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审视龙应台 ．林沛理
龙应台的《大江大海》突显说书人与历史叙述者的角色冲突，成为「过度书写」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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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文化杂志《瞄》（Muse）主编，《信报》及《南方都市报》专栏作家。着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香港，你还剩下多少》及《能说「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书是《破谬．思维》（天窗出版）。
这几个星期都在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可是越看就越发觉这本龙应台用了「六亲不认」的四百天写成的书问题重重。作为一宗精心策划的媒体事件(media event)，《大江大海》的市场推广工作做得出色至极，为「如何製造一本超级畅销书」(the making of a super best-seller)这个课题提供了最好的教材。然而若视之为一本要从惨痛历史中汲取教训、要「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的着作，《大江大海》却突显了说书人(storyteller)与历史的叙述者 (narrative historian)难以协调的角色冲突(role conflict)、修辞技巧的「双刃剑」本质(double-edged nature)，以及谦逊作为一种历史写作的美德(virtue)与修养(discipline)之必要。
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在承载着《大江大海》遨游的一片讚美之声中(an ocean of praise)，几乎没有浮上过水面。是出版社的公关手段超卓，还是香港根本没有几个人认真写书评？这样对龙应台本人也不公平，《大江大海》既是她呕心沥血之作，我们便应给予它最一丝不苟的审视。正如龙应台在书中对她的十九岁儿子飞力普所说，「因为你认真，所以我打算以认真回报你」。
龙应台从不讳言她在《大江大海》要做的一件事是「讲故事」——在题为《行道树》的序言中，她提到她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跟她的儿子飞力普「讲故事」，给他一条「前后连贯的线索」去理解她来自的时代。当然，《大江大海》绝对不只是母亲对儿子的「爱的教育」。较诸《亲爱的安德烈》，《大江大海》的野心要大得多。
在一种严肃的使命感和正义感的驱使下，龙应台深信自己正在进行开创性的历史研究。她对亚洲週刊的记者说：「我开启这个探索，就是想要真实地知道那个时代究竟是怎样一个时代。如果你不去下工夫，就没有一个黑盒子会打开」(亚洲週刊第二十三卷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五页)。
令人意外的是龙应台似乎没有想到「讲故事」与「写历史」是两种迥然不同的追求，历史的真与故事的完整和动人未必可以共存。
读了《大江大海》三遍，我的结论是作为讲故事圣手的龙应台，在书中始终支配着作为严谨历史学者的龙应台。《大江大海》的叙事方式充满电影的感性和兴味，某些段落的铺排和写法简直像经过摄影和美术指导的「教路」一样，专为摄影机——即观众的眼睛——而设。
最明显的例子是龙应台图文并茂地在台北军史馆一个互动式的模拟战场访问诗人管管：「他(管管)靠在一管模拟山炮旁，我(龙应台)盘腿坐在一堆防御沙包上……他说得激动时，身体就动，一动，那管山炮就『碰』的一声开炮了……」
的确，在多于一层的意义上，《大江大海》都堪称为一齣「文学巨製」(a blockbuster of a book)：从它史诗式的题材到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从作者运用的时空交错「剪接手法」到它「粒粒皆星」的「演员阵容」(all-star cast)——在书中的大叙述出现过的知名人士多如繁星，顺手拈来的就有朱经武、白先勇、马英九、林百里、钱穆、余英时等等。
特别令人诧异的是龙应台对实业家蒋震的描述，她说蒋震在香港「极受尊敬」，来自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所有的苦工，他都做过」。她知道蒋震原来当过军，在国共内战期间曾经参与多场惨烈战役之后，「看着这位极度朴实的蔼蔼长者，简直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如此戏剧化(dramatic)甚至近乎通俗剧(melodramatic)的笔触出自一贯冷静的龙应台，端的令人措手不及。
龙应台的词锋犀利，众所周知。在《行道树》一文中，她将父母比喻为城市里的行道树，「这些树，种在道路两旁，疾驶过去的车轮溅出的髒水喷在树干上，天空飘浮着的濛濛细灰，静悄悄地下来，蒙住每一片向上张开的叶。行道树用脚，往下守着道路，却用脸，朝上接住整个城市的落尘」。两岸三地能够写出如此诗意盎然而感情充沛的句子，大概没有几人。
可惜的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龙应台的犀利词锋，同时使《大江大海》成为一部「过度书写」(over-written)的作品。■
（评《大江大海》二之一）
perrylam@yahoo.com
