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县长（新典藏版）
作者∶陈若曦
主编∶陈雨航
社别∶九歌
出版日期∶2005-04-10
自序∶《尹县长》新版自序／陈若曦
《尹县长》在一九八七年出了二十七版後，有十七年之久不曾再版。其间曾想取回自印，却因为出版社拥有「永久出版」的合约而作罢。
朋友都很讶异∶「奶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留学美国，又两岸三地走透透，怎麽会轻易把版权『永久』出让呢？」
说来惭愧，其时人在温哥华，睽违台湾十多年了，以为家乡长年戒严，管制新闻和出版，出版合约必为既定模式，不可更动。仅有的顾虑是，以後出版选集要抽用部份篇幅恐有不便。在电话中与出版社老板提起，他表示没问题，打声招呼即可。
过两个月，另一家出版社出版我一本选集，我便选用了《尹县长》中的两篇。该出版社寄出合约时，先在电话中表示「合约内容可以按作者意愿修改，双方同意就行。」我这才知道，台湾的出版业相当活泼开放，并无固定契约。
其实出版社肯「永久出版」拙作是好事，苦的是长年不出版，又不让作者拿回版权，让人感到判了无期徒刑似的。这十年来，有些出版社编辑作家作品选，要求从《尹县长》集中选敝人的代表作，常因转载费太低而碰壁，也令人备感挫折。
去年九月，出版社突然又印了三百本，旋即传来老板遭逢变故的消息。听说出版社的继承人较好商量，我便亲自交涉，终以十二万元代价赎回了版权。蒙九歌出版社选为「典藏小说」丛书之一，得以校订再版，欣慰感激就不在话下了。
台湾的民主日渐成熟，海峡两岸的交流越发密切，约定俗成的用语渐渐融会贯通了。再版的集子因而取消了很多引号，相信读起来会通顺些。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转眼将满四十年。随著时光流逝，人们对这场几乎革掉中华文化的政治运动，可能记忆淡忘了，甚或全然陌生。无论如何都是可惜的事，因为忽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悲剧可能一演再演。《尹县长》写作不够完美，却是那个荒谬、动乱时代的见证。读者若能从中有所体会，譬如一个民族不追求民主进步并自我反省的话，会有集体疯狂而堕落、沦亡之虞，作者将会感恩戴德，不虚此生矣。
──2005年3月於台北
推荐序∶生命经历，小说完成／陈雨航
当回想陈若曦的《尹县长》初初在台湾发表时的情景，我的脑海里会浮上「石破天惊」这四个字。「石破天惊」给人的意象是强烈的、瞬间爆发的力量，《尹县长》怎样也合不上这个意象，然而，它的影响却像强力波一样，从波心向外推移扩散，也许不是爆炸，但力道浑厚，影响深远。
或者不是石破天惊，但差不多是那样的力量了。
原因当然是政治的，政治的影响真是无所不在。在《尹县长》之前（和之後），当局的政治宣传自然一直是用力的，单从「揭发共产暴政」这个项下，从文告、政治教材到艺文，未曾中断过，但谁能真正了解「反右」、「三反」、「五反」┅┅以至於「文化大革命」呢？《尹县长》却以具体化的生活内容呈现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让人们得以理解。在「文革」的讯息／资料尚未大量流出的当时，《尹县长》这一文学形式表达的「文革真实」也引起了国际间的重视，《尹县长》因而广被国外报导，并翻译出版。这效果的巨大，难怪连当时的蒋经国总统也要推荐这本书。
吊诡的是这本风靡了华人社会、影响广泛的《尹县长》却是出自於向往新中国而举家回归，然後在七年後离开的台湾人陈若曦之手。
陈若曦是少数亲身经历文革时期生活的台湾人之一，而当要呈现这段生命经验时，她曾经具有的专业、文学和小说写作，发挥了关键性的功能。她的亲身经历，她的高明文学表达，使一系列六个短篇小说组成的《尹县长》极具说服力，撼动了华人社会广大的人心。当时有人怀疑小说内容的真实性，不愿相信，然而当时间稍稍过去，更多的文革亲身经历、报导、文革史纷纷出现，那杀人如麻、血流漂杵的场景只见证了《尹县长》的相对含蓄。
