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南渡记——从北平到昆明
吴宓南渡记——从北平到昆明
作者:柳已青
序曲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清华园失去了往日的宁静。这场战争,改变了学者的家国命运,清华学者是怎样从北平故城奔赴长沙临时联合大学,走之前的心理是怎样的状况,我们可以从吴宓的同事冯友兰的一段话中得到答案:
1937年中国军队退出北京以后,日本军队过了几个星期以后才进城接受政权。在这几个星期之间,在政治上是一个空白。我同清华校务会议的几个人守着清华。等到日本军队进城接收了北京政权,清华就完全不同了。有一个夜晚,吴正之(有训)同我在清华园中巡查,皓月当空,十分寂静。吴正之说:“静得怕人,我们在这里守着没有意义了。”我忽热觉得有一种幻灭之感。是的,我们守着清华为的是替中国守着一个学术上、教育上完整的园地。北京已不属于中国了,我们还在这里守着,岂不是为日本服务了吗?认识到这里,我们就不守清华了,过了几天,我们二人就一同往长沙去找清华了。后来我读到清代诗人黄仲则的两句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我觉得这两句诗所写的正是那种幻灭之感,我反复吟咏,更觉其沉痛。
冯友兰的心境大致是那个时代学者共同的体验。于是,清华、北大的学者,前仆后继,开始南迁。这里以清华学者吴宓为个案,看一看他怎样南渡。吴宓的1937年的行程是从北平到天津,由天津到青岛,由青岛到郑州,由郑州到长沙,长沙几个月后,1938年2月,又开始了南迁,先到香港,由越南海防到昆明。抗战期间,吴宓的岁月在昆明,后半生在重庆,他再也没有回到北京。70年前,吴宓在南渡的路上,20年前,1978年1月,吴宓逝世。
(一) 七七事变前后的吴宓心绪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火打破了北平的宁静,日寇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人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以巨大的勇气和牺牲捍卫民族的尊严。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和历史,也改写了学者的生活和命运。
1937年7月7日,是学者吴宓生命的分水岭,此日之前的吴宓沉湎于个人情感的漩涡中,之后的吴宓随着南渡,踏上飘摇的行旅,宁静的读书治学、教书教人的校园生活改变,融入到大时代的潮流中,由北平辗转飘零到昆明,吴宓因南渡生命阅历变得丰富。
我们不妨看看1937年7月7日吴宓的生活流水,日记中写道:上午读《儿女英雄传》,深赏之;下午接绛珠信函,而是日早晨吴宓已发一函致绛珠;是日,中国教育会儿童教育会在此(清华大学)开会,卫士生、郝耀东、赵宗晋、杨武之先后来访;是日为香山慈幼园的第三次回家节,熊希龄、毛彦文夫妇留在青岛未返回北平,吴宓看到报纸上的新闻,熊希龄在青岛患病不能回平参加回家节,而吴宓不认为熊希龄患病是真,武断地认为熊希龄“安居逸乐,惮于跋涉,懒于应酬”,以生病为托词,并认定熊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听从毛彦文的主张(笔者按,经查阅资料证实,熊希龄在青岛食海鲜、饮啤酒,致使腹泻卧床);晚上与叶企孙、熊大缜等人一起散步,熊大缜教吴宓骑自行车。
