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冷战结束后，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一书，提出民主是人类发展的最后阶段，颇有冷战时“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阶段或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之风哉。不料，冷战结束二十多年，全球实践给出的答案却是：民主一元化时代的终结！
首先发挥终结作用的是前苏东转型国家。俄罗斯全面、彻底民主化后，却几乎国家整个崩溃。经济缩水50%，国家靠借债度日，甚至叶利钦做手术都要请美国医生、国家的腐败达到失控的程度。上，国家朝不保夕，下则民不聊生，以至出现和平时期人均寿命减少的罕见现象。其他东欧国家虽然有西方的支持，但大多表现不佳。经济长期不振，更在全球经济危机中首当其冲。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甚至由于高层的严重腐败和有组织的集团犯罪泛滥，被欧盟经济制裁。用台湾知名评论员南方朔的话说就是：“整个东欧的民主化，没有一个好国家，勉强还算OK的只有捷克。”而捷克又是东欧国家中唯一一个一分为二的国家”。
其次，西方不惜以武力建立起来的两个民主政权的失败。阿富汗和伊拉克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以武力建立和维持的两个民主政权，到现在连最起码的安全都无法维持。成为世界上最为危险的两个国家。除此之外，这两个国家的腐败均名列全球一百八十多个国家末位。据法国媒体报道，阿富汗民选政府把80%的国际救助款贪污。
第三，西方自身的危机。冷战后二十年，西方的经济忽然失去了活力，日本停滞了二十年，西欧则长期处于缓慢增长。美国一度增长十分的迅速，待到泡沫崩溃，全球经济危机来临，才令真相大白。除此之外，美国在应对飓风来袭、法国在应对高温等自然灾害上，反应极其缓慢，造成虽是天灾更是人祸的后果。
最后，中国模式非同寻常的成功，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新的现代化的榜样。中国冷战后仅用了二十年，就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据2009年上半年的数据，已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外汇储备更是高居世界首位，还兼美国最大的债主。更为可贵的是，中国不仅仅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功，更在抗击各种突发的自然灾害中表现极其亮丽，举世赞叹。这次袭击两岸的台风，意外的成为两岸制度对比的良机。大陆不仅事先成功疏散上百万民众，造成的损失极小，而且在台湾由于应对无力酿成空前灾难时，又迅速予以救助。而台湾不仅事先防范不足，事后救助不力，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居然政党还要发“国难财”，全力进行政党恶斗。
这一轮的民主化退潮，有一个特殊因素，就是全球化。虽然全球化是西方一手主导和全力推进的，然而现在却发现，民主并不能很好的适应全球化。这恐怕是民主体制表现不佳的重要时代背景。全球化导致竞争更加激烈，各种经济要素周转更加迅捷，经济管理日趋复杂。这在以三权分立、普选和高福利为特征的现代民主，显然无法适应。2005年，法国举行欧盟宪法公投。尽管这是法国人起草的而且对法国利益进行了尽可能照顾的一部法案，却由于民众对全球化的担忧，而被否决。法国经济长期不振，药方却极为简单：增加工作时间，减少福利。但在普选的条件下，已经不可能进行改变。任何想改变的政党都将面临下台的风险。而三权分立下，却无法有效应对经济发展的挑战。此次经济危机，中国四万亿救市资金迅速投入并生效，引发全球赞许。而美国为了通过一个救市计划，不仅财长要给议长下跪，总统还要出语威胁。就是如此，还是经过否决再讨价还价，才获得通过。面对百年一遇的危机，如此紧要关头，还要寻求程序正确，显然无法满足全球化经济发展的需要（美国历史上多次出现总统对外签署的协议无法被国会批准的情况）。此外，面对危机，中国可以减少工作时间，降低工资，以共度难关。而被称为“美国的心跳”的通用，这个汽车行业的巨无霸，不仅无法削减福利，甚至也不能减少时间和工资，只能选择双输甚至多输的破产之路。
如果说东欧和西方的失败只是令民主失去民心的话，中国模式的成功则给了其他国家另一种选择。目前究竟什么是中国模式，并未定论。但至少可以有这样几点。
一是国家体制上的“议行合一”，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议行合一。“议行合一”的主张在西方源远流长。主张人民主权的卢梭，就坚决反对三权分立，主张立法权和行政权合二为一“议行合一”制（其原话为：“人们所能有的最好的体制，似乎莫过于能把行政权与立法权结合在一起的体制”）。除了中国外，当今世界，西方民主国家瑞士也是实行“议行合一”的委员会制。
二是治国的民本主义。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虽然没有西方民主的基因，但却有着悠久的民本思想。这在屡次自然灾害中的表现得到印证。反观民主社会下，任何灾难都成为政治恶斗的劫材，这种民主社会下的政治灾难学、政治伦理学与中华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其实说来也正常，任何一个政党想执政，不仅自己表现要好，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对方的失误和犯的错误。对方越失败，国家损失越大，老百姓越不满，反对党就越有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发生五十年一遇的水灾，民进党却趁火打劫，而不是共体时艰。
最后，如果从国民性上来讲，中华民族的勤劳、进取是最适合全球化的。这和西方安于享乐，追求从出生到坟地的福利完全不同。当然，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中国走向某种形式的福利国家不可避免，但面对前车之鉴的西方，中国仍然会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日本由于企业终身制，因此没有建立任何社会福利制度。美国则是发达国家唯一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而且我相信，制度可以改变，国民性却不会变，勤劳将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基因。
