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的回響

　　六十年的回響
　讀《大江大海 1949 》和《巨流河》

　　六十年是中國人特別看重的一甲子，也許真的有道理。這六十年的回顧果然也比十年前做五十年、半世紀紀念的時候來得豐富多彩。許多重大變遷，像中國的經濟發展、兩岸和解，五十年時還有點模模糊糊，有點波折，到六十年就豁然明朗了。

　　經歷了六十年波折、徘徊，纔出現難得的天時地利人和具備。這個豁然明朗來之不易。

　　民間很多人早已經著手，把這段時期發生的大小故事，恭恭敬敬地記錄下來，讓後來者看個明白，想個透徹，紀念這段大歷史。這些日子來看了一些書。茲就其中兩本，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和齊邦媛的《巨流河》，說說感想。

　　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用飽滿感情寫了一群 1949 年 " 失敗者 " 的故事。

　　龍應台本人的成就、她兒子自由健康成長給她帶來的喜悅，使她的上一代美君和槐生的苦難故事相映生色；管管、痖弦說起少年時慘痛經歷以淚洗面，詩人的名聲使他們今天的眼淚晶瑩耀目；亂世誕生在越南富國島鐵絲網後面的孩子楊天嘯，後來成了中華民國陸軍最高統帥；詩人席慕蓉、作家白先勇、電腦業巨子林百里……，曾經在香港避難；馬英九的母親秦厚修當年在香港荔園遊樂場賣門票；戰時辦學的錢穆在自己辦的新亞書院，為樽節開支，每月只支領 200 元，比遊樂場做工的秦厚修還少拿 100 元；年輕學者余英時追隨錢穆努力寫稿稚?簧虡I巨子蔣震曾住難民麇集的香港調景嶺，再去塞班島受美國 CIA 特種訓練，只差一步就被空投大陸，直接下地獄……。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即使是那些個人晚景淒涼的故事，甚至那些在兵燹災害中慘死的亡魂，也像龍應台的父母美君和槐生一樣，今天世界、社會、人的發展進步，映照著他們的苦難，發出光輝。

　　作者用斐然文采把這些失敗者的苦難呈示在祭壇上，讀者可以從特定的角度看到它們聖潔的一面，那些失敗者是成功後代、進步社會的前驅。

　　這些失敗者接受事業成功的後代、享受著相對民主自由的後代的致敬，實至名歸。我被她的故事深深感動。感動之餘，忽有聯想：人群中有可敬的人，其中是不是必有不可敬的人對應？

　　我想起來的，果然就是那些毫無可敬之處的普通中國人。有無數中國人，六十年來任何時候都在失敗的暗黑中艱難度日，憂鬱死亡。他們的故事一想起來，就像潮水似湧上心頭，不可斷絕。

　　我想起 1949 年那些倉皇逃到台灣的山東中學生。因為不願當兵，他們的年輕軀體和大石塊一起裝入麻袋，被沉入澎湖漁翁島冰冷深海；

　　四十年代後期開始，在大陸有數以百萬計的地主富農被殺害；

　　五十年代在台灣被逮捕槍決的匪諜，和在大陸由於和前政權的關係被鎮壓的反革命，後者數量極大，當以百萬計；

　　 1957 年數以百萬計被打成右派，被關押、殺害的知識分子，以及他們被打入賤民階層的家屬；

　　七十年代因人禍而非天災餓死的近兩千萬農民；

　　文革中以百萬計枉死的學生、知識分子、幹部、官員；

　　九十年代被 " 軍情局首長 " 派人暗殺的作家江南；

　　進入廿一世紀，在無知且不必負責的官員引導下，為 " 致富 " 賣血，染上艾滋絕症的農民；

　　今天，仍然生活在空氣、飲水、食物全面污染環境中，無所逃於天地間的貧民……。

　　失敗者實在太多，他們的後人絕大多數先天不足，後天沒人扶持，根本沒有出人頭地的機會。依舊在艱難度日的後人們無法用龍應台的眼光看世界。犧牲的前人受盡苦難可憐，因為連累了後人所以還可憎，肯定的是不可敬。

