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鲁郑
在西方眼里，或者理论界，中国是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并以此来攻击中国的媒体只有宣传没有新闻。对于曾经充当过各种理论试验场的中国来说，已经成熟到不会只相信理论的程度了。哪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真实生活中西方和中国的新闻异同。由于本人长期生活于法国，便主要以法国为主其他西方国家为辅进行对比评论。
首先，对比一下媒体的拥有者。中国，毫无疑问绝大多数是属于各级政府，即使有些企业或行业拥有传媒工具，也要从属于政府宣传部门的管理。因此，媒体主要是体现政府的立场。而法国则略有不同。拥有媒体的分别为政府和财团。TF1，法国电视一台，老板是法国最大的电信公司布依格，法国二台和三台则是法国政府。这三大电视台基本垄断了法国的电视资讯。法国名列第一的日报《费加罗》，最大的股东是法国军工企业达梭集团。法新社名义上是独立的报业联营企业，实际上是法国官方通讯社。因此，法国的媒体自然是要体现政府、财团和军方的立场。2008年巴黎“4.7”火炬传递引发中国民众愤怒和掀起空前抵制法货的声浪时，法国第一首富、家乐福第一大股东、路易威登集团主席Bernard Arnault急忙在《费加罗》报发表声明，公开支持北京奥运会，并表示“中国受到的攻击同样令人震惊”，从而扭转了当时对中国一边倒的攻讦态势就是一例。政府和财团拥有媒体，在西方是常态。大名鼎鼎的英国BBC、美国之音、德国之声都是政府拥有。英国的路透社名义上是私人企业主所有，实际上受政府控制，是英国的官方喉舌。(如果中国向西方学习，一些媒体是否可由“三鹿奶粉”、“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控制？)
其次，我们看一下各自报道内容和方式的异同。
第一，法国媒体基本上可以批评上自中央政府下至地方政府的政策，也可以批评总统等高级别领导人。但也有例外。2008年，PPDA这们法国大牌的电视主持人，就因为他采访萨科奇时暗讽他的身高（“当您出席国际会议时，是否有到了巨人国的感觉？”），被电视台迅速辞退，离开了他从事了几十年的媒体工作，就此失业。相应的，中国地方各级政府被批评是常态，尽管也常常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和干预，但基本上是可以做到公开和及时的报道。这在2008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发生的所有骚乱和负面事件都得到及时报道）。但批评中央政府和最高领导人是几乎不存在的。
第二，法国媒体不能挑战或否定法国的价值观，不能否定这个现行制度，这就是第一个底线。就是法国共产党及其掌握的媒体都不例外。而且各个媒体有着严格的自律。
2008年4月19日在巴黎华人大集会一举引起瞩目的一位留学生曾多次投稿给法国第一大免费报纸《METRO》（地铁报），终于一篇文章被采用。不料，第二天，决定采用他稿件的一位编辑打电话通知他，由于文章与该报价值观不符，将不再采用，这位编辑本人也已受到上面的斥责。2008年8月达赖访问巴黎，遭到藏传佛教另一支多杰雄登派的围堵和抗议（抗议达赖不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但这些场面都从法国媒体的镜头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尽管宗教信仰自由也是西方的价值观，但比不上神化达赖的政治正确。如果出于自律而拒绝刊登某些文章还算没超越新闻真实底线的话，为了自己的价值观而捏造新闻就无法令人接受了。而这一幕就发生西藏“3.14”之后。由于被揭穿和遭到中国的强烈抗议，这些西方媒体也不得不道歉。但是“一万个真实也挽救不了一个谎言”，西方媒体的公信力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被全球所瞩目的《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事件也是一例。由于她发表了许多正面宣传中国的新闻和评论，遭到许多人权组织的抗议而被解职。然而，当德国官方把《德国之声》上万份中文报道翻译成德文，加以审查，结果并没有发现所谓的“红色渗透”的内容。不久，德国之声的监督机构——德国之声广播委员会驳回了对张丹红以及德国之声的指责，广播委员会全体一致认定，德国之声中文部既没有违反规定，也没有破坏记者原则。然而，即使如此，张丹红不但没有恢复工作，支持她的原中文部主任冯海音(Matthias von Hein)也被解职。这些都是挑战西方价值观所遭到的惩处。而中国却不同。虽然《炎黄春秋》和《南方周末》同属官方，但总是质疑和挑战现行制度，宣传与国家不同的价值观。其中《南方周末》虽多次被整肃，但仍然风格不改，继续发行。（当然今年由于《南方周末》对地震的另类报道引发公愤，甚至发生大学生校园火烧《南方周末》事件，但均系民间自发行动，与政府无关。）而走的更远的《炎黄春秋》，甚至连整肃都没有。这在法国，是绝无不可能！更不会有类似《炎黄春秋》或《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存在的空间。