政治的影响无所不在（这也是《尹县长》里一个重要的主题），文学也是。当文学适度并准确地切入一个政治和社会现实时，它也可以是无所不在的，而大多数的时候，它的时间纵深还可以更长更远，《尹县长》正是如此。三十年後的现在，在谈到文革这段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时期时，只要曾经读过，我们很难不想到《尹县长》。
且先不论《尹县长》是不是为後来一波的台湾政治小说开了先河这样的文学史论题。陈若曦是怎样的立场呢？她的立场是对人由衷的关心，是对人权不遗馀力的维护。离家多年之後陈若曦於一九八○年第一次回台时，她是为「高雄事件」向蒋经国总统递交海外知识份子的联名信；她为要求释放陈映真和魏京生一样落力；她为「六四天安门事件」悲伤惋惜并声援民主人士┅┅
以《尹县长》一书重新回到文学阵营的陈若曦，以此作奠定了她小说家的盛名。之後，小说家陈若曦有更深且广的写作成绩。除了政治这一部分发声，她更多时候是为女性发声（许多的政治发声，也常被同时归纳到这一部分）；近年来，还加上宗教的发声。就像《尹县长》并非刻意让它成为政治小说一般，各方面的发声只是便於区分，小说家处理的是生命的经验。
《尹县长》是这位主力落实在社会的小说家的重要「开始」，且一鸣惊人。
导读∶乌托邦的追寻与幻灭／白先勇
（一）
陈若曦原名陈秀美，是台湾台北市人，一九三八年出生。祖父、父亲世代木匠，可以说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女儿。一九六一年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後，六二年赴美，曾就读於Mount Holyoke College及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主修英国文学，获得硕士。一九六六年取道欧洲，去到大陆。前两年留居北平，等待分发工作，时值「文化大革命」高潮，目击红卫兵在北平大串联，触目惊心的场面。後五年分发到南京华东水利学院教英文，其间曾派往农场，参加劳动。一九七三年，陈若曦离开大陆，在香港做短时期逗留，全家抵达加拿大，在温哥华居住至今。
陈若曦跟我在台大外文系是同班同学，跟其他几位级友一同创办《现代文学》杂?。一九六四年在美国东岸我们相聚後，其间有十二年未曾见面。七六年我邀请陈若曦到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部来演讲，我们首次重晤畅谈。今年夏天，陈若曦全家到加州旅行，我们又有机会见面，互相交换意见，抒发感想。
有一天，在我家後院，我跟陈若曦谈天，问起她大陆风景如何，她曾去过杭州西安横越黄土高原，我原期望陈若曦将故国山河，大加渲染，描述一番杭州西湖、西安古迹，但出我意料之外，她应道∶
「大陆风景不如我想像的那麽美好。」
在我的记忆中，故国风光，山川雄壮，没有一处不是好的。当然，我看到的三峡西湖，京沪线上的江南风景，是抗日刚胜利，举国腾欢的时候。陈若曦游西安，正当文革，时机不同，心情自然各异。如果陕西那边发生过〈尹县长〉那样可悲可怖的事情，陈若曦还有心情游山玩水吗？其实人世沧桑，江山依旧，只是陈若曦未到大陆前，满怀著追求乌托邦的理想，到了大陆，却目击到「文化大革命」那一场人类史上惊天动地的大悲剧，无怪乎日月无光，江山变色了。
我的学生问陈若曦离开大陆的原因，她回答∶
「像一种宗教一样，我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信仰。」
对一种宗教或政治信仰的幻灭，有时候反而是一种解脱，一种新生的开始。然而对陈若曦，恐怕没有那般轻松。大陆上还有那麽多的耿尔、任秀兰、尹飞龙，他们受难的阴影，像一副十字架，会永远压在她的背上。那种眼看著自己同胞亲人历劫，而又爱莫能助的罪疚感，如同〈任秀兰〉中陈老师所说那样∶「根深柢固地盘据在我心头的一种感觉，像铰链一般，今生怕是解不开了。」