7月8日的日记记录了卢沟桥事变:“昨夜,日军占卢沟桥,攻宛平县城,与中国军冲突。是日上午闻炮声。”7月9日“上午仍闻炮声”。7月10日,“卢沟桥退兵,以石友三部保安队接防,而日兵则未尽撤”。
时事遽变,国家大事渗透到学者的日记中。卢沟桥事变之前,吴宓的日记中几乎每天都有儿女情长的记录,吴宓“生性热烈多情”,她的日记中出现多个女性,似乎都动了感情,认真而投入。
周一良先生在《吴宓先生与周氏兄弟姊妹》一文中分析道:
吴宓先生是一位忠实可靠的朋友和诲人不倦的老师。但是他的性格中还有另外一面。我觉得他简直像是《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他几乎对一切女人都垂青,并且垂青于女人的一切。从他的日记看,自他早年开始,每逢遇到女人,必然评头品足。他表示过爱心的女人有燕京大学的华侨女学生陈仰贤,有欧阳采薇,黎宪初,张敬(张清常之姐,名清徽),在法国遇到的美国女学生H,代号为K的清华女生,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毛彦文。他曾经幻想在他不离婚情况之下仿效大舜的娥皇女英以及安公子的何玉凤和张金凤的故事,当时就被陈寅恪先生一口否决。
吴宓虽然爱过多个女性,但他生命里只有一个海伦,他对毛彦文的爱,痴情,热烈,执著,绵长,痛苦而绝望,好比宗教般的情感,持续了一生。吴宓在爱毛彦文,又常常追求令他心动的女子。比如清华大学女毕业生K,频频出现在三十年代的日记中,吴宓常常和她约会,一起吃饭、游览,鱼雁传书之余,频频电话传情达意,其亲密程度和情谊远远超出师生的范围,俨然一对恋人,吴宓比K年长十几岁,这成为他们结婚的难以逾越的鸿沟。再比如1937年7月7日日记中提到的绛珠。绛珠原名朱崇庆,天津人,侍寡母,居北京,家甚贫寒。恒喜艳装,着红衣,遂自字曰绛珠。1935年秋,绛珠从吴宓授课。抗战爆发之前,吴宓和这两位女性过从甚密。依然在个人情感的小圈子徘徊,有诗为证。
7月7日当天,吴宓作诗一首:
七月七日晚作
香山慈幼院回家节,院长居青岛,未莅会。
今年七夕竟无诗,旧恨新愁只自知。
绮梦空时百事废,情丝斩后万缘离。
清虚洞府仙居稳,进退藩离羝触痴。
沧海横流伤涸鲋,浮生电逝许然疑。
有对自己身世的感慨,有对毛彦文的“旧恨新愁”。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战争警醒了作为学者的吴宓。
7月12日日记:“昨夜闻炮声。宓个人无所忧惧,惟大则为国家忧愤,小则为K母女悬虑。”“每经事变,乃深感且痛恨宓之无德无才,既未尽职国家,亦有负诸友好之人也!”战局微迫,大祸降临,吴宓心灵自省的结果,竟是消极之至:
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救药之事。
从而再次诱发了他久违了的“杀身情结”——战争破坏,玉石俱焚……但有自杀,别无他途。吴宓和陈寅恪探讨局势,写诗抒发心中的愤懑。“北都又失好山河,隔岁吟酬涕泪多”,“志事亭林难学步,梅村才薄奈余何?”尽管随着时势的发展,吴宓并没有去步静安先生的后尘,杀身成仁,但是在沦陷之城日诵《顾亭林诗集》,则其所持大节的决心亦可知。
(二) 离开故都,踏上飘摇的行旅
清华大学早就在长沙建立分校,并将图书和教学设备有计划转移。七七事变后,教育部决定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于1937年11月1日开学。清华的教授,接到通知后,陆续南渡。9月7日,冯友兰、吴有训离开北平,属第一批南行人员。9月14日,沈履、潘光旦与赵世昌离校,属于第三批。9月21日,朱自清前往北平汤姆斯饭店三次兑换南下的盘缠。9月22日,朱自清到达天津。