　　多數人的苦難暗淡無光、深 沉 綿長，很多人的故事還被施加迫害者搞得色澤黑丑，氣味敗壞，讓後人無可救贖地生不出自豪感來。

　　除了悲憫，我沒法子對更多的失敗者致敬。

　　精選的故事動人，但光芒輻射的面積有限。 " 子孫安享平安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 ，這就是《大江大海 1949 》的意義。

　　齊邦媛的《巨流河》是另一種風格。文風如人，歷盡苦難依舊端莊沈穩，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翻開《巨流河》幾頁，看明白作者姓名來歷，我就不知不覺停下來，掩面長思。

　　巨流河即遼河，遼河旁邊的鐵嶺縣范家屯，距離瀋陽一小時車程，作者 1924 年初春在這裡出生。

　　齊家女嬰未滿週歲時發高燒，氣若游絲。午夜時分，她祖母做最後努力，派一名長工騎馬到十里外的鎮上，終於請到一位能騎馬，而且願意在零下二、三十度嚴寒的深夜到鄉下去救一個嬰孩的醫生。當時，初生嬰兒死亡率高達 40% ，但是這個嬰兒活了下來。不久這位醫生再次到鄉下來，給了她雙重祝福，為她取名 " 邦媛 " 。

　　此名源出《詩經·君子偕老》： " 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

　　引起我思索的就是這位仁術仁心，且有舊學修養的鄉下醫生。

　　三國時，隆中隱居著智者諸葛亮，擁兵自重的劉備從城市趕往鄉下恭恭敬敬三顧茅廬，留下一段千古佳話；

　　在清人蒲松齡的《聊齋誌異》中，深山密林之中有成精的樹木花草、走獸家畜能吟詩為文；

　　八十多年前，距離瀋陽幾十公里的鄉下小鎮，有心地善良，詩經典故能信手拈來的醫生；

　　王鼎鈞在回憶錄《昨天的雲》中記敘他家鄉那些詩文、書法了得的父輩，尤其是教他詩文的瘋爺，特立獨行，詩酒風流，令人神馳；

　　我少年時，身邊還有飽讀詩書的長輩……。

　　在中國，任何時候都可以找到很多願意在深夜冒著嚴寒騎馬到鄉下救人的醫生。但是我很確定地知道，今天，有這樣文化修養的普通人，別說在距離大城市一個小時車程的鄉下，就是在城市中心，也不多。

　　普通文化人的消亡過程，就從六十多年前開始。。

　　今天中國的大學生，包括很多他們的老師輩，連《三國演義》都得別人給他們講解。

　　《巨流河》用最大篇幅記敘中國文化在異族入侵時艱難傳承的故事。有無數志士仁人的犧牲獻替，有無數父母長輩的血淚隱忍，支持無數幼童和青少年在血火飄搖中堅毅向學。無數感人至深的人事編成了大時代的壯麗畫面，讓今天的我們肅然動容。

　　國立東北中山中學的故事，是畫面中鮮明的一抹。

　　前東北軍將領齊世英在北平成立機構，照顧來自東北流落平津街頭的青年，復於 1934 年籌款成立國立中山中學，招收 2000 名從初一到高三的流亡學生。第一任校長是原吉林大學校長李錫恩，教師都是流亡北平的大學教師。

　　日寇擴大侵略，華北局勢惡化後，中山中學先遷南京，再轉湖北漢口，不久又從漢口逃到湖南湘鄉，再從湘鄉流亡到廣西桂林。不久，羈留桂林的師生分成三隊，由桂林徒步走到貴州宜山縣的小鎮懷遠……。

　　單從桂林到懷遠這一程七百六十里路，孩子們就走了幾乎一個月： " 那數百個十多歲的孩子，土黃色的校服已經多日未洗，自離開湘鄉後沒有睡過床鋪，蓬頭垢面地由公路上迤邐走來 " ，父母皆無法從那些挑著行李，破衣草鞋的人群中辨認自己的兒女。