第三，法国新闻自由的另一个底线是不能损害国家利益。今年受美国资助、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在中法对抗中发挥了相当重要和关键的作用。然而事过几个月，“记者无疆界”的创始人、秘书长梅纳尔就被迫辞职。显然，这位先生玩过了火，损害了法国的利益。2004年，中法建交四十周年。由于法国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急需中国的支持，从而将中法关系推向少有的高潮。当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巴黎时，巴黎警察对所有抗议的人群均强行处置，甚至不惜动用暴力。然而，所有的媒体均对此保持沉默。由此被法国境外的媒体称为法国的耻辱。（不仅媒体，警察局也一样。巴黎警察局拒绝了支持达赖集团的一些组织要求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之日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游行的申请，但仅仅两天之后，就批准了在俄罗斯驻巴黎大使馆门前支持格鲁吉亚的抗议集会申请）。这一点，在西方也颇具共性。特别是美国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表现的最为充分。好莱坞重量级影星西恩.潘自费5.6万美元在《华盛顿邮报》发表公开信，指责布什的好战政策。不久，好莱坞大制造商取消了他的电影合同，损失高达至少1000万美元。来自美国总统布什家乡得克萨斯州的乐队“南方小鸡”由于在美国《娱乐周刊》发表反战言论，声称为布什总统来自他们的家乡感到耻辱。不料拥护布什的“爱国电台”封杀他们的歌曲，歌迷则当街砸烂她们的唱片。乐队成员们的家门口被人堆满了垃圾，甚至有人向他们发出死亡威胁。她们的全美巡回演出也告吹。受雇于全国广播公司、曾因报道海湾战争而得过普利策奖的记者彼得。阿内特仅仅由于他在接受伊拉克采访时说了句“美国的第一个作战计划已经失败”而被炒了鱿鱼。在这些例子面前，不由得令人感到西方的新闻自由好象中国五十年代的反右运动，起着引蛇出洞和“阳谋”的作用。当然，在不能损害国家利益方面，中国和法国和西方非常相似，这可算是双方第一个共同点。
第四，法国媒体不能报道国家领导人的私生活。甚至专门披露政治丑闻的法国周刊《鸭鸣报》都有句名言：“新闻止于卧室门外。”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有两个家庭，他去世时，两个家庭携子女均出席了他的葬礼。但所有的媒体对此均噤声。上任总统希拉克也有不少坊间徘闻，但从来都进入不到法国媒体的视野中去。当然法国新当选的总统萨科奇是一个例外，因为他本人对自己的私生活就十分的张扬----这也是他民意支持度下降的原因之一。在这方面，中法媒体又形成了第二个共同点。
第五，法国媒体以负面报道为主，中国则以正面报道为主，无论国际和国内。应该说，这两种方式都不够客观和全面。以至第一次去西方的中国游客往往会失望，而第一次到中国的西方人则往往会惊异。（我陪同的第一个访问中国的法国代表团他们的第一个感受竟然是：中国人居然会经常微笑！）当然负面报道是西方媒体的共性。2005年，巴黎北郊发生严重骚乱，并一度漫延到全国。当时法美关系相当紧张，不少媒体大肆炒做，极尽夸张之能事，甚至使用“法国陷入内战”等极端词语。为此，十分不满的法国政府事后专门将这些媒体召集起来，提出严重警告，并强令道歉。而另一个不实报道的中国却漏了网。因为中国媒体的主流是“巴黎基本一切正常”！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FNAC—法国最大的书店在最醒目的位置摆满了几十种关于中国的书。其中只有一至两本是比较正面的表现中国。其他则全是批评和攻击。试想一下这一幕发生在中国：在新华书店最醒目的位置摆满了反法、反日、反美等国的图书，请问西方会怎样炒作呢？