人类自古至今，不停的在追寻乌托邦，在制造乌托邦。基督教的伊甸园，佛教的西天极乐世界，儒家的礼运大同，道家的世外桃源，还有无数政治家、革命家拟绘的乌托邦蓝图。使得人类如痴如狂，永远不断的在追逐这些美丽的远景。
第一次大战，加上世界经济恐慌，三○年代，西方知识份子，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普遍失望，当时有不少首要西方知识份子，醉心马克思主义，对苏联标榜的无产阶级乌托邦，抱有美丽的幻想。当时如英国名诗人奥登(W. H. Auden)，史班德(Stephen Spender)，名小说家以修伍(Christophen Isherwood)，莫不左倾，史班德还加入共党，参与西班牙内战。隔海的法国文豪纪德，也以左倾闻名。这几位大作家，当然都是极有思想见解，观察极敏锐的。他们左倾，一方面固然由於知识份子对社会改革及人道主义浪漫式的向往，但另一方面还是由於苏联宣传厉害，把俄国描画成无产阶级的天堂。
曾几何时，俄国农业失败，农民大饥饿，史达林屠戮异己，实行恐怖政治的消息暴露，至一九三九年史达林与希特勒密约瓜分东欧，俄共的真面目乃毕露无遗。於是西方知识份子纷纷觉醒，有的脱离党籍，如史班德，有的反身抨击苏联政府，如纪德，他在〈苏俄归来〉中，对俄共做了毫不留情的批判。那是西方知识份子对马克思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第一次大幻灭。
陈若曦追寻乌托邦的心路历程大概也跟纪德、奥登等人相类似，然而她幻灭後的痛苦，恐怕要比他们深得多。因为纪德等人看到的悲剧，到底发生在别人的国家里，不免隔岸观火。陈若曦却身经炼狱，更有切肤之痛。幸亏陈若曦会写作，可以把目击到文革这场大劫难，作一个纪录，向历史作证。索忍尼辛离开俄国後，在法国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中，预言二、三十年後，也会有中共越南的「古拉格群岛」问世。不必二、三十年，中共的古拉格群岛中的第一座岛屿──〈尹县长〉──已经出现了。
（二）
远在大学时代，陈若曦便开始小说创作，早期小说多发表於《文学杂?》及《现代文学》。当时她还在尝试阶段，曾经实验过多种风格，但其中如〈辛庄〉、〈最後夜戏〉，已经显露了她日後质朴写实的笔调，以及对下层社会人物苦难的同情。陈若曦在大陆七年，身历「文革」，视野突然变得广阔，对人生的看法也就深刻了许多。出来後，重新执笔，以平实的手法，从〈尹县长〉开始，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描绘出中国人民，在共产极权专政的控制下，人性人伦受到最严重考验的一幕大悲剧。
《尹县长》是陈若曦出大陆後的第一本小说集，其中共收六篇。这些小说在报章杂?上发表时，引起海内外中国读者广泛注意及热烈争辩。海外一些左派人士，曾经为文攻击陈若曦，指控她诬蔑中共，立场不正确。据陈若曦说，这些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倒都是真实的，任秀兰连名字也没有改。其实「文革」期间，大陆人民悲惨故事，多不胜数，陈若曦不必虚拟，已经取材不尽。至於立场，不平则鸣，是知识份子的天职，陈若曦在大陆上，看到「文革」时许多颠倒是非，公理不明的事情，她对中共制度的批判，理所当然。
然而《尹县长》之所以产生如许震撼，最重要的，还是因为陈若曦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她以小说家敏锐的观察，及写实的技巧，将「文革」悲惨恐怖的经验，提炼升华，化成了艺术。《尹县长》集中最成功的几篇如〈尹县长〉、〈耿尔在北京〉，已经超越了政治报导的范围，变成阐释普遍人性的文学作品，其说服力，当然比一般反共文学要高得多。