吴宓行事仿佛比别人慢半拍,他不忍离开故都。经过反复考虑,并和朋友探讨,终于踏上飘摇的行旅。
1937年11月7日,吴宓离开北京去天津。此前,他曾两次到天津,为南渡做准备,11月4日去天津,在大雾中作别故都,吴宓和绛珠结伴,作诗《晓发北平》:
十载闲吟住故都,凄寒迷雾上征途。
相携红袖非春意,满车戎衣甚霸图。
乌鹊南飞群未散,河山北顾泪长俱。
前尘误否今道悔,整顿身心戴世需。
11月7日中午,吴宓和毛子水到达天津,住六国饭店,见到在此已住多日的陈寅恪一家,汤用彤、贺麟等人也到了。11月8日,吴宓领到清华大学发的旅费140元,又预支薪水60元,然后,购买去青岛的船票。
11月10日,吴宓和毛子水、K等人登上船,船上人非常拥挤,到处是逃难的人群,船舱中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幸好有床位。满目都是拥挤的人群和杂乱的行李,有一个广东的商人携带生螃蟹一篓,不知什么原因,螃蟹从篓子中爬了出来,有一只爬到吴宓的床上,吴宓大吃一惊,忙起身抓螃蟹,经过一通折腾,他终夜无眠。
11月13日下午两点,客船抵达青岛,在青岛客运站码头停泊,吴宓和K等人登陆(旧时大港2号码头),将行李交给中国旅行社。码头上有人持“招待平津流亡学生”的横幅,吴宓持清华大学证明书、徽章、名片向警察游说,免检行李放行。
4点,吴宓乘马车,行经街市,看到日本人在青岛的财产被查封,店铺大多关门。青岛的街道整洁,房屋华丽,依山面海建筑的房子,全是红瓦,掩映在绿树丛中,一阵清新的海风吹过,吴宓感受的冬天初起的寒意,心中无限悲怆。吴宓是一个真诚的爱国知识分子,早年在清华学堂求学期间,对日本帝国主义攫取青岛的企图十分愤慨,曾写长诗《哀青岛》。如今吴宓来到青岛,一想到这样美丽的家园,将要沦为战区,心中又是一阵伤感。当晚,吴宓一行住在青岛的中国旅行社(今中山路中国银行大楼)。
来到青岛后,吴宓获悉,前三四月,日寇轰炸济南,但胶济铁路照样运行。吴宓和毛子水等人商议,决定乘火车南下,在青岛买好火车票、办好行李后,吴宓和毛子水、杨钟健、卞美年等人在一家西餐社吃晚餐,并喝青岛啤酒,几个人AA制,每人出1.5元,吴宓等人感觉这是旅途上最美好的晚餐,大家都满意。饭后,同行的女士K提出看电影,吴宓以不合时宜为由阻止。
吴宓在青岛短暂停留,没有来得及拜访董维杰,此人在青岛教育局工作。吴宓在青岛的时光,忽然想起他苦苦追求的才女毛彦文嫁给熊希龄后,每年夏天来青岛避暑消夏,熊希龄、毛彦文并打算创办幼稚园,推广学前教育,也是因为芦沟桥事变爆发,只好中断办学计划,仓促离开青岛。毛彦文是吴宓心中的隐痛和遗憾,想起她,感慨良久。
11月14日7点,吴宓等人到青岛火车站候车。8点,火车开往济南,二等车,车中人极少,清洁又舒适。当火车离开青岛,吴宓心想,自己的一生和青岛有缘,在动荡的战争年代,不知何时能畅游青岛,念之凄然。胶济铁路沿线绿树葱郁,土地肥美,屋宇崇整,人民康和,吴宓对齐鲁大地素有好感,“于各省及各省人中,最爱山东,益信孔孟贤圣之生降此方,不为无因。”可是,在这块土地上,吴宓看到军民挖掘战壕、运送军械,战火即将烧过齐鲁,心中悲愤。
下午六点车到济南。晚九点换乘津浦南行车,车上中国军兵甚多,吴宓和他们挤在一起,未能安寝。11月15日10点,车至利国车站,警报传来,乘客下车,散行田野中,火车开出站二三里处停避,吴宓一行躲在防空壕中,日军飞机投弹飞走,解除警报,火车行使。
11月16日,吴宓一行到郑州。在郑州一酒店,吃到所谓的黄河鲤鱼,又喝了一点酒。走在大街上,满眼伤兵,又有军官战死前线的,士兵抬棺而过,棺材上以随风飘扬的白纸条为旌旗,吴宓触目伤心,强烈地感到战争给民生带来的祸害,他觉得郑州也危在旦夕。