　　這些中華少年沒有缺少長輩的關愛，儘管在日軍炮火延燒中倉皇逃命，他們年輕的眼睛看到了中國山川的壯麗，看到了豐美的土地和文化。

　　顛沛流離中，無論何時，戶內戶外，能容下數十人處，就是老師上課的地方。只要安定下來，就正式上課，甚至舉行期考。學校永遠帶著足夠的各科教科書、儀器和基本設備隨行。那些可敬的老師們除了各科課程，也傳授獻身與愛，自尊與自信。他們代表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希望和信心： "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 。

　　中山中學到四川後，畢業生會考和昇大學比例都在全國前十名。

　　九十年代，中山中學在瀋陽復校，主要支持者就來自抗戰流亡返鄉的校友，包括吉林省省長、遼寧省委書記、瀋陽市長等。大家都在湘桂、川黔路的漫漫長行中含淚唱過：

　　 "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

　　中國沒有亡，中國能復興，因為一代代中國人義無反顧地承擔了文化薪傳重任。除了東北中山中學，全國地無分南北，有千千萬萬所這樣的學校，有中學、大學，還有小學。

　　齊邦媛筆下，工整地描述了一系列大時代的人物，記憶出自心扉，讀來感人至深。無論天上人間，他們都是她一生精神所寄託緬懷，這些人物中，除了她的父親齊世英外，最高大的形象是她一生的精神戀人張大飛。

　　齊世英青年投身革命，為國為民，不辭艱險，常捨身忘家。在社會上，他有抱負，有操守。在他妻子心目中則始終是 " 溫和潔淨的真君子 " 。

　　張大飛是抗日烈士之子，父親被日寇酷刑燒死。他 14 歲流亡關內，在齊家得到庇蔭，中學畢業就決心報國，參加空軍，一直在陳納德的飛虎隊中服役，身經百戰。抗戰勝利前夕，年方 26 歲的他在湖南信陽空戰中殉國。

　　作者對她的恩師，尤其對南開中學教國文 " 詩選 " 的孟志蓀，武漢大學教英詩的朱光潛，最為深情。

　　孟老師的 " 語言不是溪水，是江河，內容滔滔深廣，又處處隨所授文章詩詞而激流奔放 " ， " 任何人聽課都會被他吸引，感情隨他的指引而迴蕩起伏，進入唐宋詩文的境界，下課鈴響纔如夢初醒，回到現實 " 。

　　朱光潛當時已是名滿天下的學者，他用 " 略帶安徽腔 " 的英語，把年輕學子引領入文學的神奇世界，使作者終生愛戀英文詩的聲韻。

　　戰爭到最後關頭， 1945 年 5 月，與齊邦媛刻骨銘心愛戀的張大飛血灑長空；世界大戰主要領袖美國總統羅斯福逝世；重慶 200 萬市民空前絕後歡送飛虎隊領袖陳納德……。

　　蒼涼的聲音響起來，那是朱光潛在朗誦美國詩人惠特曼的《啊，船長，我的船長》，追悼那些不及見戰爭最後勝利的志士仁人。音調鏗鏘，如鼓聲送別，讓人椎心泣血，讓人呼號嘆息，讓人無限低回：

　　啊，船長！我的船長！可怕的航程已抵達終點；

　　追求的勝利已經贏得；港口近了，聽啊，那鐘聲，人們歡欣鼓舞，

　　所有的眼睛跟著我們的船平穩前進，它如此莊嚴和勇敢；

　　可是，啊，痛心！痛心！痛心！

　　啊，鮮紅的血滴落，

　　我的船長在甲板上躺下，

　　冰冷並且死亡。

　　天若有情天亦老。張大飛殉國後，齊邦媛意外地飛越萬里江山，從重慶回到光復後的上海，再到南京。她在破敗如廢墟的市中心新街口茫然徘徊，若有所思。 " 忽然看到一條布帶橫掛在一座禮拜堂前，上面寫著大字：紀念張大飛殉國週年。那些字像小小的刀劍刺入我的眼，進入我的心，……不知道是不是死者的靈魂引領我來此。 "