不过，相对于欧洲，追求并保持便于霸权的美国略有不同。首先看美国之音。根据1948年《史密斯—蒙特法》，只允许美国之音向外国（不是本国）的听众播放亲美国政府的新闻，也就是正面新闻。即他们自己不信的新闻可以向外国输送！（真不知道几十年都在听美国之音的中国百姓知道此内幕会做何感想？）其次，自布什时代，美国政府不仅限制新闻媒体在海外干预行动的报道，还干脆授意一些专栏作家撰写支持政府的文章，甚至自己制造新闻，并向其他电视机构转播。美国国务院下属的的广播事业管理办公室，专力制作鼓吹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成果。而且这些宣传还违反《史密斯—蒙特法》出口转内销。为此，美国官员的解释是这个法律不适合此办公室。此外美国政府利用媒体竞争的特点，只把采访机会和内幕消息透露给配合的记者和媒体，从而培养起一批御用文人。至于发生在2009年新年之际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尽管以色列的最高法院已经判定可以允许少量记者进入加沙，但以色列政府却仍然禁止任何国际记者进入现场采访。而且没有得到任何西方国家的抗议和批评，更是活生生的一例。
第六，如何看待法国不同政党和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批评和争斗呢？一是所有分属不同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媒体都认可法国的价值观、制度模式和游戏规则。二是每一个政党背后都有财团的影子。无论政党还是财团，都是这种制度模式的最大得利者。三是由于对利益扩张的追求，政党之间往往不免会发生争执和矛盾。面对谁也不能吞掉谁的现实面前，大家都相互做了妥协，都认可对方的批判权利。所以从宏观上讲，说他们是一党之内的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争夺也不妨。2002年法国大选只所以出现惊人意外----左派社会党候选人时任总理的若斯潘没能进入第二轮，被极右派政党候选人勒庞击败----就是因为选民认为左右两党没有什么区别，缺乏投票意愿所致。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媒体，其实恐怕也相差不多吧。《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再出格，但都无法改变同属官方和中共的性质。实质不过是中共集团内部不同的利益代言人而已。这恐怕是他们无论如何都能长期继续生存下来的根本原因吧。
最后，再看一下中国与西方的媒体运作效果。西方对中国自然是一边倒的否定，也无需中国再自我辩护。但是西方媒体的效果又如何呢？在这里我完全采用西方或在海外异议人士的观点，以示公正。长期流亡巴黎的吴葆璋先生在香港著名异议刊物《开放》杂志2007年7月号（81—83页）的《萨尔科奇如何对待共产中国》一文中讲到：“在法国，媒体的独立，连法国人自己也不敢相信。老板们全从占领市场角度处理新闻，看待记者。他们毫不隐晦报道方针‘我们绝不在中国当局不喜欢的问题上多说什么。’哪些由于触及敏感题材报道真相而被驱除出境的记者，往往是灰溜溜地返回总部；老板们首先认为这名 记者给他惹了麻烦”（当时中法关系正处于高峰期）。2008年12月28日，美国总统布什的夫人劳拉在接受福克斯电视新闻网的《福克斯周日新闻》专访时，发表了如下评论：“如果你要问我媒体公不公正，我的回答是不公正，完全不公正。”显然，无论是西方体制内的高层还是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对西方的新闻自由下的媒体效果都是持否定态度的。至少，打着新闻自由旗帜的西方并没有做到公开、透明和公正。
本文即将结束之际，不妨把目转向被美国总统布什称为“亚洲民主灯塔”、西方眼里的好学生台湾。台湾新闻自由度根据“记者无疆界”2008年的排名与美国并列36位，高居亚洲第二位（2007年则超过日本和美国，居亚洲第一）。但是调查显示，台湾媒体只得到百分之一的公众信任。美国《洛杉矶时报》则评论说：台湾媒体“从过去威权时代的哈巴狗，变成今日民主时代的疯狗，没有能力处理真相。”
注：只有真正的长期生活在西方，而且是真正的在这个体制内运转，才能了解一个真实的西方，这是作为短期游客所不能及的。所以，许多博友去过一次西方，就认为了解了西方并高度对之进行肯定或否定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希望本文能够给国内的朋友提供一个了解西方的窗口，从而把中国放到全球坐标下，得出一个相对客观的结论。
