴含反战信息的作品里，「千军万马狂杀过来」又怎能用作比喻呢？诚然，由于时时刻刻都想着要感动人、震撼人，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中写出了很多奇怪的句子，例如「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战争，有『胜利者』吗？」。这句分明是从英文「Look me in the eyes and tell me」翻译过来，文体家龙应台竟可如此囫囵吞枣，实在令人诧异。
龙应台千方百计要为这批战争中的「失败者」伸冤，可是在她不自觉地把他们「受害者化」(victimization) 的过程中，也可能剥夺了他们的主体性(subjectivity) 和能动性(agency)。他们当中，不是每一个都是被国家和领袖出卖的受害者。有些人为信念而战结果战死沙场，有些人为理想而活结果含恨而终。将所有的战争溷为一谈就是将战争「同质化」(essentialize) ，将所有的牺牲一视同仁就是将人的複杂动机概念化(conceptualize)。
化繁为简原是说书人的特权，研究历史的人没有这个特权，因为历史从来就充满自相矛盾、似是而非、暧昧与反讽，而它的教训与启示，亦只会存在于这些矛盾、暧昧与反讽之中。
所以，历史的研究与写作，最终应该是一趟让人学懂谦卑的经验(humbling experience)；也只有真正谦卑的人，才会靠近历史的真相。■（评《大江大海》二之二）
perrylam@yahoo.comk
历史教训与启示存在于历史本身的矛盾、暧昧与反讽中，道德优越感的说教难靠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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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文化杂志《瞄》（Muse）主编，《信报》及《南方都市报》专栏作家。着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香港，你还剩下多少》及《能说「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书是《破谬．思维》（天窗出版）。
龙应台的写作向来带有强烈的说教味道，不时散发着一种「深信自己站在道德高地伸张正义」的道德优越感(sense of moral superiority)。问题是要用这种方式写作，作者便必须具备过人的道德感悟(moral perception)、道德敏锐 (moral sensitivity) 和道德判断 (moral judgment)。倘若作者未能身体力行、躬行己说，即英文所谓的「practices what one preaches」；那他她在重大道德议题上所持的立场，就难免被诠释为一种道德上的矫揉造作和故作姿态(moral posturing)。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既要「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却又同时带着仰慕，甚至敬畏的心情为各式各样、来自那个时代的杰出人士和成功人士树碑立传。龙应台一方面深刻地感受到「那麽恸的生离死别、那麽重的不公不义、那麽深的伤害、那麽久的遗忘、那麽沉默的痛苦」，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意识到在一个崇拜名人的社会里，「报大名」(name dropping)作为一种写作策略无往而不利。于是，在她笔下，朱经武是「创下高温超导世界新纪录而着名的物理学家」；梁安妮是香港公关界的「大姐大」；程介明是「有名的教育理论专家」；席慕蓉的诗「华文世界里到处被人传诵」……坦白说，如果《大江大海》写的只是「被时代践踏、污辱和伤害者」的「伤害、遗忘和痛苦」，它断不会成为目前这本全球已卖出逾二十万本的超级畅销书。
龙应台在《后记》中自言是「历史的小学生」，面对「林深不知处的浩瀚史料」不知所措；有如「踏进大兴安岭採花的小红帽」，每走到一个分岔口都很痛苦，因为「两条路，我都想走」。实情是龙应台「都想走」的「两条路」是「讲故事」和「写历史」，结果她选择了将历史改写成故事。我不是历史学家，所以在这里不谈《大江大海》忠于历史和事实的程度(historical accuracy)而只谈它的语言。
一般来说，历史写作皆奉行「少即多」(less is more)的简约主义风格，因为事实不需要装饰(embellishment)；而历史所包含的权力冲突和人性戏剧，自有其内在的动人力量。从事历史写作的人需要做的，往往只是「实话实说」(tell it like it is)而已。《大江大海》最大的败笔是用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t)的笔触来渲染悲情，我没有正式统计过，但几乎可以肯定，《大江大海》所用的「最高级词语」(superlatives)之多，超越龙应台之前的所有作品。这种修辞上的夸张(rhetorical excess)在书中随处可见——龙应台回忆儿时住在大仓库，「下雨的时候，整个仓库噪声大作，雨水打在一定是全世界最大张的铁皮上，如千军万马狂杀过来」。在一本一字一句都蕴含反战信息的作品里，「千军万马狂杀过来」又怎能用作比喻呢？诚然，由于时时刻刻都想着要感动人、震撼人，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中写出了很多奇怪的句子，例如「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战争，有『胜利者』吗？」。这句分明是从英文「Look me in the eyes and tell me」翻译过来，文体家龙应台竟可如此囫囵吞枣，实在令人诧异。
龙应台千方百计要为这批战争中的「失败者」伸冤，可是在她不自觉地把他们「受害者化」(victimization) 的过程中，也可能剥夺了他们的主体性(subjectivity) 和能动性(agency)。他们当中，不是每一个都是被国家和领袖出卖的受害者。有些人为信念而战结果战死沙场，有些人为理想而活结果含恨而终。将所有的战争溷为一谈就是将战争「同质化」(essentialize) ，将所有的牺牲一视同仁就是将人的複杂动机概念化(conceptualize)。
化繁为简原是说书人的特权，研究历史的人没有这个特权，因为历史从来就充满自相矛盾、似是而非、暧昧与反讽，而它的教训与启示，亦只会存在于这些矛盾、暧昧与反讽之中。
所以，历史的研究与写作，最终应该是一趟让人学懂谦卑的经验(humbling experience)；也只有真正谦卑的人，才会靠近历史的真相。■（评《大江大海》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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