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主流散文征文：由王小波及知识分子精神的闲扯

非主流散文征文：由王小波及知识分子精神的闲扯

　　◎戈多
　　
　　 那个叫王小波的怪才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十年了。1997年的4月11日，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猝死家中，年仅45岁。他给我们留下了一批耳目一新的有趣作品。
　　 王小波下过乡、留过学、当过老师，身份始终摇摆不定，也许他最为看重的还是自由作家。无疑他从经历到写作风格都是有其鲜明的“波”式特色的。王小波创作较早，成名却晚。在成名之前，经历过异常的煎熬，作品很难出版，至于说被认可就更是一个奢望。王小波的成名是由于他的代表作《黄金时代》1995年在中国内地的首次出版。1995年以后，王小波一下子成为了当代中国最走红的作家之一。当然，他的走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他犀利幽默的作品深受他那一代人和青年人的欢迎，二是他体制外的自由作家身份及由此带来的强烈的个人魅力。
　　 十年以后，我们再来反思：王小波给我们留下来的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到底是什麽呢？十年以后我们对王小波的评价是否更加理性和客观呢？我觉得，用当年王毅的评价颇为中肯：王小波“原本秉承的是陈寅恪和顾准他们‘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血脉……在接武前人的同时，又尝试演奏陈寅恪、顾准等人以后的乐章”。
　　 以王小波为代表的恰恰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那种追求自由的独立精神。“当今的中国，自由主义缺的不是学理，而是实践……即便我们写不出罗尔斯、哈耶克那种层次的理论巨著，我们也可以实行‘拿来主义’，但倘若我们干不了甘地、哈维尔等所干之事，那是绝不会有人替我们干的”秦晖在《流水前波唤后波》一文中说，“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用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俗世的‘殉教’精神”。自古至今，中国是多麽的迫切需要这种“殉教”精神啊，事实上正是它构成了中国华夏民族的脊梁精神之一，比如司马迁、弥衡、嵇康、李白、徐渭、陈寅恪、顾准等等，很可惜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太少了，多的是世故、惜命、圆滑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实在是过于“聪明”了。著名学者王彬彬就曾对于“聪明”一词给予过精辟的阐述：“这里的聪明，是指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活命智慧，一种处世技术，是指‘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指一种形而下的立身手段……他们知道怎样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报偿。这些人的立身处世，借用《庄子》里的话，真可谓是‘进退一成规一成矩，从容一若龙一若虎’。于是，这些聪明的人，以他们惊人的聪明，为自己赢得了人生的大成功。”于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成为他们的至理名言也就顺理成章了。
　　 考量一个民族的脊梁，而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否坚挺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之一。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先天就具有一种“软骨病”，具体表现为圆滑、世故、乖巧、投机，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出来专制的政治体制对于知识分子骨子里自由精神的压制与剿杀，于是众多的知识分子在白色恐怖之中喑哑了自己的嗓音，被政治收买与招安，转而为帮忙与帮闲，甚至帮凶，从而投机为了一己私利，为暴君与暴政出谋划策、粉饰太平，这样的聪明人中国的历史上还少吗？张仪、李斯等等，不胜枚举，从而登上了权利的颠峰，也有像《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杜慎卿之流完全被统治阶级的封建思想洗脑，迂腐而可笑。总之，他们整体上惊人的一致，对于自己的主子耽心竭虑、甘为鹰犬，而对于同类或下层人民则狐假虎威、作威作福，就像阿Q对待小尼姑一样，当代也不乏这样的知识分子，或对于民主、民权、民生充耳不闻，或者对于敏感问题假装闭眼，刻意回避尖锐矛盾，而对于他们服务的主子就像哈巴狗一样。从理性上来看，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软骨病”是有其积弊的，即匮乏为自由而牺牲的人，有缺乏为信仰而抗争的人，多的是混混噩噩的没有原则的利己主义者、投机分子，完全是封建社会奴化教育的结果，也是封建思想钳制异化的恶果，以至于流毒到今天。今天这样的大批知识分子仍然繁多，拿着优厚的待遇却不干正事，或逃避于自己的象牙塔中，或甘当恶势力的马前足，对于弱势群体充分暴露出来了其冷漠性。前些日子，在网络上风行的《中国经济学家的十大混帐语录》就是一例，对于一些所谓经济学家的所谓至理名言的充分揭露，像什麽“经济学家就是为经济利益集团服务的”、“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等等，我曾经著文《“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为这些“聪明人”唱过颂歌。由此可见，专制的政治对于知识分子自由精神的戕害是非常严重的。
　　 而在新形势下，知识分子又面临了另外一种困境，商业文明对于知识分子自由精神演变成为一种隐形杀手，它迫使知识分子独立、自由的人格的彻底丧失，使其沦为商业文明的奴隶。商业文明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使一切沦为商品化，甚至包括知识、人格、尊严，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表现为对于商业文明文化的本质“娱乐至死”的全盘接受。尼尔•波滋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说：“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格外笑容满面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而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就充当了商业文化的帮凶，也就是这种“满面笑容的人”，比如易中天、于丹之流的电视明星学者就是一例，学术的媚俗性正可以反映出“娱乐至死”对于他们的熏染，打着弘扬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幌子，从而实现这些所谓学者名利的最大化。受到严重创伤的恰恰是被他们所阉割的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在中国的文坛上，这种媚俗的风气正大行其道，为了发行量与销售量，其快餐化的生产模式蔚为壮观，而鲜有艺术价值。所以在商业社会里，人的异化已经相当严重，这在以卡夫卡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中得到了鲜活而生动的体现，创造出了一块又一块的活化石，表现出了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的良心以及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这在当代中国的新形势下是多麽的迫切需要啊，而以王小波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恰恰表现出了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的对于自由精神的最求，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浮躁、功利的商业文明下简直是凤毛麟角。
　　 由此可见，真正的精英知识分子在商业文明下实际上面临着双重困境。而对于那些“软骨症”者而言，你们这些阳痿者何时才能真正的挺其胸膛来做男人呢？
　　
　　2007年6月19日。