在西方眼里，或者理论界，中国是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并以此来攻击中国的媒体只有宣传没有新闻。对于曾经充当过各种理论试验场的中国来说，已经成熟到不会只相信理论的程度了。哪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真实生活中西方和中国的新闻异同。由于本人长期生活于法国，便主要以法国为主其他西方国家为辅进行对比评论。
首先，对比一下媒体的拥有者。中国，毫无疑问绝大多数是属于各级政府，即使有些企业或行业拥有传媒工具，也要从属于政府宣传部门的管理。因此，媒体主要是体现政府的立场。而法国则略有不同。拥有媒体的分别为政府和财团。TF1，法国电视一台，老板是法国最大的电信公司布依格，法国二台和三台则是法国政府。这三大电视台基本垄断了法国的电视资讯。法国名列第一的日报《费加罗》，最大的股东是法国军工企业达梭集团。法新社名义上是独立的报业联营企业，实际上是法国官方通讯社。因此，法国的媒体自然是要体现政府、财团和军方的立场。2008年巴黎“4.7”火炬传递引发中国民众愤怒和掀起空前抵制法货的声浪时，法国第一首富、家乐福第一大股东、路易威登集团主席Bernard Arnault急忙在《费加罗》报发表声明，公开支持北京奥运会，并表示“中国受到的攻击同样令人震惊”，从而扭转了当时对中国一边倒的攻讦态势就是一例。政府和财团拥有媒体，在西方是常态。大名鼎鼎的英国BBC、美国之音、德国之声都是政府拥有。英国的路透社名义上是私人企业主所有，实际上受政府控制，是英国的官方喉舌。(如果中国向西方学习，一些媒体是否可由“三鹿奶粉”、“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控制？)
其次，我们看一下各自报道内容和方式的异同。
第一，法国媒体基本上可以批评上自中央政府下至地方政府的政策，也可以批评总统等高级别领导人。但也有例外。2008年，PPDA这们法国大牌的电视主持人，就因为他采访萨科奇时暗讽他的身高（“当您出席国际会议时，是否有到了巨人国的感觉？”），被电视台迅速辞退，离开了他从事了几十年的媒体工作，就此失业。相应的，中国地方各级政府被批评是常态，尽管也常常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和干预，但基本上是可以做到公开和及时的报道。这在2008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发生的所有骚乱和负面事件都得到及时报道）。但批评中央政府和最高领导人是几乎不存在的。
第二，法国媒体不能挑战或否定法国的价值观，不能否定这个现行制度，这就是第一个底线。就是法国共产党及其掌握的媒体都不例外。而且各个媒体有着严格的自律。
2008年4月19日在巴黎华人大集会一举引起瞩目的一位留学生曾多次投稿给法国第一大免费报纸《METRO》（地铁报），终于一篇文章被采用。不料，第二天，决定采用他稿件的一位编辑打电话通知他，由于文章与该报价值观不符，将不再采用，这位编辑本人也已受到上面的斥责。2008年8月达赖访问巴黎，遭到藏传佛教另一支多杰雄登派的围堵和抗议（抗议达赖不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但这些场面都从法国媒体的镜头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尽管宗教信仰自由也是西方的价值观，但比不上神化达赖的政治正确。如果出于自律而拒绝刊登某些文章还算没超越新闻真实底线的话，为了自己的价值观而捏造新闻就无法令人接受了。而这一幕就发生西藏“3.14”之后。由于被揭穿和遭到中国的强烈抗议，这些西方媒体也不得不道歉。但是“一万个真实也挽救不了一个谎言”，西方媒体的公信力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被全球所瞩目的《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事件也是一例。由于她发表了许多正面宣传中国的新闻和评论，遭到许多人权组织的抗议而被解职。然而，当德国官方把《德国之声》上万份中文报道翻译成德文，加以审查，结果并没有发现所谓的“红色渗透”的内容。不久，德国之声的监督机构——德国之声广播委员会驳回了对张丹红以及德国之声的指责，广播委员会全体一致认定，德国之声中文部既没有违反规定，也没有破坏记者原则。然而，即使如此，张丹红不但没有恢复工作，支持她的原中文部主任冯海音(Matthias von Hein)也被解职。这些都是挑战西方价值观所遭到的惩处。而中国却不同。虽然《炎黄春秋》和《南方周末》同属官方，但总是质疑和挑战现行制度，宣传与国家不同的价值观。其中《南方周末》虽多次被整肃，但仍然风格不改，继续发行。（当然今年由于《南方周末》对地震的另类报道引发公愤，甚至发生大学生校园火烧《南方周末》事件，但均系民间自发行动，与政府无关。）而走的更远的《炎黄春秋》，甚至连整肃都没有。这在法国，是绝无不可能！更不会有类似《炎黄春秋》或《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存在的空间。
