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藍綠陣營的衝突有急遽極端主義化的傾向。走向極端主義的社會，最終將推翻我們現有的政體，其動盪和危險，沒有一個人可以倖免。
「節制極端」為政體延續最重要的關鍵之一。為了維繫我們的民主體制，我們必須找出節制極端的方法，也許還能在當下挽回藍綠極端主義雪球愈滾愈大的勢態。
首先，我們要檢討族群互動的倫理。
政權制衡避免濫權
台灣社會傾向認為，族群政治不是理性的公共政策議題。然而，當代西方社會，在上世紀下半葉，歷經性別、種族、宗教、障礙、老年、多元族裔和民族等族群政治洗禮後，多已認為：爭取「理解、尊嚴和資源分配」的族群政治，是攸關正義的公共議題。
就台灣的族群政治來說，最敏感的神經，是我們如何在公開場合，對待所謂的「族群代理人」。幾個月前阿扁坦承匯錢到海外，這原本重挫了他長期經營自己成為族群代理人的地位，失去泛綠的信任。可是接下來媒體鋪天蓋地的妖魔化，以及司法單位不慎的動作，卻又弔詭地幫阿扁平白奪回，他在忿忿不平的深綠心裡，族群代理人的地位。
族群代理人是不可避免的群眾深層心理機制，群眾「忿忿」是基於「不平」。即使阿扁再不是，我們都必須要高度謹慎地公平對待和尊重：他對部分人來說，因緣際會地代理了一個族群的無奈身分。同樣地，部分泛綠在醜化馬總統時，也必須將心比心，尊重他目前族群代理人身分。將非重犯的阿扁戴上手銬、大張旗鼓的公開慶祝活動，都是不適當的。族群政治需要的是規範族群互動的公共倫理。否定族群政治的意義，或者公開輕蔑另一個族群的代理人，只會加深對立，逼族群政治走向極端。
第二、如果我們再細查部分人民最近走向極端的心理，有一個因素在於對政府持反對意見的人民，失去了「免於恐懼的自由」。近來陳雲林到訪的維安行政濫權和司法肅貪疑似圈定群體辦案等事件，使得持反對意見的人民，從不信任到開始恐懼政府。恐懼的一個關鍵原因在於，當前的政治權力，失去了阻卻而平衡（check-and-balance）的機制。
美國開國初期《聯邦黨人文集》的辯論中，主張政治權力之間需要制衡，訴求的不是什麼高深的價值，而是每個人最根本的「生存」權。只有政治權力互相制衡，才能免於政府濫用權力，人民才能有最基本的免於國家暴力恐懼的生存安全。
讓更多監督制參與
以司法的制衡來說，美國實證研究指出，司法判決與法官的政治傾向並非全然無關，在台灣是否如此，有待更多實證研究檢證。司法人員不可能在真空中思考，每個人對世界的基本認識架構，受到各種養成過程和社會意見影響。因此，我們不該擔心司法如何「真空中立」，而是要讓更多監督的制度參與檢驗司法，讓司法卸除「真空中立」這種不可能任務的極端壓力，然後因「阻卻、平衡而漸趨中立」。
因此民進黨不該消極地批評司法政治迫害，而應呼應馬總統的哈佛指導教授，孔傑榮的建議，積極地主張，要求有效又合憲監督司法的制度和管道。然而最終主導權在馬政府，馬政府若不能和民進黨和談，釋出有效監督司法的管道和制度，在野黨為求生存，幾乎沒別的選擇，只能採取激烈對抗。
最後，《經濟學人》指稱，馬總統臨時更動和陳雲林會面時間，是狐騙（fox）抗議人民的行為。馬政府已經擁有令人生畏的五院權力，是朝野信任的樞紐，此類加深人民對政府不信任的行為，宜盡量避免，否則不僅重創馬政府誠信，還可能成為迫使人民從不信任走向恐懼的最後一根稻草。
作者為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博士班候選人
陳嘉銘
「節制極端」為政體延續最重要的關鍵之一。為了維繫我們的民主體制，我們必須找出節制極端的方法，也許還能在當下挽回藍綠極端主義雪球愈滾愈大的勢態。
首先，我們要檢討族群互動的倫理。
政權制衡避免濫權
台灣社會傾向認為，族群政治不是理性的公共政策議題。然而，當代西方社會，在上世紀下半葉，歷經性別、種族、宗教、障礙、老年、多元族裔和民族等族群政治洗禮後，多已認為：爭取「理解、尊嚴和資源分配」的族群政治，是攸關正義的公共議題。
就台灣的族群政治來說，最敏感的神經，是我們如何在公開場合，對待所謂的「族群代理人」。幾個月前阿扁坦承匯錢到海外，這原本重挫了他長期經營自己成為族群代理人的地位，失去泛綠的信任。可是接下來媒體鋪天蓋地的妖魔化，以及司法單位不慎的動作，卻又弔詭地幫阿扁平白奪回，他在忿忿不平的深綠心裡，族群代理人的地位。
族群代理人是不可避免的群眾深層心理機制，群眾「忿忿」是基於「不平」。即使阿扁再不是，我們都必須要高度謹慎地公平對待和尊重：他對部分人來說，因緣際會地代理了一個族群的無奈身分。同樣地，部分泛綠在醜化馬總統時，也必須將心比心，尊重他目前族群代理人身分。將非重犯的阿扁戴上手銬、大張旗鼓的公開慶祝活動，都是不適當的。族群政治需要的是規範族群互動的公共倫理。否定族群政治的意義，或者公開輕蔑另一個族群的代理人，只會加深對立，逼族群政治走向極端。
第二、如果我們再細查部分人民最近走向極端的心理，有一個因素在於對政府持反對意見的人民，失去了「免於恐懼的自由」。近來陳雲林到訪的維安行政濫權和司法肅貪疑似圈定群體辦案等事件，使得持反對意見的人民，從不信任到開始恐懼政府。恐懼的一個關鍵原因在於，當前的政治權力，失去了阻卻而平衡（check-and-balance）的機制。
美國開國初期《聯邦黨人文集》的辯論中，主張政治權力之間需要制衡，訴求的不是什麼高深的價值，而是每個人最根本的「生存」權。只有政治權力互相制衡，才能免於政府濫用權力，人民才能有最基本的免於國家暴力恐懼的生存安全。
讓更多監督制參與
以司法的制衡來說，美國實證研究指出，司法判決與法官的政治傾向並非全然無關，在台灣是否如此，有待更多實證研究檢證。司法人員不可能在真空中思考，每個人對世界的基本認識架構，受到各種養成過程和社會意見影響。因此，我們不該擔心司法如何「真空中立」，而是要讓更多監督的制度參與檢驗司法，讓司法卸除「真空中立」這種不可能任務的極端壓力，然後因「阻卻、平衡而漸趨中立」。
因此民進黨不該消極地批評司法政治迫害，而應呼應馬總統的哈佛指導教授，孔傑榮的建議，積極地主張，要求有效又合憲監督司法的制度和管道。然而最終主導權在馬政府，馬政府若不能和民進黨和談，釋出有效監督司法的管道和制度，在野黨為求生存，幾乎沒別的選擇，只能採取激烈對抗。
最後，《經濟學人》指稱，馬總統臨時更動和陳雲林會面時間，是狐騙（fox）抗議人民的行為。馬政府已經擁有令人生畏的五院權力，是朝野信任的樞紐，此類加深人民對政府不信任的行為，宜盡量避免，否則不僅重創馬政府誠信，還可能成為迫使人民從不信任走向恐懼的最後一根稻草。
作者為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博士班候選人
陳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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