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海水土志》:世界最早记载台湾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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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汉至今的两千多年里，台湾便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在中国历史文献上。东汉时期的《后汉书》称台湾为“夷州”；三国时期沈莹的《临海水土志》和《三国志·吴志》称台湾为“夷州”；隋唐时期《隋书·流求传》称台湾为“流求”；元代时期《元史》称台湾为“镏求”；明代时期《皇明祖训》称台湾为“小琉球”；直到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才正式称为“台湾”。从现存史料溯源， D世界上最早记载台湾历史的著作，则是为三国东吴时期的丹阳太守沈莹(?----280)的《临海水土志》（约作于231年至280年间，原书已佚，今为张崇根辑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据西晋陈寿《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记载：孙权(182—252)为追求“普天一统”，于黄龙二年(230)春，“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州”，到达台湾。“军行经岁”，“得夷州数千人还”。自汉以来，实行“郡尉分治”制。即郡治与尉治异地分治。西汉时会稽郡治在今苏州，东部都尉治句章（宁波市江北区乍浦乡城山渡）。东汉会稽郡治今绍兴，东部都尉治句章或章安。三国东吴的东部都尉治章安。吴太平二年（257），即“以会稽东部（都尉）为临海郡”。从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派严助持节，去会稽发兵“浮海救东瓯”；后又遣韩说“浮海伐东越”来看，都是在会稽东部都尉调集水师，然后实施军事行动。

三国东吴时期的章安作为吴会稽东部都尉治所和东南沿海的军港要塞，肩负上至杭州湾、下至福州湾（时福建未设郡）的防务重任，且管辖浙闽两大船场，即“横屿船屯（今温州平阳）”与“温麻船屯（今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因而吴黄龙元年（230），孙权遣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首航台湾，从建业（南京）始发，至章安军港会集水师，浮海首航台湾。故吴丹阳太守沈莹在《临海水土志》中以“临海”统称台湾，而不以他郡称之：“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南朝刘宋孙诜《临海记》、唐·徐坚《初学记》，亦以临海统称台湾。《临海记》云“夷洲在（临海）郡二千里，众夷所居。秦始皇遣徐福将童男女入海，止此洲。山顶有越王射的白石”。《初学记》亦云“临海有夷洲，古无铜铁，磨砺青石，以作弓矢（上所引，载《嘉定赤城志·纪遗门》）”。这可佐证卫温、诸葛直由此浮海首航台湾。沈莹亦应随航台湾，归作《临海水土志》（见张崇根《临海水土志·重订后记》；叶哲明《东吴卫温、诸葛直远规台湾出海港口考析》，《东南文化》1990年第六期）。沈莹《临海水土志》对台湾历史最主要的贡献，在于记载了台湾原住民山夷与大陆百越民族同根同源的文化渊源关系。

首先是台湾山夷为百越民族的支系。
第一，文物考古证实台湾与大陆原始文化同源。根据近年在台湾文物考古发掘资料，发现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迹，有台南左镇的人类化石和台东长滨乡八仙洞的旧石器，表明在距今约一万五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在台湾岛上活动。又从台湾各地陆续发现的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遗物，其中包括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石镞、石刀和大量的印纹陶、彩陶、黑陶等来看，高山族的原始文化与大陆东南沿海的原始文化同属一个类型。这充分说明早在新石器时期，高山族祖先和大陆沿海古代居民就有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
第二，“越王射的”典出越王勾践复国。“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山夷即山越；“越王射的”，即越王箭靶；此典故源于百越文化中心绍兴。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40·渐江水注》：“（绍兴）有射的山，远望山的，状若射侯，故谓射的。射的之西，有石室，名之为射堂。年登否常占射的，以为贵贱之准。的明则米贱，的暗则米贵。故谚云：‘射的白，斛米百；射的玄，斛米千’。”越国素以神剑善射闻名，有剑神越女，神箭陈音，创有剑道、箭道。古越文化最早的两大专著《越绝书》、《吴越春秋》均有记载。
所谓剑道：“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
所谓箭道：“夫射之道，身若戴板，头若激卵，左足纵，右足横。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儿。举弩望敌，翕心咽烟。与气俱发，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离。右手发机，左手不知。一身异教，岂况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春秋战国以降，古越的神剑与神箭传说作为“非物质文化”，永恒的体现在古越的地名之中。“射浦者，勾践教习兵处，今射浦去县五里。射卒陈音死，葬民西，故曰陈音山（《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南朝孔晔《会稽记》载：“射的山，远望的的，有如射侯，故曰射的。南有石室，可方丈，谓之射室。传云，羽人所游憩，土人常以此占谷贵贱。谚云‘射的白，米斛一百；射的玄，米斛一千’。”孔灵符《会稽记》云：“射的石水数十丈，其清见底。其西有山，上参烟云。半岭石室，曰仙人射堂。水东高岩临潭有石的，形甚员明，视之如镜。”又《会稽录》云：“仙人常射如此，使白鹤取箭，北有石帆壁立（《太平广记·卷397·山·射的山》）。”
台湾山夷“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山顶有越王射的”；弓箭既是台湾山夷猎捕的生产工具，又是部族自卫的生存武器。因而善射是古越民族的“光荣传统”，“越王射的”足以说明台湾山夷系百越民族的支系。“此夷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更是百越部族自治的共同特征。