第三，法国新闻自由的另一个底线是不能损害国家利益。今年受美国资助、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在中法对抗中发挥了相当重要和关键的作用。然而事过几个月，“记者无疆界”的创始人、秘书长梅纳尔就被迫辞职。显然，这位先生玩过了火，损害了法国的利益。2004年，中法建交四十周年。由于法国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急需中国的支持，从而将中法关系推向少有的高潮。当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巴黎时，巴黎警察对所有抗议的人群均强行处置，甚至不惜动用暴力。然而，所有的媒体均对此保持沉默。由此被法国境外的媒体称为法国的耻辱。（不仅媒体，警察局也一样。巴黎警察局拒绝了支持达赖集团的一些组织要求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之日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游行的申请，但仅仅两天之后，就批准了在俄罗斯驻巴黎大使馆门前支持格鲁吉亚的抗议集会申请）。这一点，在西方也颇具共性。特别是美国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表现的最为充分。好莱坞重量级影星西恩.潘自费5.6万美元在《华盛顿邮报》发表公开信，指责布什的好战政策。不久，好莱坞大制造商取消了他的电影合同，损失高达至少1000万美元。来自美国总统布什家乡得克萨斯州的乐队“南方小鸡”由于在美国《娱乐周刊》发表反战言论，声称为布什总统来自他们的家乡感到耻辱。不料拥护布什的“爱国电台”封杀他们的歌曲，歌迷则当街砸烂她们的唱片。乐队成员们的家门口被人堆满了垃圾，甚至有人向他们发出死亡威胁。她们的全美巡回演出也告吹。受雇于全国广播公司、曾因报道海湾战争而得过普利策奖的记者彼得。阿内特仅仅由于他在接受伊拉克采访时说了句“美国的第一个作战计划已经失败”而被炒了鱿鱼。在这些例子面前，不由得令人感到西方的新闻自由好象中国五十年代的反右运动，起着引蛇出洞和“阳谋”的作用。当然，在不能损害国家利益方面，中国和法国和西方非常相似，这可算是双方第一个共同点。
第四，法国媒体不能报道国家领导人的私生活。甚至专门披露政治丑闻的法国周刊《鸭鸣报》都有句名言：“新闻止于卧室门外。”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有两个家庭，他去世时，两个家庭携子女均出席了他的葬礼。但所有的媒体对此均噤声。上任总统希拉克也有不少坊间徘闻，但从来都进入不到法国媒体的视野中去。当然法国新当选的总统萨科奇是一个例外，因为他本人对自己的私生活就十分的张扬----这也是他民意支持度下降的原因之一。在这方面，中法媒体又形成了第二个共同点。
第五，法国媒体以负面报道为主，中国则以正面报道为主，无论国际和国内。应该说，这两种方式都不够客观和全面。以至第一次去西方的中国游客往往会失望，而第一次到中国的西方人则往往会惊异。（我陪同的第一个访问中国的法国代表团他们的第一个感受竟然是：中国人居然会经常微笑！）当然负面报道是西方媒体的共性。2005年，巴黎北郊发生严重骚乱，并一度漫延到全国。当时法美关系相当紧张，不少媒体大肆炒做，极尽夸张之能事，甚至使用“法国陷入内战”等极端词语。为此，十分不满的法国政府事后专门将这些媒体召集起来，提出严重警告，并强令道歉。而另一个不实报道的中国却漏了网。因为中国媒体的主流是“巴黎基本一切正常”！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FNAC—法国最大的书店在最醒目的位置摆满了几十种关于中国的书。其中只有一至两本是比较正面的表现中国。其他则全是批评和攻击。试想一下这一幕发生在中国：在新华书店最醒目的位置摆满了反法、反日、反美等国的图书，请问西方会怎样炒作呢？不过，相对于欧洲，追求并保持便于霸权的美国略有不同。首先看美国之音。根据1948年《史密斯—蒙特法》，只允许美国之音向外国（不是本国）的听众播放亲美国政府的新闻，也就是正面新闻。