在郑州的一旅社,吴宓给清华大学发电报:“长沙,临时大学梅月涵(梅贻琦)、袁守和(袁同礼)先生,吴宓率高棣华及学生陈慈、张婉英即到湘。”读吴宓至此,恍然大悟,心中的谜团解开,原来K女士是高棣华(K与其姓简称G相邻)。这位多年占据吴宓日记头条位置的高棣华,后来到达昆明后嫁作他人妇。吴宓一路在动荡离乱之中,像师长,又像男友一样照顾她,使她平安到达长沙。11月24日,日军轰炸长沙繁华市区,在东车站投炸弹,致二百多人死亡。其时,吴宓和K虽不在一起,但都在长沙街头,他很镇定,唯一的担忧是K的生死安危。事后,吴宓写道:“宓亦畏死,然不敢惜死。……但愿上帝保佑K,使勿遇祸,使能生还至其母所……宓岁爱K,然以年龄悬殊,决不强求,只愿以至纯洁之心护助之。”吴宓痴情,用心良苦,由此可见一斑。
在平汉车站候车,小雨迷蒙,车站月台上,人多如山,拥挤充塞,喧哗纷扰,到处都是因战争迁徙的难民和流氓,吴宓看到,感觉情形恐怖。毛子水此时丢掉大学教授的斯文,跳入列车,吴宓等人将随身行李由窗口递入,在人潮汹涌之中,奋力挣扎,吴宓差一点被人挤下车。
(三) 向南 向南 至湘水衡山
11月17日,吴宓至汉口,访武汉大学的朋友,并去大公报编辑部访张季鸾,吴宓到大公报编辑部时,张季鸾刚好过接待从战地归来的青年,谈起战争局势,张季鸾对抗战持乐观态度。
11月18日,天上依然下着小雨,吴宓到武汉大学,大学位于珞珈山,地临东湖,风景优美。
11月19日,乘车过洞庭、岳阳一带,雾雨苍茫,山林湖泊,在车窗外连绵而至,吴宓看到三楚风景,心情一爽。这天下午一点半到长沙,到韭菜园一号圣经学院长沙临大所在地报到,被告知,临大文学院设在衡山(南岳)圣经学院。吴宓访清华大学同事沈履、潘光旦,在朱经农宅见到梅贻琦校长。
这天晚上风雨大作,寒风从玻璃缝隙中钻进来,棉被又薄又小,寒冷在黑暗中浸透过来,吴宓缩了缩身体,一会清醒,一会迷糊,挨到天亮。
11月底吴宓购买生活用品,准备去南岳。此后,吴宓几乎天天携带行李冒着冷雨在汽车站候车去衡阳,由于运送军队,再加上战争影响,一连六七天乘不上车。12月6日,改乘火车,下午四点,终于到衡山县城。吴宓南渡行路难,让笔者想起《围城》中所描述的情形,比起小说中描写的更惨烈的是遭遇空袭轰炸。
12月7日,到南岳市,到圣经学院又热又累,吴宓一行在学生食堂吃过午餐后,登384级台阶,终于到“家”了——教授宿舍。吴宓与沈有鼎住一室。每人一木架床,一椅,一煤油灯。教授的饭食也还不错,饭菜是由冯友兰从河南带来的厨师烧的。南岳气候温暖,风光秀美,吴宓一路南行,视野开阔,在南岳登教授宿舍楼极目四望,观日出,眺山景,走出人事琐屑和私人情感的局限,胸中有山岳,欣赏自然之壮美,心情愉悦。
北平北大、清华的教授们从不同的路径汇聚到南岳,摆脱了沦陷区的阴云笼罩,学者云集,留传不少佳话和逸事。
有一次教授们在饭厅吃饭,菜太咸,有人说,菜咸也有好处,可以防止人多吃菜。闻一多随即用汉儒解经的套路说:咸者闲也,所以防闲人多吃也。大家听后大笑。闻一多还作了一首诗:
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
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
嘲笑、戏弄哲学系的教授而作。哲学系的金岳霖眼睛怕光,经常戴着一副眼罩。郑昕喜欢喝酒。第二句是指他两人说的。诗中第三句是指冯友兰,马二代指其姓。当时,吴宓南行时有一首诗,其中有“相携红袖非春意”之句,冯友兰认为不很得体,第三句就此而言。第四句指沈(冗三)有鼎,他正在研究周易占卦的方法,用纸枚代替蓍草。
冯友兰和闻一多所住的教授宿舍楼前有一棵腊梅,腊梅正开,站在楼上的栏杆旁边,恰好与腊梅相齐。有一天,闻一多又与冯友兰说起吴宓的那句“红袖”诗,闻一多随口说出一句诗:
每饭不忘“红袖”句,
冯友兰灵机一动,随口接了一句:
凭栏惟见腊梅花。
“相携红袖非春意”句,吴宓自注曰:“至于弭出京(北平)南下,赴津,与(绛珠)相约乃同火车系用作‘掩护’。”会不会给人“掩耳盗铃”的感觉呢?吴宓性格固执,甚至偏执,认真,乃至较真,他对他垂青的女性可谓一腔赤诚,纯洁的感情不容别人误解。作为单身教授,在南行路上,照顾几个女性,可能引起别人的误解。不知冯友兰和闻一多的打趣,是否传到他的耳朵,是否刺激他敏感的神经。当年,李健吾编写的一部以吴宓为生活原型的三幕剧问世,剧名就叫做《新学究》,吴宓大受精神刺激,甚至起了自杀的念头。
在南岳时,教授宿舍紧张,于是合并,吴宓、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四人同住一室。在钱穆看来,三人平日孤僻,不爱交游。每天晚上,闻一多自燃一灯放在座位上,默默读《诗经》《楚辞》,每有新见解和新发现,就撰写成篇。吴宓则为明日上课抄写笔记写纲要,逐条写,又合并,有增加,写好后,用红笔加以勾勒。吴宓严谨备课给钱穆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沈有鼎看到他们勤奋用功,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吴宓听此言,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去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沈有鼎只得默然。(笔者按,吴宓日记中有几处记录,看得出,吴宓不喜欢沈有鼎,有时反感,因其不讲卫生,且自私)。吴宓又规定宿舍作息纪律,限十时息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睡眠。
次日,吴宓一早最先起床,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拿出昨晚备课所写条目,反复诵读。等他人都起床后,回到宿舍。
钱穆和吴宓同住一宿舍,了解其为人之后,慨叹:“余与雨生(吴宓字,又作雨僧,所以有人称他为“情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是不是时人对吴宓的误解,有不少人是道听途说的呢?
1937年吴宓辗转到南岳,刚刚获得心灵之宁静,就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一个消息,好比一颗炸弹,将他心灵之宁静炸得粉碎。
南岳临大文学院图书馆开师生新年同乐会。教授、学生沿长案一排排就坐,有简朴的糕点。比起往昔的清华园中的聚会,虽然简陋,但真切地感受到流离之中的欢聚。“有冯(友兰)、钱(穆)诸公的演讲;有自前线工作归来的学生报告;有各种诙谐;有涂文、李劭、傅幼侠等之唱京戏,有浦江清、沈有鼎之唱昆曲。又有奏乐器者。”这个晚会从8点开始,12点结束。师生欢笑在南岳,让人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晚会结束后,一个令吴宓震惊的消息传来。贺麟让吴宓看《大公报》电讯,熊希龄于25日在香港病逝,吴宓在震惊之余为自己深爱的毛彦文悲痛。“万感纷集,终宵不能成寐。”吴宓在枕上写诗一首,有“忏情已醒浮生梦”之句。吴宓点小灯,写下这首诗,然后再寝。思感缠绵,一夜无眠,东方破晓。“此空前大劫之国难1937遂于此终,觉地老天荒,一切都尽。彦嫁未满三载,得此结局!人生如小说戏剧,真到结尾收场时矣!”