　　時間過去半世紀，齊邦媛垂垂老矣。 2000 年 5 月，她在南京憑弔中山陵，想起在旅館看過南京地圖，紫金山旁邊有一座航空烈士公墓，就向司機問路：

　　 " 車子在山路上繞行的時候，我好似在夢遊境界，……這是萬萬想不到的意外之旅！直到迎面看到國父孫中山所寫 ' 航空救國 ' 的大石碑……。第二層是一排排黑色大理石碑，刻的是三千多位中國空軍烈士的名字，……他那一欄簡單地寫著：張大飛，上尉，遼寧營口人，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五年殉職。五月的陽光照著七十五歲的我，溫馨如他令我難忘的溫和聲音。到這裡來，莫非也是他的引領？ "

　　齊邦媛的生命像那條沈潛的巨流河，有魚龍出沒，潮汐翻捲，張大飛的一生在齊邦媛心中 " 如同一朵曇花，在最黑暗的夜裡綻放，迅速闔上，落地。那般燦爛潔淨，那般無以言說的高貴。 "

　　年輕的生命有對未來的執著向往，壯盛的生命傾全力為理想奮鬥，蒼老的生命有莊嚴的深情回顧。如此，不算枉過一生。

　　畢生從事教育事業的齊邦媛，有機會親炙中國近代史上多位大學者，和許多獻身教育的優秀人才合作奮鬥，更作育人才無數。她從自己特定的角度見證了台灣社會六十年走來的道路：從崎嶇曲折到初具規模，到漸上軌道……。

　　她對自己走過每一段路程的冷靜記載中，常常透出掩不住的強烈感情，愛恨分明。寫情寫景，起伏有致，從戰火離亂中求學，一直寫到六十年後和昔日同窗共聚，感嘆人生飄零。故事長，讀者不忍掩卷。這是她的生命詩篇。

　　齊邦媛早年求學時，通過見聞接觸對共產黨有相當的認識。兩岸隔絕多年後，她重新參與兩岸文化交流，再次思考這些問題，對這個過程有完整清晰地記錄。這也是這條大《河》中長達數十年的完整迴流之一。讀畢全書，這條迴流使我又一次陷入深思。

　　書中對於 1949 年大陸易幟前知識分子行為的描寫很有意思。齊邦媛和當時很多過來人一樣，驚訝地發現身邊一個又一個能人、好人，當然也有乖戾特異的人，原來都是共產黨。她還記得當年民心一片，整齊倒向共產黨時，自己的感慨、彷徨、驚怵、無奈。

　　單純地看畫面，有很多慷慨激昂，奮勇獻身的個人。仔細地看，可以在畫面背後發現，其中有一批人或明或暗在各個層面為新的國家做引導。

　　現在冷靜地看當年那些做引導的知識分子，當中其實不乏志士仁人。引導別的知識分子為新中國效力，就是他們的報國。有人說，當初那批骨幹背後是什麼人設計了方案，以後一步一步如何如何都是既定方針。我不信。

　　這背後一層又一層的人們都是普通人。普通人都有弱點。

　　政治的腐敗，讓正直單純的知識分子走向政府的對立面。投入這個事業，猶如找到一份工作，一份抱希望有願景的工作。大家都從自己的地位和角度在猜度方向，在發揮能力，在變化姿態。有激昂、有投機、有動心忍性、有卑鄙鑽營、有拍案而起、有鞠躬盡瘁、有玉碎、有瓦全。縱然是左派的骨幹、前鋒，全不例外。一場場表演，前仆後繼。

　　往事並不如煙，有無數浸透血淚的回憶、記載為證。

　　在那個大時代中，執政黨領袖們大權在握，異化程度遠勝知識分子和普通百姓。開始的時候，國家上下，大家還有即興表演的機會。到後來領袖成了真神，層疊排列的普通人沒有了自己的空間，沒有了說話的權利。高壓之下，人的天生弱點成了突破口，事情就是這樣起變化的。

　　清人顧炎武說： " 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 這是俗話 "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 的來處。前塵往事歷歷在目，知識分子能說自己沒有一份責任？可惜苦了不幸壓在下層的中國人。

　　中國的歷史還會這麼寫下去嗎？

　　很多年沒有看過這樣令人動容、發人深省的好書了。

　　 2009 年感恩節
                                                                                        (本文曾刊《世界周刊》134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