其次是台湾山夷与百越民族的生活方式相似。

第一，居住房屋为同为干栏式。沈莹以“安家民”为例，“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居处饮食，衣服被饰，与夷洲民相似”。百越民族因地处东南沿海，多为滨水“沤民”，其居住房屋为多为干栏式，以避湿气。台湾山夷居住房屋为同为干栏式，说明与百越民族建筑文化同源。

第二，饮食习惯同好腌制鱼腥。台湾山夷“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取生鱼肉，贮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乃啖食之，以为上肴”；“饮食皆踞相对，凿床作器如槽状，以鱼肉腥臊安中，十十五五共食之”。百越先民的生产方式多为“稻作海牧”，饮食习惯多为“鱼羹饭稻”。东南沿海一带自古以来，尤喜腌制鱼腥，以为佳肴，此风俗至今尤盛。

第三，审美同喜“断发文身，雕题凿齿”。台湾山夷“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甲家有女，乙家有男，仍委父母，往就之居，与作夫妻，同牢而食。女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齿”。因高山族祖先主要是大陆沿海古越先民，故其民俗仍保留着“断发文身，雕题凿齿”之俗。《台湾志略》载，淡水岸里、内山、双寮、宛里诸社“皆长发，穿大耳，文身，截发覆额，状如头陀”；陈梦林《诸罗县志》称，岸里、乌牛难、阿史里等诸社高山族妇女亦““绕唇昭皆刺之，细细黛起，若塑像罗汉髭头，共相称美”。迄今高山族仍以黥面为男女成年时装饰。

第四，丧葬习俗同为“悬棺葬”。台湾山夷“父母死亡，杀犬以祭，作四方函以盛尸。饮酒歌舞毕，仍悬着高山岩石之间，不埋土中作冢也”。“悬棺葬”是百越先民最常见的丧葬习俗。在长江上游的三峡，到下游的龙虎山，从天台山（近年还发现唐代悬棺）到武夷山，从浙江瑞安至福建连江一带的“安家之民”到“台湾山夷”，都有悬棺葬的习俗。台湾雅美人至今还保留着“悬棺葬”习俗，仍能广见“悬棺葬”遗迹。这更证实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

卫温、诸葛直在台湾“军行经岁”，沈莹《临海水土志》对台湾山夷记载如此真切，应是沈莹从征亲历所见。至于有人认为该志中有不少晋代地名，就否定非沈莹所作。沈莹战殁于晋平吴之役，《临海水土志》由此流失可能性较大。古人注书，往往采取“夹注”或“尾注”。而《临海水土志》中出现的晋代地名，恰恰就是古人“夹注”或“尾注”的部位。

如“沈莹《临海异物志》曰：（晋安东南）呉屿山，呉公千万积聚。或云长丈余者，以作脯味，似大虾”；“《临海异物志》曰：杨桃子（生晋安候官县），一小树得数十石，实大三寸，可蜜藏之”；“《临海异物志》曰：多南子，如指大，其色紫，味甘与梅子相似（出晋安）”。

删去晋代地名（即括号内的地名），佚文仍“文通意顺”。 由此可见，所谓晋代地名，其实就是古人的“夹注”或“尾注”。这些晋代地名的词频，以“晋安”最多，应是晋人所注。其佚文经历代辗转传抄引录，导致“误将夹注当正文，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千年公案！

《临海水土志》作为世界上首次记载台湾的著作，其意义非常重大。它不仅弥补了《三国志·吴志》关于夷州记载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有力地佐证了卫温、诸葛直首航台湾，首次行使中国国家权力的历史。并写进了国务院对台办于1993年9月1日发表的《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白皮书：“距今１７００多年以前，三国时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等对此就有所著述，它们是世界上记述台湾最早的文字。”

周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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