龙应台的《大江大海》突显说书人与历史叙述者的角色冲突，成为「过度书写」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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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文化杂志《瞄》（Muse）主编，《信报》及《南方都市报》专栏作家。着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香港，你还剩下多少》及《能说「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书是《破谬．思维》（天窗出版）。
这几个星期都在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可是越看就越发觉这本龙应台用了「六亲不认」的四百天写成的书问题重重。作为一宗精心策划的媒体事件(media event)，《大江大海》的市场推广工作做得出色至极，为「如何製造一本超级畅销书」(the making of a super best-seller)这个课题提供了最好的教材。然而若视之为一本要从惨痛历史中汲取教训、要「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的着作，《大江大海》却突显了说书人(storyteller)与历史的叙述者 (narrative historian)难以协调的角色冲突(role conflict)、修辞技巧的「双刃剑」本质(double-edged nature)，以及谦逊作为一种历史写作的美德(virtue)与修养(discipline)之必要。
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在承载着《大江大海》遨游的一片讚美之声中(an ocean of praise)，几乎没有浮上过水面。是出版社的公关手段超卓，还是香港根本没有几个人认真写书评？这样对龙应台本人也不公平，《大江大海》既是她呕心沥血之作，我们便应给予它最一丝不苟的审视。正如龙应台在书中对她的十九岁儿子飞力普所说，「因为你认真，所以我打算以认真回报你」。
龙应台从不讳言她在《大江大海》要做的一件事是「讲故事」——在题为《行道树》的序言中，她提到她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跟她的儿子飞力普「讲故事」，给他一条「前后连贯的线索」去理解她来自的时代。当然，《大江大海》绝对不只是母亲对儿子的「爱的教育」。较诸《亲爱的安德烈》，《大江大海》的野心要大得多。
在一种严肃的使命感和正义感的驱使下，龙应台深信自己正在进行开创性的历史研究。她对亚洲週刊的记者说：「我开启这个探索，就是想要真实地知道那个时代究竟是怎样一个时代。如果你不去下工夫，就没有一个黑盒子会打开」(亚洲週刊第二十三卷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五页)。
令人意外的是龙应台似乎没有想到「讲故事」与「写历史」是两种迥然不同的追求，历史的真与故事的完整和动人未必可以共存。
读了《大江大海》三遍，我的结论是作为讲故事圣手的龙应台，在书中始终支配着作为严谨历史学者的龙应台。《大江大海》的叙事方式充满电影的感性和兴味，某些段落的铺排和写法简直像经过摄影和美术指导的「教路」一样，专为摄影机——即观众的眼睛——而设。
最明显的例子是龙应台图文并茂地在台北军史馆一个互动式的模拟战场访问诗人管管：「他(管管)靠在一管模拟山炮旁，我(龙应台)盘腿坐在一堆防御沙包上……他说得激动时，身体就动，一动，那管山炮就『碰』的一声开炮了……」
的确，在多于一层的意义上，《大江大海》都堪称为一齣「文学巨製」(a blockbuster of a book)：从它史诗式的题材到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从作者运用的时空交错「剪接手法」到它「粒粒皆星」的「演员阵容」(all-star cast)——在书中的大叙述出现过的知名人士多如繁星，顺手拈来的就有朱经武、白先勇、马英九、林百里、钱穆、余英时等等。
特别令人诧异的是龙应台对实业家蒋震的描述，她说蒋震在香港「极受尊敬」，来自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所有的苦工，他都做过」。她知道蒋震原来当过军，在国共内战期间曾经参与多场惨烈战役之后，「看着这位极度朴实的蔼蔼长者，简直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如此戏剧化(dramatic)甚至近乎通俗剧(melodramatic)的笔触出自一贯冷静的龙应台，端的令人措手不及。
龙应台的词锋犀利，众所周知。在《行道树》一文中，她将父母比喻为城市里的行道树，「这些树，种在道路两旁，疾驶过去的车轮溅出的髒水喷在树干上，天空飘浮着的濛濛细灰，静悄悄地下来，蒙住每一片向上张开的叶。行道树用脚，往下守着道路，却用脸，朝上接住整个城市的落尘」。两岸三地能够写出如此诗意盎然而感情充沛的句子，大概没有几人。
可惜的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龙应台的犀利词锋，同时使《大江大海》成为一部「过度书写」(over-written)的作品。■
（评《大江大海》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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