《尹县长》集中六篇小说的主角，大致可分两类∶老干部及知识份子。陈若曦以这两种人为主角，因为文革期间，这两个阶级所受的灾害最大。老干部上至刘少奇、彭真，一直下来，株连万众，纷纷遭遇到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而知识份子，牵连更广，著名的如老舍、傅雷、吴，皆死於非命，许多不死的也斗成了废人。
文革，恐怕是有史以来中国知识份子，空前的浩劫。陈若曦对此自然会赋与较大的同情。
〈尹县长〉是集子中最早的一篇，也是最有力量的一篇。陈若曦以经济手法，将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交代得一清二楚。故事的基调，从头至尾，是客观的，冷静的，甚至最後悲剧高潮，作者也予以有效的控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几笔素描，便将尹飞龙这个角色，勾画得棱角峥嵘，他「手背上的伤痕，像一条吃净的葡萄枝梗，映著灯光，红得发亮」。
尹飞龙的悲剧在於他死得不明所以。他投靠共产党後，曾经积极表现，一心一意想做一个忠於党的好干部。但文革一来，尹飞龙也未能逃脱厄运，他并不了解文革的含义，也不明了他的罪名。临刑时，他唯有高叫「毛主席万岁」，以抗诉他的愚忠。最後一场，当然是小说的高潮，尹飞龙无告的悲愤，我觉得可以媲美关汉卿〈窦娥冤〉中抢天呼地的冤诉∶
「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遵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
尹飞龙和窦娥的哀号，都是对统治阶级罔顾王法公理的抗议。〈任秀兰〉中曾经参加游击战的老干部任秀兰也遭到尹飞龙同样的命运∶给打成了「五一六」，撼上莫须有的罪名。任秀兰抗议的方式，残酷到令人难以想像，自溺於粪坑。
在这两则故事中，陈若曦以尹飞龙及任秀兰的悲剧，对「文革」作了严正的批判∶在一场是非不明，法纪窳败的政治斗争中，大陆人民，人命草菅，生灵涂炭。文革如同一场黑死病，好人坏人，一齐遭殃。红卫兵小张杀害尹飞龙，自己也终於被斗。任秀兰文革初期打击别人，最後不得善终。这场斗争，没有一个人是胜利者。
〈尹县长〉中的几个次要角色，也富有社会意义。尹老是一个相当突出的次要人物。他不肯做伪证，陷害尹飞龙，他代表了一股正义，一股人性本善的力量。在陈若曦这几篇小说中，常常有老人的角色出现，他们虽非主要人物，但他们却能在文革愁云惨雾的生死场上，给人间带来一丝冬日的温煦。〈晶晶的生日〉中的保母老奶奶，〈耿尔在北京〉中的老夥计老鲁，甚至看管任秀兰的马师傅，这些老人，当然都是旧社会的遗迹，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也无法接受新社会的思想改造，然而在陈若曦笔下，这些老人，这些封建社会遗留下的人物，似乎都有一份基本的人性，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因为他们都保有旧社会中，中国人千古以来的所谓人情味，也就是共产社会所极力排斥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的包袱。陈若曦未必赞成旧社会制度，但她对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那种义气人情，显然有一种乡愁式的怀念。因为她看到新社会中抛弃了温情主义包袱的新生一代，并不十分可爱。
大义灭亲的红卫兵小张∶「臂上套著五寸长的红绸袖章，倒是非常耀眼，见了人喜欢把右手插在腰上，迫得别人不得不正视这红袖章所代表的权威。」〈晶晶的生日〉中「左出奇」卓先生的两个孩子，「几条皮带抡得呼天价响，个个杀气腾腾的」。甚至於连〈值夜〉中的年轻贫农，〈耿尔在北京〉中的年轻夥计，这些新生的一代，在陈若曦的笔下，反而显得嚣张，轻浮，缺乏人味。陈若曦似乎对文革的新生事物，没有太大的好感。