现在就预言西方民主制度就走进历史还未时尚早，这一次民主制度是否能够象过去一样显示其适应和调整能力，还有待观察。但民主一元化时代的终结却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伊斯兰社会通过探索找到一条没有石油也能成功发展经济的道路，也许将来的世界就是真正多元的和谐而和平的世界。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227866.html
首先发挥终结作用的是前苏东转型国家。俄罗斯全面、彻底民主化后，却几乎国家整个崩溃。经济缩水50%，国家靠借债度日，甚至叶利钦做手术都要请美国医生、国家的腐败达到失控的程度。上，国家朝不保夕，下则民不聊生，以至出现和平时期人均寿命减少的罕见现象。其他东欧国家虽然有西方的支持，但大多表现不佳。经济长期不振，更在全球经济危机中首当其冲。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甚至由于高层的严重腐败和有组织的集团犯罪泛滥，被欧盟经济制裁。用台湾知名评论员南方朔的话说就是：“整个东欧的民主化，没有一个好国家，勉强还算OK的只有捷克。”而捷克又是东欧国家中唯一一个一分为二的国家”。
其次，西方不惜以武力建立起来的两个民主政权的失败。阿富汗和伊拉克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以武力建立和维持的两个民主政权，到现在连最起码的安全都无法维持。成为世界上最为危险的两个国家。除此之外，这两个国家的腐败均名列全球一百八十多个国家末位。据法国媒体报道，阿富汗民选政府把80%的国际救助款贪污。
第三，西方自身的危机。冷战后二十年，西方的经济忽然失去了活力，日本停滞了二十年，西欧则长期处于缓慢增长。美国一度增长十分的迅速，待到泡沫崩溃，全球经济危机来临，才令真相大白。除此之外，美国在应对飓风来袭、法国在应对高温等自然灾害上，反应极其缓慢，造成虽是天灾更是人祸的后果。
最后，中国模式非同寻常的成功，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新的现代化的榜样。中国冷战后仅用了二十年，就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据2009年上半年的数据，已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外汇储备更是高居世界首位，还兼美国最大的债主。更为可贵的是，中国不仅仅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功，更在抗击各种突发的自然灾害中表现极其亮丽，举世赞叹。这次袭击两岸的台风，意外的成为两岸制度对比的良机。大陆不仅事先成功疏散上百万民众，造成的损失极小，而且在台湾由于应对无力酿成空前灾难时，又迅速予以救助。而台湾不仅事先防范不足，事后救助不力，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居然政党还要发“国难财”，全力进行政党恶斗。
这一轮的民主化退潮，有一个特殊因素，就是全球化。虽然全球化是西方一手主导和全力推进的，然而现在却发现，民主并不能很好的适应全球化。这恐怕是民主体制表现不佳的重要时代背景。全球化导致竞争更加激烈，各种经济要素周转更加迅捷，经济管理日趋复杂。这在以三权分立、普选和高福利为特征的现代民主，显然无法适应。2005年，法国举行欧盟宪法公投。尽管这是法国人起草的而且对法国利益进行了尽可能照顾的一部法案，却由于民众对全球化的担忧，而被否决。法国经济长期不振，药方却极为简单：增加工作时间，减少福利。但在普选的条件下，已经不可能进行改变。任何想改变的政党都将面临下台的风险。而三权分立下，却无法有效应对经济发展的挑战。此次经济危机，中国四万亿救市资金迅速投入并生效，引发全球赞许。而美国为了通过一个救市计划，不仅财长要给议长下跪，总统还要出语威胁。就是如此，还是经过否决再讨价还价，才获得通过。面对百年一遇的危机，如此紧要关头，还要寻求程序正确，显然无法满足全球化经济发展的需要（美国历史上多次出现总统对外签署的协议无法被国会批准的情况）。此外，面对危机，中国可以减少工作时间，降低工资，以共度难关。而被称为“美国的心跳”的通用，这个汽车行业的巨无霸，不仅无法削减福利，甚至也不能减少时间和工资，只能选择双输甚至多输的破产之路。
如果说东欧和西方的失败只是令民主失去民心的话，中国模式的成功则给了其他国家另一种选择。目前究竟什么是中国模式，并未定论。但至少可以有这样几点。
一是国家体制上的“议行合一”，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议行合一。“议行合一”的主张在西方源远流长。主张人民主权的卢梭，就坚决反对三权分立，主张立法权和行政权合二为一“议行合一”制（其原话为：“人们所能有的最好的体制，似乎莫过于能把行政权与立法权结合在一起的体制”）。除了中国外，当今世界，西方民主国家瑞士也是实行“议行合一”的委员会制。
二是治国的民本主义。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虽然没有西方民主的基因，但却有着悠久的民本思想。这在屡次自然灾害中的表现得到印证。反观民主社会下，任何灾难都成为政治恶斗的劫材，这种民主社会下的政治灾难学、政治伦理学与中华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其实说来也正常，任何一个政党想执政，不仅自己表现要好，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对方的失误和犯的错误。对方越失败，国家损失越大，老百姓越不满，反对党就越有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发生五十年一遇的水灾，民进党却趁火打劫，而不是共体时艰。
最后，如果从国民性上来讲，中华民族的勤劳、进取是最适合全球化的。这和西方安于享乐，追求从出生到坟地的福利完全不同。当然，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中国走向某种形式的福利国家不可避免，但面对前车之鉴的西方，中国仍然会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日本由于企业终身制，因此没有建立任何社会福利制度。美国则是发达国家唯一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而且我相信，制度可以改变，国民性却不会变，勤劳将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基因。
现在就预言西方民主制度就走进历史还未时尚早，这一次民主制度是否能够象过去一样显示其适应和调整能力，还有待观察。但民主一元化时代的终结却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伊斯兰社会通过探索找到一条没有石油也能成功发展经济的道路，也许将来的世界就是真正多元的和谐而和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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