即他们自己不信的新闻可以向外国输送！（真不知道几十年都在听美国之音的中国百姓知道此内幕会做何感想？）其次，自布什时代，美国政府不仅限制新闻媒体在海外干预行动的报道，还干脆授意一些专栏作家撰写支持政府的文章，甚至自己制造新闻，并向其他电视机构转播。美国国务院下属的的广播事业管理办公室，专力制作鼓吹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成果。而且这些宣传还违反《史密斯—蒙特法》出口转内销。为此，美国官员的解释是这个法律不适合此办公室。此外美国政府利用媒体竞争的特点，只把采访机会和内幕消息透露给配合的记者和媒体，从而培养起一批御用文人。至于发生在2009年新年之际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尽管以色列的最高法院已经判定可以允许少量记者进入加沙，但以色列政府却仍然禁止任何国际记者进入现场采访。而且没有得到任何西方国家的抗议和批评，更是活生生的一例。
第六，如何看待法国不同政党和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批评和争斗呢？一是所有分属不同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媒体都认可法国的价值观、制度模式和游戏规则。二是每一个政党背后都有财团的影子。无论政党还是财团，都是这种制度模式的最大得利者。三是由于对利益扩张的追求，政党之间往往不免会发生争执和矛盾。面对谁也不能吞掉谁的现实面前，大家都相互做了妥协，都认可对方的批判权利。所以从宏观上讲，说他们是一党之内的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争夺也不妨。2002年法国大选只所以出现惊人意外----左派社会党候选人时任总理的若斯潘没能进入第二轮，被极右派政党候选人勒庞击败----就是因为选民认为左右两党没有什么区别，缺乏投票意愿所致。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媒体，其实恐怕也相差不多吧。《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再出格，但都无法改变同属官方和中共的性质。实质不过是中共集团内部不同的利益代言人而已。这恐怕是他们无论如何都能长期继续生存下来的根本原因吧。
最后，再看一下中国与西方的媒体运作效果。西方对中国自然是一边倒的否定，也无需中国再自我辩护。但是西方媒体的效果又如何呢？在这里我完全采用西方或在海外异议人士的观点，以示公正。长期流亡巴黎的吴葆璋先生在香港著名异议刊物《开放》杂志2007年7月号（81—83页）的《萨尔科奇如何对待共产中国》一文中讲到：“在法国，媒体的独立，连法国人自己也不敢相信。老板们全从占领市场角度处理新闻，看待记者。他们毫不隐晦报道方针‘我们绝不在中国当局不喜欢的问题上多说什么。’哪些由于触及敏感题材报道真相而被驱除出境的记者，往往是灰溜溜地返回总部；老板们首先认为这名 记者给他惹了麻烦”（当时中法关系正处于高峰期）。2008年12月28日，美国总统布什的夫人劳拉在接受福克斯电视新闻网的《福克斯周日新闻》专访时，发表了如下评论：“如果你要问我媒体公不公正，我的回答是不公正，完全不公正。”显然，无论是西方体制内的高层还是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对西方的新闻自由下的媒体效果都是持否定态度的。至少，打着新闻自由旗帜的西方并没有做到公开、透明和公正。
本文即将结束之际，不妨把目转向被美国总统布什称为“亚洲民主灯塔”、西方眼里的好学生台湾。台湾新闻自由度根据“记者无疆界”2008年的排名与美国并列36位，高居亚洲第二位（2007年则超过日本和美国，居亚洲第一）。但是调查显示，台湾媒体只得到百分之一的公众信任。美国《洛杉矶时报》则评论说：台湾媒体“从过去威权时代的哈巴狗，变成今日民主时代的疯狗，没有能力处理真相。”
注：只有真正的长期生活在西方，而且是真正的在这个体制内运转，才能了解一个真实的西方，这是作为短期游客所不能及的。所以，许多博友去过一次西方，就认为了解了西方并高度对之进行肯定或否定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希望本文能够给国内的朋友提供一个了解西方的窗口，从而把中国放到全球坐标下，得出一个相对客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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