〈尹县长〉这篇小说中的气氛酿造，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全篇是一股黄土高原，秋尽冬来的肃杀之气，「满天昏昏惨惨，一片黄蒙蒙」。「镰刀似的月亮挂在山巅，耸入云霄的群峰，在朦胧的月色里，显得阴森森的，宛如窥视著的猛兽，伺机要围扑过来。」「到处都是触目的红色，红字标语，红色大字报纸，红色招牌，一片触目惊心的景象。」红色象徵血，文革当然是一场杀机四伏，血腥满布的生死斗争了。
〈耿尔在北京〉是全集中最长的一篇，也是艺术成就最高的一篇。陈若曦以细腻的笔触，非常成功的塑造了耿尔及小金这两个人物。尹飞龙到底不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故事中他的遭遇比他的性格重要，陈若曦选择了第一人称旁观者的叙述观点，使读者与尹飞龙保持了一段距离，达到客观冷静的效果。然而耿尔是一个留学高级知识份子，内心的感触当然要曲折复杂得多，因此陈若曦运用了第三人称主观的叙述观点，耿尔内心的所思所感，读者历历在耳。
小说的调子是迟缓的，忧郁的，一股压抑的感伤，从头贯穿到尾──这股忧郁感伤的调子，正是耿尔的心声，也就是这篇小说的第一主题∶大陆知识份子理想幻灭後，心灰意懒，早衰麻木的心态。「很快的他便发觉自己容易疲倦，渴望著休息，但又失眠，工作时思路滞塞，一向引以自傲的记忆力也出现了衰退。他不用找医生，便知道这是典型的神经衰弱症，无药可施的。」这种无药可医的「心病」，陈若曦笔下其他几个知识份子也患有。〈值夜〉中把书全部烧掉，专做煤油炉的老师傅，〈查户口〉中太太与人有染，不闻不问，「暮气沉沉」，「整个人像化石一般」的冷子宣。
这些知识份子在中共专制铁轮的滚压下，斗争劳改，早已变成了槁木死灰。耿尔一有机会便去吃涮羊肉，与朋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老傅做煤油炉，在寒夜里煮几根面条充饥，算是唯一的享受。四十年代名诗人北大教授吴兴华一九五三年曾从大陆写信给林以亮先生，抄录王安石诗，以做辞别∶
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当开元天宝时
斗鸡走狗过一生?天地兴亡两不知1
吴兴华於一九六六年文革时果然被红卫兵斗死。他这种悲痛消沉的怀抱，亦正是大陆知识份子普遍的心情。知识份子最痛心的是什麽？学不能致用，才不能尽展，建国的理想，改革社会的热情，无由企达。耿尔回去後，早已经改了行，老傅常年在集体农场上，教书的热忱，消磨殆尽，冷子宣，被斗成了麻木不仁的「老运动员」。
文革期间，学校关门四年多，文革前的书籍统统禁掉，无疑的，文革前後十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黑暗时期，秦始皇焚书坑儒，莫与伦比。刚回大陆的知识份子柳向东，还会义愤填膺的自问∶文化革命把文化革到哪里去了？那些老知识份子，连这种问题也提不起兴致了。在陈若曦的笔下，我们看到大陆知识份子，都在遭受一种精神的凌迟、精神的死亡。
古代中国，危邦乱世，道家的遁世哲学，往往是传统知识份子的避难所，隐避山林，纵情诗酒，其实是一种消极的抗议。现在大陆知识份子无处可遁，他们抗议的方式是什麽？是不是像耿尔所说的，「处处是依样画葫芦」大家心照不宣的说假话，玩世不恭？
其实耿尔只是一个相当平凡的中国知识份子。因是理工人才，觉得自己学问可以建国，便回到大陆献身去了。中共对他还算照顾，科学院的薪水比较起来大概是不坏的，文革也没受到折磨，然而耿尔非常抑郁，文革一来，科学研究停顿，建国的理想落了空，抱负既不能展，如果婚姻爱情顺利完成，也还足可弥补──他到底不是特别具有革命狂热的人，回去时已是不惑之年了──但就在婚姻爱情这一点人性最基本的要求上，耿尔才发觉，原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中，党的机器，对个人人性的控制，具有何等的威力，又是多麽的冷酷无情，耿尔的第一恋人小晴，因是工人阶级，高攀不上，因而告吹。第二个小金出生地主家庭，成份太坏，「党」不批准。於是耿尔在大陆虚度了十年，仍旧孑然一身，就是因为他本身的阶级与小晴、小金的不相配，一个高不成，一个低不就。