这个令吴宓百感交集的消息,意味着吴宓又可以追求毛彦文,此后,吴宓的情感处于希望和绝望的动荡交织中。而毛彦文面对这个世事无常的重大变故,心如磐石,反而加剧了她终生不再嫁人的决心。“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在北平时,吴宓为追求毛彦文而离婚。此时,这个消息对吴宓来说,又重新燃起爱情的火焰,吴宓在去昆明的路上,取道香港,很明显,目的就是想去见毛彦文。
毛彦文是怎样看待吴宓的追求呢?她不承认她和吴宓之间有过什么“爱情”经历。毛彦文认为在吴宓心中有个完美女性的形象,很不幸他把海伦的理想形象投射到她身上。吴毛个性差异太大,吴宓当时的情感状态还不能给毛彦文以安全感,这也是他们无法走到一起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表哥朱君毅和毛彦文多年婚约,被朱君毅毁坏,这对毛彦文是一个非常大的心理伤害,而她始终忘不掉表哥。而吴宓是朱君毅的好友,她自然无法接受吴宓的爱。
吴宓在毛彦文心中是什么形象呢?毛彦文很清楚吴宓其人的优点:“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倍加关切,不仅负担她及他们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绝不是一个薄情者……”
吴宓追求毛彦文,弄得世人皆知,以致时人对毛彦文存有误解,比如,刻薄寡情,追逐名利,性冷淡……随着毛彦文的回忆录《往事》的出版,很多加在毛彦文身上的不实之词被一一抖落。
苦恋毛彦文是吴宓一生的感情悲剧,世事如棋,人生是局,而吴宓沉迷其中,无法觉醒。
(四) 一路飘零到昆明
据《吴宓日记》1938年1月13日至22日日记记载,长沙临时大学迁到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月19日,写一信给毛彦文,约到港访晤。吴宓对能否和毛彦文相见,没有把握,处于动荡的乱世,会晤极难。吴宓去昆明的路线是由南岳到长沙,然后乘火车到广州,然后至香港,由越南海防入滇至昆明。吴宓取道香港,就是为了见毛彦文,情急心切,甚至在长沙过1938年春节时,对K情感冷淡。
1月23日,朱自清送吴宓到校门口,吴宓下午三点到长沙。在长沙,吴宓非常惊喜地得知,甲、乙两大木箱书,已于三日前运送到长沙。随后一个星期,吴宓整理书籍,将重而大之书,装入乙箱,托叶公超转学校代运至滇。其余书籍打包,计23包,邮寄至昆明。
吴宓在长沙除了和同事、朋友交游、宴请,一个人的时候,吃馄饨、元宵充饥,他最喜欢吃米酒冲蛋和牛肉粉,味美而且有营养。在飘零的旅途中,吴宓在长沙和南岳住的时间最长,他孤身一人,没有家眷,在街头小餐馆品尝当地的风味小吃,获得短暂的喘息和片刻的心灵安宁。
1938年1月30日,是旧历丁丑除夕,在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中,吴宓和毛子水、慈、婉、吴维先、俞欣、俞成等人在一家餐馆欢宴,席间,大家谈论学校的事情,然后话题转到时局,不知战争何时结束,而中国未来之命运也不清晰,喜庆之中多了一层伤感。吴宓因宴席间没有K,似乎有点心神不宁。
宴席散后,吴宓归,一个人孤零零的时候,不由得感世伤身,忧念宗国。作一诗排遣,有“陪人每饮无情酒”之句。诗中,写到未来中国局势,日本伪满洲国日本势力、苏联支持的中共势力、英法美支持的国民政府,三足鼎立,类似魏、吴、蜀。
在吴宓的日记中经常看到日寇飞机空袭的字样,比如,1938年2月7日记载,“敌机来袭,投弹于长沙北门外飞机场等地,死伤数十人”;再比如,1938年2月5日,吴宓由长沙至广州途中,“晨有警报来,列车由乐昌急速后退至平石站停”,火车停了一天多,夜半,重过乐昌,一路不停,见车站及田野民家炸弹毁凿的累累痕迹;1月17日,已到广州两三日的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是日复有空袭,白云山、中山大学一带,投弹甚多。”这天,吴宓身体不适,受寒,微泻。