共产社会，只承认阶级性，否定普遍人性。工人、地主、知识份子──这些抽象的阶级符号，一旦烙印在背，个人的命运从此决定。忠奸立辨，黑白分明。阶级性，立刻取代了人性。工人是好人，地主是坏人──这种简化人性的二分法在马列主义的逻辑里，天经地义。
但是，超阶级的人性真的那麽容易泯灭，那麽容易阉割吗？──这才是陈若曦在〈耿尔在北京〉中真正要讨论的问题。小说最後耿尔闻悉小金已嫁的一场，是全篇写得最好的一段∶
「你爱人┅┅他现在在哪里？」他故作轻松地问，虽然「爱人」两字引起一份酸溜溜的感觉。「你瞧，我虽然失去了爱人却多得到一个朋友。」
小金感激地瞥了他一眼，这才开口∶「他是个老干部，身体不好，年纪也大了┅┅反正是，一直在吃老本。十多年来，一直在家里养病。两个孩子早成家了，都在东北工作，所以也不在乎别人批评。领导知道他需要人照料，自然，就不叫我下乡了。」
可怜的女人┅┅耿尔觉得从来没有像眼前这一刻这样怜爱著她。
他不过是一个失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她，一个出生地主家庭的薄命女子，这一对在共产社会被目为落後份子的平凡男女，互相同情谅解相濡似沫的那一刻，他们那被极权专制压抑得奄奄一息的人性，突地昂昂然抬起头来，恢复了人性本有的尊严。这就是〈耿尔在北京〉的作者真正要阐释的最终主题∶在一个阶级分明的专制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超阶级片刻的同情与怜悯，才是人类唯一的救赎之道。
这个集子中其他四篇，小说艺术，成就不如前两篇高。主要因为陈若曦在这几篇中，急於要探究一些社会问题，而未能创造出完整的小说人物，但每篇所提出的问题，却启人深思，替共产社会，画下了几幅色调灰暗的速写。
〈晶晶的生日〉，当然最叫人难以置信的是向一个四岁大的幼稚生逼供，但我们感觉到的，却是文老师怀孕沉重的压力。陈若曦似乎在说，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里，生命的本身就是一种不堪负荷的累赘。因为生了小孩下来，多了一张嘴，讲错话，大人又要遭殃。
〈值夜〉这个题目就富有反讽，既然知识份子下放是向贫农学习，又何必值夜，互相防范呢？原来贫农也会偷东西的，这恐怕是陈若曦最容易受攻击的一点，她显然不相信阶级性很可靠，贫农不一定就是完人。
〈值夜〉中的柳向东代表了海外左派知识份子的一种典型，他们对马列主义的了解，都是从书本上得来的。一回到大陆，在五七干校的农场上，柳向东才发觉自己马列主义的知识，是多麽的不切实际，都是书生之见。
〈查户口〉虽然表面写彭玉莲不规矩的生活，但字里行间，作者却也似乎在暗羡她叛逆的勇气。街坊邻里好管闲事，互相侦查，其实是我们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在新社会中，这个传统，反而变本加厉。人性的老毛病，有时候革命不一定革得掉。
《尹县长》集中这六篇小说，对中共制度，作了各种角度的批判。陈若曦在大陆，显然并没有找到她理想中的乌托邦。从古至今书本中描写得美仑美奂的乌托邦真是不少，然而在历史上，人类的乌托邦真正存在过吗？
有一天下午，在海滨，我们谈话，陈若曦突然提到佛家哲学，有一切皆空的感觉。我说一个人经过大变动容易生这种念头。她黯然道∶「我现在才了悟，佛家的大慈大悲，实在是很有道理的。」大陆人民经过文革这场浩劫，大概只有我佛慈悲才能渡化吧。
1见夏志清教授《林以亮诗话》序。
──1977年秋於美国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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