吴宓于2月19日到香港。在香港,吴宓见到清华的老朋友陈寅恪唐晓莹夫妇、叶公超、金岳霖等人,并在西文书店为联大外文系选购旧书。在香港,吴宓最想见毛彦文一面而不得,但她委托堂弟毛仿梅和吴宓见面,毛仿梅详细告诉吴宓熊希龄到香港后生病、去世、丧葬的情况,并告之毛彦文近况。另外,毛仿梅致吴宓信一封,写道:“鄙意以为先生如爱护她,此后就不必和她写信了,更不需要去看她,以免外间流言。”
吴宓自然不悦,按说,这封代表了毛彦文想法的信,已经明确告诉吴宓,两人之间绝无可能再正常交往了。可是,到了昆明后的吴宓仍然痴心妄想,后来,毛彦文到重庆时,吴宓希望她能到昆明来看他,这不过是梦幻泡影。最后,毛彦文不再收阅吴宓的信,将他写的信原封不动退回。
极度的失意中,吴宓离开了香港。3月3日早晨,船到安南海口,吴宓因天气和饮食,大病一场,腹泻,发热,不寐。他自己认为这病因在长沙和香港受到的各种刺激而得,内心的郁闷没有随着腹泻而去,自然不能马上恢复健康。
3月5日,吴宓一行上了滇越火车,他和毛子水、陈梦家、赵萝蕤同座。行车速度快,火车沿着富良江上行,两岸稻田茂盛丰美。吴宓与赵萝蕤多谈英国文学。
在去昆明的旅途中,吴宓想起在海防生病,感念身世,作诗一首,题为《流转》,顾亭林四十五岁作《流转》诗,吴宓也四十五岁,遭遇空前国难,用其题,抒发自己的心怀。诗中有“流转吴会间,……登高望中原,何处非吾土,……”
3月7日,车近昆明,云日晴丽,花树缤纷,稻田广布,溪水交流,俨然江南风景。极目四望,色彩绚丽,好似意大利。吴宓初到昆明,赞美、欣赏昆明风景壮阔,规划伟整,吴宓和同事游览圆通公园、翠湖等风光,感觉和北平相似。自1937年11月离开故都北平,吴宓行过不同地方的路,游过不同地方的城,惟有昆明最像北平。
此时,由于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大批学者云集,昆明由此成为抗战时期的文化中心之一。吴宓的交游和北平无异,但是,他绝对没有料到,他的后半生会交付西南,在昆明、重庆、成都之间辗转往返,终老西南。
结语
吴宓的人生轨迹和命运被抗战改写,但性格决定命运,左右他一生的除了时局,那就是他的性格了。吴宓的性情是孔夫子和贾宝玉的奇妙混合,再加上留美求学的经历,造就了吴宓奇崛多舛的人生。他的性情是古典主义的君子、浪漫主义的诗人与严谨刻苦的学者三位一体。
至于吴宓的感情问题,在当时就已经成为学者圈中的谈资,而且他也不忌讳。说到底,吴宓对女性的爱是发乎情、止乎礼,有时,隐忍着自己的情感痛苦,成全别人;有时,一厢情愿地为他垂青的女性着想。诚如江勇振所说:“吴宓谈恋爱,光说不练是意淫,像吴宓,只在日记、书信里演练他对女性的爱;又练又说,像徐志摩,是浸淫,是真恋爱;光练不说,像胡适,是真淫。”
在20世纪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吴宓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心灵之中蕴涵着20世纪的风云气象,以及历史的沉重和荒谬。1969年5月9日,在被批斗时,吴宓折断了腿,又得不到及时治疗而致残。1978年1月,吴宓教授弥留之际疾声振呼:“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我要吃饭!” 他终究没有迎来一个春天,永远地沉没在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刻,连同他的尊严和哀伤。
时光隔着20年,听一听吴雨僧传来的声音,心有所动,心有所思。这声音分明提醒我们——世间已缺吴雨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